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的本质与特征

厘清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的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是展开相关探讨的逻辑前提。为此，本文从技术逻辑与教材逻辑的辩证关系出发，界定其核心概念，并归纳其在内容形态、组织方式与价值取向三个维度的显著特征，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启发。

（一）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的本质

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是指以课程标准和育人目标为依据，遵循学科知识逻辑、学生认知逻辑与教材编排逻辑，借助技术对知识内容进行选择、组织、呈现与评价的系统性设计过程。它不仅涵盖正文内容的选编，也包括拓展资源与生成性内容的规范整合。质言之，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既非数字资源的简单集合，也非纸质教材的电子化迁移，而是教材内容与技术功能的有机融合，最终形成以育人价值为统领、以学科知识为核心、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内容体系。

从本质上看，数字教材内容体系的建构体现了技术逻辑与教材逻辑的辩证统一。教材发展史本质上是人类媒介技术的演进史，数字教材作为现代技术与纸质教材融生的新型教学文本系统，其内容体系建构既要遵循技术逻辑，也要恪守教材逻辑。前者指依据技术的功能特征与发展规律，运用多媒体、智能适配等手段，对内容组织与呈现进行系统设计的内在理路；后者则指向数字教材作为制度化知识载体所应有的规范性。不同于一般的数字资源或教学素材，数字教材承载着国家意志、学科规范与育人目标等多重使命，既要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要遵循学科知识逻辑与学生认知心理规律。

需要指出的是，技术逻辑与教材逻辑并非天然契合的。前者强调内容的动态性、生成性与开放性，以效率、便捷和适配为导向；后者强调内容的整体性、规范性与相对稳定性，以育人、规范和价值引领为根本旨归。正是在这种张力关系中，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实现了技术赋能与教材育人的有机协调。

（二）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的特征

一是内容形态的动态生成性与相对稳定性的统一。技术赋予数字教材内容体系以动态生成能力，使其能够根据学科发展和学习反馈持续更新，形成“活的”内容体系。但数字教材作为国家意志的制度化表达，其核心内容结构与价值导向必须保持权威性与相对稳定性。因此，动态生成性并非无边界开放的，而是在明确的价值导向、课程标准和审定规范之下实现有序更新的。二者的协调，使数字教材兼具时代适应性与教材规范性。

二是内容组织的非线性与线性结构的统一。技术突破了纸质教材以章节为中心的单一路径，使数字教材能够通过知识图谱等方式形成网状关联结构，为个性化与探究式学习提供支持。但数字教材的内容建构仍要遵循学科知识逻辑与学生认知发展规律，保持必要的层级关系与递进序列。因此，数字教材以线性内容为基本架构，将非线性关联嵌入整体知识结构之中，在保证内容系统性与认知连续性的同时，为学习者提供多元化的探索空间。

三是技术的工具属性与教材的价值属性的统一。作为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的重要手段，技术能够通过多模态呈现、交互反馈等方式，优化教材内容的表达效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工具属性可以凌驾于价值属性之上。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数字教材始终以育人为根本目标，承担着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服务国家人才培养需要的重要使命。技术的工具属性与教材的价值属性是相互支撑、彼此融通的：价值属性为技术的选择提供方向指引，技术属性则为教材育人价值的实现提供更为丰富的实施路径。

二、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的困境

上述特征从理想层面表征了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应当达成的内在平衡。然而，在现实推进过程中，技术逻辑与教材逻辑之间的张力常常引发一系列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技术的“流变性”与教材的“固态性”之间的矛盾

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困境的出现，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技术属性与教材属性之间存在深层张力。一方面，数字教材的技术属性具有显著的“流变性”特征，即技术持续演变、快速迭代并不断重塑自身形态的本质属性。正如阿瑟（Arthur）所指出的，技术是可重构的，它们是流动的东西，永远不会静止，永远不会完结，永远不会完美。从富媒体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形态的更迭会深刻影响依托特定技术建构的数字教材内容体系，甚至改变其内容的存在形态。这种流变性使数字教材内容形态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呈现开放性、可变性和不确定性特征。

另一方面，数字教材的教材属性决定了其内容体系具有相对稳定的“固态性”特征。所谓“固态性”，是指数字教材作为制度化的知识载体，其内容体系在结构、规范与价值上呈现相对稳固的形态。作为国家意志的重要载体，数字教材的核心内容须经严格的审定程序，体现国家在人才培养上的根本立场，具有不可随意更改的权威性，构成教材内容体系中不可侵蚀的“内核”，任何技术手段的介入均不能改变其实质内涵。

技术的“流变性”与教材的“固态性”在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中形成了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内容存在状态的矛盾。技术的“流变性”追求内容的“持续更新”，以保障对学科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及时回应；教材的“固态性”则要求内容的“相对定型”，以维护价值导向的权威性。由此，数字教材在“动”与“静”之间形成本体论悖论。其二，迭代节奏的矛盾。技术更新以月甚至以周计，以“快”为特征；教材修订则涉及专家审议、价值论证与教学检验等多重环节，以“慎”为原则。二者节奏的错位使数字教材陷入两难——过于强调稳定性，则难以及时回应技术变革；过度追随技术迭代，则可能削弱内容体系的权威性与规范性。

