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的一天,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的女政委赵一曼,在黑龙江珠河县被日军逮捕。她当时已经身负重伤,左大腿被子弹击穿,血流不止。日军把她押到哈尔滨警察署,用尽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这些酷刑,问她抗联的部队在哪儿,有多少人,领头的是谁。她一个字也没说,熬过一轮又一轮审讯,伤口溃烂化脓,日本人怕她死在牢里什么也问不出来,只好送她去医院治疗。
那时候很多人想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能扛得住那些刑罚。其实赵一曼不是天生就硬,她是四川宜宾的大户人家出身,原名李坤泰,十几岁进成都女子师范读书,后来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入党。她本来可以留在城里做地下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东北,到最苦最冷的林海雪原里组织抗日游击队。那时候她儿子才三岁,她把孩子托付给别人,自己上了关外。
她在抗联队伍里不光管政治宣传,也带队打仗。珠河县一带的日伪军都知道有个＂红枪白马女政委＂,骑着白马,背着驳壳枪,领着队伍袭击据点、炸铁路、截军列。日军对她恨得咬牙,悬赏缉拿,最后在一次突围战里,她掩护队伍撤退,自己受伤被俘。
赵一曼被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住院治疗,日本人派了看守日夜盯着。她在病床上躺了几个月,伤口慢慢愈合,但她心里清楚,等她能走了,等待她的不是放人,是继续审讯或者枪毙。她没有放弃,在医院里悄悄做看守和护士的工作。
负责看护她的护士韩勇义和看守董宪勋,都是中国人,赵一曼一次次跟他们说,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土地,烧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同胞,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能帮着他们。她说得诚恳,也说得明白,韩勇义和董宪勋被她说动了,决定帮她逃出去。
1936年6月28日夜里,韩勇义弄到一辆马车,董宪勋解开手铐,三个人趁着夜色出了哈尔滨城,往珠河方向赶。他们在路上跑了两天,眼看就要到抗联的活动区域,却在一个小镇上被日伪军哨卡拦住,身份暴露,三人全部被抓。
日军这次没再审讯,也没再关押,他们知道从赵一曼嘴里问不出什么,直接下了处决令。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往珠河县刑场枪决,临刑前她给儿子写了一封信,托人转交,信里说:＂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赵一曼牺牲时年仅31岁。她的儿子后来长大成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知道了母亲的事迹,按照母亲的遗愿,没有忘记她为什么而死。珠河县后来改名为尚志市,是为了纪念抗联将领赵尚志,而赵一曼的事迹也被写进了教科书,写进了无数人的记忆里。
她不是唯一牺牲的抗联战士,东北抗日联军在林海雪原里坚持了十四年,无数人战死、冻死、饿死在那片土地上,很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但赵一曼留下了,不只是因为她是女政委,更是因为她在最残酷的刑罚面前、在最绝望的处境里,始终没有动摇过。她用自己的命守住了队伍的秘密,守住了一个中国人该有的骨气。
今天我们在课本里读到她的故事,读到的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而是那个年代里无数个像她这样的人,用血肉撑起来的那根脊梁。她没能看到抗战胜利,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但她参与打下的那个底子,一直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