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抄袭小学课本?是不懂小说叙事还是故意歪曲?

文学私秘发了这样一篇文章，他说莫言《红高粱》抄袭小学课本第一课：

他说语文课本中有这样一句话：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啊！秋天来了。

《红高粱》中有这样一句：

秋风起，天气凉，一群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等等。

这就是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葛维屏提出的“证据”。

我有颇有些疑惑：到底是这位作家不懂小说叙事，还是有意歪曲、借着鉴抄蹭热点？

如果要把这简单的一句搞明白，需要把小说中一整段叙事列出来，我们来一起看看。

父亲在墨水河里玩过水，他的水性好像是天生的，奶奶说他见了水比见了亲娘还急。父亲五岁时，就像小鸭子一样潜水……父亲知道，墨水河底的淤泥乌黑发亮……秋风起，天气凉，一群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等等。高粱红了，西风响，蟹脚痒，成群结队的……父亲听着河声，想着从前的秋天夜晚，跟着我家的老伙计刘罗汉大爷去河边捉螃蟹的情景。北斗勺子星——北斗主死，南斗簸箕星——南斗司生、八角玻璃井——缺了一块砖，焦灼的牛郎要上吊，忧愁的织女要跳河……刘罗汉大爷在我家工作了几十年，负责我家烧酒作坊的全面工作，父亲跟着罗汉大爷脚前脚后地跑，就像跟着自己的爷爷一样。

这一段中学生读起来毫不费力的文字，却包含了复杂的叙事技巧，老师得做点功课才能讲明白，学生是否能掌握这种写作技巧，那要看他们的悟性了。

莫言是“讲故事的人”，他的小说在很多叙事者之间转换，以上面这段话来说：

第一是全能叙事者。小说家都是全能叙事者，说评书的也是，他们无所不能，他们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前世今生，甚至死后还可以“关公显圣”“定军山诸葛显圣”。上面这段中，“奶奶说他见了水比见了亲娘还急”，“我”并未见过奶奶，但是作家这样写，让人觉得真是可信，这就是奶奶说的。这就是全能叙事。

第二突然转到了父亲身上。“父亲知道……”，由他来告诉读者在墨水河里畅游是什么感受。

第三再次转换，这时候“我”出现了。那句“秋风起，天气凉”文末有“等等”两个字，这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能忽视。因为这时候叙述者已经不是“父亲”，而是“我”。父亲在1933年的墨水河的秋天里畅游，1983年的孩子也可以在墨水河里畅游。抓出小学一年级入秋开学第一课的句子，这种时空的转换，瞬间让我们想起了小时候光腚下河的场景。

第四次转换，又到了父亲身上。父亲“想着”抓螃蟹的趣事，什么“北斗南斗”，“焦灼的牛郎要上吊，忧愁的织女要跳河”，这也许是高密民间的歌谣。

第五次转换，又回到了全能叙事者在说话，介绍罗汉大爷。

平庸的小说首先输在叙事技巧上，或者说它们只有一种叙事，就是用全能视角平铺直叙，这是不懂作文要“曲达”，要曲径通幽，要千方百计牵着读者的思绪。实际上高明的说书人都不止一种技巧，比如袁阔成说《三国演义》，袁老经常自己跳出来，对人物品头论足，这让这部评书成了难以逾越的经典。

莫言小说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就是“我”的叙事视角不断干预小说的发展，“我”可以臧否人物，可以让历史和现实交汇，我可以击节赞叹，甚至自惭形秽，剖析自己的灵魂。

上面这段文字的高妙之处，就在于时空的穿梭，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少年的感受，出现在同一个情境之中。

“等等”两个字，是需要读者去填充的，如果你愿意，随你填充什么。

我想了好久，不记得一年级学了什么课文，只记得上学第一课是学五个字，有两个字很难写，这个一辈子不忘。

我倒是记得这样的话：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没看见，打个王八蛋。这是最初的童谣记忆。

还有这句：哎呀我的天儿啊，破鞋烂脚尖啊，老师要我交学费啊，我说没有钱儿啊！这是上学后的。

还有比较复杂的：

大麻子有病二麻子瞧，三麻子抓药四麻子熬。五麻子买板六麻子钉，七麻子挖坑八麻子埋。九麻子坐炕哭起来，十麻子问你哭啥啊？他说大麻子有病我没来。深深地挖，高高地埋，别让大麻子蹦出来！