（二）技术的“非线性逻辑”与教材的“线性逻辑”之间的冲突

在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中，技术的“非线性逻辑”与教材的“线性逻辑”存在一定冲突。这一冲突不仅涉及内容的组织与呈现方式，也直接影响学习者对知识内容的建构。一方面，技术的“非线性逻辑”赋予数字教材高度的去中心化、网状关联与路径自由的特征。在超链接、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加持下，教材内容不再以单一线性的方式组织，而是以“节点—关联—网络”的方式重构：每个知识单元均可作为入口，知识之间的关联可被算法重新建构。这种逻辑赋予数字教材开放性、灵活性与个性化的特质，突破了纸质教材固定的线性组织模式。

另一方面，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要遵循教材的“线性逻辑”。所谓“线性逻辑”，是指数字教材的内容须具备结构的完整性与概念体系的严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其一，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须遵循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秩序。学科知识并非孤立概念的集合，而是由基础概念、核心命题与方法论原则构成的有机整体，内部具有明确的逻辑先后与层级依存关系。其二，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须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学生的认知遵循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从简单到复杂的阶段性进程，因此教材内容体系的建构也要体现鲜明的渐进性。基于此，数字教材的内容组织以学科逻辑为骨架、以认知规律为支撑，形成有机系统的知识整体，呈现内在的线性逻辑。

技术的“非线性逻辑”与教材的“线性逻辑”之间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认知路径的冲突。非线性逻辑允许学习者从任意知识节点进入内容体系，借助算法推荐、链接跳转等形成个性化路径；线性逻辑则强调依据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进行组织。由此，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在二者之间容易陷入两难：过度依赖技术的非线性逻辑，易造成知识碎片化，使学习者难以形成系统的概念结构；过度强调教材的“线性逻辑”，则有可能削弱数字技术的个性化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其二，认知建构的冲突。线性逻辑强调学习者通过知识关联将新知识纳入已有认知图式，实现同化与顺应，形成结构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非线性逻辑则将知识拆解为离散的节点，在超链接跳转与算法推荐的环境中，学习者的注意力易被碎片化信息分散，难以完成充分的认知加工与深度理解。

（三）技术的“工具理性”与教材的“价值理性”之间的抵牾

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的困境，还根源于技术的“工具理性”与教材的“价值理性”之间的内在张力。这一张力直指数字教材“为何而建”的根本问题，关涉技术功能与育人使命的关系定位。一方面，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受技术的“工具理性”驱动。技术的“工具理性”以高效、精确、可计算性与功能最优化为核心价值取向，强调通过方法与工具的运用，高效率地达成既定目标。在数字教材内容体系中，这一逻辑主要表现为对呈现效率、交互体验、数据精度与算法优化的极致追求。这些技术功能虽为教材内容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其价值取向偏向“功能优先”，而非“育人优先”。

另一方面，数字教材内容建构还要遵循教材的“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是指行为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强调主体基于特定的价值信念而采取行动。作为国家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教材内容体系的建构始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追求。其内容不仅是知识信息的载体，还是价值观念的传递媒介。因此，数字教材的内容选择、内容呈现与学习引导，均要服务育人价值目标的实现。

技术的“工具理性”与教材的“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目标取向的冲突。工具理性以效率提升和结果可测为追求，主张“技术至上”，倾向于将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转化为可量化、可反馈的过程，以检索便捷、推送精准等指标衡量成效；价值理性则主张“价值至上”，强调数字教材通过内容选择、知识组织与价值引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二者目标取向的分歧在于：若过度服从工具理性，育人目标便可能被压缩为效率目标，遮蔽教材的教育意义。其二，评估标准的冲突。工具理性倾向于以点击率、学习时长等量化指标为核心评估手段，便于优化内容推送与系统更新，却难以衡量价值引导、人格塑造与文化传承等深层成效；价值理性所关注的思辨能力、批判性理解与主体性发展等则属于非量化指标。由此，数字教材内容建构面临一种评估悖论：越是依赖数据指标证明内容价值，可数据化的内容越易获得更高权重，而那些最能体现教材的育人品格却难以即时量化的内容，则可能被边缘化。

三、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的困境纾解

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所面临的困境，归根结底源于技术逻辑与教材逻辑之间的张力。纾解这些困境，既不能因技术而避之、因循守旧，也不能任技术而为之、消解教材本位，必须在二者的辩证统一中寻求合理的路径。

（一）建立动态稳定的内容体系架构

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的困境纾解路径，可从分层定型与分类更新两个维度加以推进。其一，建立相对稳定的核心内容与动态开放的拓展内容之间的分层定型机制，以回应知识快速迭代的发展需求。数字教材既不能因技术迭代而使全部内容处于流动状态，也不能因审定要求而排斥必要的时代更新。其关键在于依据课程标准、学科逻辑与育人目标，将教材内容划分为核心层、拓展层与生成层。核心层承载国家意志、课程目标与学科基本结构，须保持高度稳定性；拓展层面向学科发展、教学情境与学习需求，可在规范框架下适度更新；生成层主要服务个性化学习、即时反馈与资源补充，应接受算法规则、教师审核与平台治理的共同约束。由此，数字教材的“变”不再是无限度的技术流动，而是在教材规范所界定的结构边界内的有序生成。

