1892年的冬天,绍兴城里的三味书屋很冷。周樟寿十二岁,因为父亲病重需要一早出门去当铺和药铺,结果那天上学迟到了,被老先生寿镜吾训了一顿。他没有辩解,回到座位上拿出小刀,在书桌右上角刻了一个＂早＂字。这事儿后来被写进了课本,可当时没人知道,这个少年后来会成为鲁迅,会用笔跟整个时代较劲。
那一刀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他跟自己的约定。从那以后他再没迟到过。这股劲儿一直跟着他,从三味书屋跟到南京,跟到日本仙台,跟到后来那些个彻夜不眠的写作夜晚。
1898年,周樟寿十八岁,去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来又转到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1902年他被公派去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1904年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那时候他的想法很直接,父亲就是被庸医耽误死的,中国人身体弱,得先把身体治好。
转折发生在1906年。在仙台的课堂上,老师放幻灯片,画面里有个中国人被当作俄国间谍砍头,周围一圈中国人麻木地围观。周樟寿坐在教室里,那一刻他想明白了,比身体更要紧的是精神。身体再健壮,精神上是看客,也没用。他当年就退了学,回到东京,开始搞文艺运动,跟朋友办杂志,翻译外国小说,想用文学改变国民性。
那几年他翻译了果戈理、契诃夫的作品,写文章批判旧礼教,结果响应的人寥寥无几。1909年他回国,先在杭州教书,后来去了绍兴,再后来进了北京教育部当公务员。从1912年到1918年这六七年,他几乎没写什么东西,每天抄古碑,买古书,日子过得沉闷。
1918年,《新青年》杂志的钱玄同找上门来,劝他写点东西。周樟寿犹豫了很久,最后答应试试看。那年5月,他用笔名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头那句＂救救孩子＂像一声呐喊,把当时整个新文化运动的调子定住了。
从1918年到1936年这十八年,鲁迅一篇接一篇地写。《孔乙己》《药》《阿Q正传》《祝福》,这些小说写的都是他在绍兴、在底层见过的那些人,写他们的麻木、愚昧,也写他们的苦。杂文更是一篇比一篇硬,骂封建礼教,骂帮闲文人,骂那些装糊涂的看客。他的文章不绕弯子,一刀见血,得罪的人不少,但年轻人爱看,觉得他说的是真话。
1927年他离开北京去了上海,那几年局势紧,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他一边躲追捕,一边继续写。1930年他参与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用笔杆子支持革命。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终年五十五岁。出殡那天,上海的工人、学生、市民自发上街送行,送葬队伍绵延几里,棺木上覆盖着一面旗子,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鲁迅一辈子没当过什么大官,也没打过仗,但他用笔做的事,跟那些扛枪的人一样要紧。他把那个＂早＂字从书桌刻到了骨子里,从十二岁刻到五十五岁,从对自己严苛刻到对整个时代不留情面。他后来做成的事,就是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知道,有些话必须有人说,有些事必须有人做,哪怕当时没多少人响应,也得说,也得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