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只讲了洋务派,朝廷里的其它官员是怎样的?
- 2026-09-23 02:14:24
课本只讲了洋务派,朝廷里的其它官员是怎样的?上课讲洋务运动，课后有学生问我：“当时朝廷里除了洋务派，还有哪些官员？他们都在干什么？” 我们重新看了一遍书，缓缓，我道：“课本上好像只讲了洋务派。” 我笑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那些被课本‘省略’的人。” 
顽固派倭仁与洋务派的世纪思想对决 一、顽固派真的只是“愚蠢的保守派”吗？ 洋务派是比较开明的官员，有没有不开明的？ 有。 洋务派最主要的反对力量，是“顽固派”。 代表人物有“倭仁、徐桐”等。 他们坚守儒家纲常，将西方技术视为“奇技淫巧”，认为学习西方会“以夷变夏”，动摇国本。 倭仁有一句名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1867年，洋务派提议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科举正途人员。 倭仁坚决反对，认为这是让“读孔孟之书”的士大夫去拜夷人为师，有失国体。 这就是著名的“同文馆之争”。 但倭仁不是一个简单的“老顽固”。 他严格以理学标准要求自己，每天一言一行都写进日记，批斗自己的私欲，人品操守令人叹服。 学者顾峥指出，倭仁抗拒西学的背后，包含着对中国文化存亡的忧虑。 他们从引进的新文化中敏感到它给旧文化旧秩序带来的威胁，乃至会引发他们安身立命的道统与法统的崩溃。 他们不是坏人，但他们的封闭，在一个需要睁眼看世界的时代，成了最大的阻碍。 二、清流派为什么是一群“又开明又保守”的矛盾体？ 除了顽固派，还有一群人，这群人是一群非常特殊的群体。 他们被称之为清流派。 他们是活跃于同光年间的特殊群体，成员多为御史、翰林等中青年言官，如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 他们不掌握实权，但凭借“清议”影响朝野。 他们的文化观可以概括为“道不变，器可各有选择”。 在“道”（即封建伦理纲常）的层面，他们与顽固派完全一致，坚决维护儒学的正宗地位；但在“器”（即具体技术）的层面，他们比顽固派开放，部分成员甚至倾向洋务。 张佩纶奉命前往陕西查办案件，“往返五千里，咒骂十三家”，人称“寻常查办，无此认真”。 中法战争前，清流派强烈主战，抨击李鸿章对外妥协。 但学者也指出，清流派成员“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所论往往“不当不实”。 张之洞本人后来也由清流领袖转变为洋务派干将。 他提出的“中体西用”，本质上就是清流派文化观的系统化表达：制度可以学一点，但纲常伦理绝对不能动。 三、帝党与后党的内耗，怎样拖垮了洋务运动？ 除了这些党派，还有最重要的两种党派。 帝党和后党。 随着光绪帝亲政，围绕最高权力的“帝党”与“后党”之争也深刻影响了洋务运动。 帝党以帝师翁同龢为核心，掌握“发布上谕”的权力。 他们在甲午战争中主战，攻击李鸿章。 后党以李鸿章等为实际核心，控制军政实权。 慈禧太后虽支持洋务，但常挪用军费（如修颐和园），使洋务事业深受其害。 两党对峙标志着统治阶级内部的严重分裂。 有学者指出，甲午战争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帝后两党的内耗。 四、这些派系怎样共同“拖住”了洋务运动的脚步？ 顽固派是意识形态的狙击手。 他们反对同文馆、反对修铁路、反对一切“洋器”，让洋务派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清流派是舆论上的变数。 他们主战，洋务派主和；他们讲气节，洋务派讲实利。 两派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反复拉扯。 帝后党争则是权力顶层的绞杀。 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主战却拿不出实际方略。 各派都在为国家“做事”，但各派也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做局”。 洋务运动时期，朝廷内部并非“开明”与“保守”的简单二分。 顽固派固守传统，清流派游移其间，洋务派“中体西用”，帝后党争则贯穿始终。 正是这种派系林立、互相掣肘的局面，让洋务运动每一步都步履维艰，最终未能实现其“自强”“求富”的初衷。 课本只讲了“洋务派在做事”，但没讲那些“做事的人”周围，还站着一群“不让做事的人”。 历史从来不是单行道。它是由各种力量碰撞、拉扯、妥协之后，最终选择的那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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