其二，应建立分层分类的内容更新机制，以协调技术迭代之“快”与教材修订之“慎”。建构数字教材内容体系不能简单沿用纸质教材的周期性修订模式，也不能完全遵循平台的即时更新逻辑，而应形成分级分类的版本管理制度。对于承载国家意志、课程标准要求、学科主干知识与价值导向的核心层内容，应坚持严格审定、相对定型与版本稳定，防止技术迭代冲击教材的权威性；对于体现时代发展、生活经验与教学情境变化的拓展层资源，可在规范审核的基础上进行周期性更新，以增强数字教材对社会变迁与学生经验的回应能力；对于由技术即时生成的学习支持内容，则应将其定位为辅助性、过程性与可追溯性内容，不得替代正文内容或突破教材既定的价值边界与知识框架。由此，数字教材的更新应从无序的技术追逐，转向可解释、可监督、可回溯的教育治理过程。

（二）构建系统化引导的内容组织范式

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应以系统化引导为内容组织的基本范式。所谓“系统化引导”，并非否定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非线性关联与个性化认知路径，而是在保持学科知识结构完整性与学生认知发展连续性的基础上，对非线性学习路径进行方向规约、层次限定与意义整合。其一，以学科逻辑与认知逻辑为双重锚点，强化数字教材内容的主线结构。主线结构是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的骨架，不仅承载知识内容的系统排列，也体现学科核心概念、基本原理及思维方法的内在关联。具体而言，数字教材的内容建构应依据课程标准与学科发展要求，遵循学生的认知逻辑、概念关联与能力递进规律，将知识点组织为由核心概念统领、关键问题贯穿、学习任务支撑的结构体系，避免因技术链接过度而导致内容碎片化。在此基础上，将非线性内容嵌入主线结构，实现灵活访问与整体连续性的统一，既保障学科逻辑的完整性，也为学生的探索性学习与个性化选择提供空间，从而有效平衡“线性”与“非线性”之间的张力。

其二，推动数字教材内容组织从“资源聚合”转向“意义建构”。当前部分数字教材建设存在将内容体系等同于资源集合的倾向，大量多媒体素材、微课视频与拓展链接被简单堆砌于教材之中，却缺乏对知识内在联系的系统梳理与有效引导。系统化引导应将数字教材内容组织视为促进意义建构的整体过程：每个知识节点的呈现都应服务学习者对整体概念结构的理解；每次技术的交互都应成为推动认知深化的教育契机，而非单纯的信息获取行为。只有如此，数字教材的内容组织才能在技术赋能的条件下真正超越资源堆砌的层次，实现学科知识与学习者认知发展之间的有机对接。

（三）以育人的价值理性统摄技术工具理性

如果说前两个维度分别指向内容边界的确定与内容组织的建构，那么价值理性的统领则决定了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的方向与尺度。技术在数字教材内容建构中的作用并非越多越好，关键在于其是否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否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因此，建构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应将育人价值置于技术设计之前，使价值导向贯穿内容选择、内容组织与资源配置的全过程。

其一，确立育人为本的根本价值立场，明晰数字教材内容体系建构的根本旨归。数字教材不是技术展示的舞台，也不是数字资源的简单拼盘，而是承载国家意志、传递主流价值、培养时代新人的制度化育人载体。其内容体系建构必须始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以核心素养培养为目标导向，将党的教育方针、课程标准与学科育人要求贯穿内容选择、结构安排与呈现方式确定的全过程。任何技术功能的引入与应用，都应服务育人目标，契合教材的本质属性，避免陷入“为技术而技术”的工具主义陷阱，从而回归数字教材作为育人载体的根本定位。

其二，强化数字教材建构主体的价值自觉与责任担当。建构数字教材内容体系涉及教材编写者、技术开发者、平台运营者与教师等多元主体，价值理性的贯彻有赖各主体共同的价值自觉与责任担当。作为内容建构的核心主体，教材编写者须坚守育人初心，将国家意志与价值导向融入教材内容建构的各环节；作为数字教材的技术支撑者，技术开发者须突破纯粹的技术思维，深入理解教材的育人属性与价值使命，使技术设计始终服从教育逻辑；作为数字教材的发布与管理主体，平台运营者须摒弃流量逻辑与商业逻辑对教材建构的干扰，坚守教材的公益属性与育人定位；作为教材使用的关键主体，教师须充分发挥价值引导者的功能，在教材使用过程中将技术功能转化为育人契机，将数据反馈转化为育人智慧。唯有通过多元主体在价值层面的协同共进，才能建构高质量的数字教材内容体系。

［作者张增田系新疆和田学院教授、副院长（挂职），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邸敏系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