我也不知道这个民间童谣有什么意义，也许它没什么意义，也许它悲伤、幽默、乐观并存，很有意义。小说家可以据此编一个更有意义的故事。

我的“填充”肯定不行，不符合相隔五十年的秋天的意境，倒是有点符合“父亲”的心理活动，“焦灼的牛郎要上吊，忧愁的织女要跳河”。

但是绝不能填充这种句子：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这是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唱词。同样是秋天，同样是北雁南飞，但这词和小说叙事完全不搭。而这段词，是从范仲淹《苏幕遮》中来的：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唯一的不同，是王实甫把思念改造成了“执手相看泪眼”的别情。

当然，葛维屏可以说王实甫是在抄袭范仲淹，不过这种标准，会导致中国古典诗词无一不抄。

上面这两段语言，适合出现在哪里呢？我找了一个归宿，余华的《古典爱情》，这篇小说有着大量的古典诗文的意境，然而余华用这种语言诠释了“古典爱情”的真相：相思可以，一动真格的就“不灵了”。古代小说中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最终成了“大团圆”的说谎文学，余华对此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揭露，他告诉了人们真相。

世界范围内，小说为什么会取代诗歌，独坐文学体裁的第一把交椅？因为它全景式地展现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又是由语言来决定的。小说语言具有无与伦比的丰富性，它可以阳春白雪，可以下里巴人，可以庙堂之上，也可以李逵一般的“贼厮鸟直娘贼”。试想官老爷一本正经地审案，拼命三郎石秀就大骂“你这个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这样的语言该多么有趣？试想朝廷的圣旨刚刚宣读，李逵就大骂“你家皇帝姓宋，我家哥哥也姓宋”，该是多么痛快？

小说就是千方百计领着你走进光怪陆离的生活，小说家总是让你以为他说的是真的，为此他们总是绞尽脑汁，变换叙事方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就是写“我”发现了一个人留下的手稿，然后又以手稿来转换成“我”的叙述，让读者身临其境西伯利亚苦役犯的境遇。和这种叙述一模一样的，有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还有余华的《活着》。当然，你可以说后面两个人都是“抄框架”。

莫言小说语言的特点，是他在不同时空的反复穿梭。人类文明是由语言组成的，可以说语言就是文明本身，忘记了语言就忘记了历史。莫言小说语言，杂糅了政治语言、官方语言、民间语言，甚至歌谣谚语歇后语，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如果只顾情节，那是错过了太多风景的。唐小林不是动辄说莫言小说“注水”么，那么他更适合看点情节热闹的武侠言情悬疑侦探，何必读莫言呢？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莫言的《欢乐》，这篇小说是用第二人称“你”的方式，向读者叙述了一个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多次高考失败、极度不被人尊重的农村青年的心路历程，他最终走上了喝农药自尽的路。

经历过高考的人都熟悉这种心路历程。小说中的“你”一直处于一种混乱的联想之中，中学生的心路是什么呢？大概最接近他的生活的，就是他课本中的语言，语文的、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当年我可是睡觉做梦都在背诵英语课文的，语文课本中我最讨厌的就是“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

《欢乐》这篇小说，有着大量语文课本中的用词，更有电影名称、各种言不及义、语无伦次，小说的早期版本中，这些地方都在下放点出了重点号。后来的版本不见这些重点号了，大概是编辑觉得没必要：上过中学的读者如果细心读来，自然会发现他们，从而会心一笑的。

意识流小说，就是难在这个地方，作家必须要捕捉人物内心流淌的语言的珠贝。

比如小说的开头，“蓊蓊郁郁”，这是来自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这不是作家想不出更贴切的词，而是一个中学生的意识流。还有面如敷粉、鬓若刀裁这种评书语言。

还有：今夜星光灿烂。气急败坏声嘶力竭。

再看这一句：等价交换，礼尚往来这种语无伦次。

我以为后来的版本去掉这些重点号是对的，重点号会导致阅读时眼睛的不公平，当然这让葛维屏有了“鉴抄”的空间，也给唐小林提供了挑病句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