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我写了一篇你对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中的这位女作家了解多少?(上)——人生如此,浮生如斯,缘生缘死,谁知,谁知?原以为这类小众话题的文章不会有太多人看,不料文章点击率也超过了三位数,时隔八十多年依旧有许多文学爱好者未忘记这位命运多蹇的东北女作家。
也有朋友在文后留言说对萧红的文字本能地不喜欢,甚至无法看进去。这些话都很中肯,我年轻的时候看萧红的作品也是为了应付中文系的考试而硬读下来的,而张爱玲的作品我倒是极感兴趣极爱读的。后来随着年龄上去一些再读萧红,便渐渐品出点她文章特有的好来。
谈到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另三位分别是吕碧成、石评梅和张爱玲)萧红的文学创作,无法不谈到鲁迅。
鲁迅可谓是二萧人生与文学路途上的伯乐、导师,甚至是“父亲”,正是鲁迅的发现、提携和资助,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才得以出版。
鲁迅亲自为萧红的《生死场》把关、修改,并写了序,还请现代著名作家、评论家胡风写了跋。《生死场》一经出版,即震撼文坛。鲁迅非常欣赏萧红的爽快性格和文学才华,多次向国内外同行推荐她的作品,称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萧红也非常喜欢鲁迅的作品,在中学时代就“特别喜欢看鲁迅的书”,对《野草》中许多篇章和名句都能背诵。正如作家孙犁说的,萧红“吸取的一直是鲁门的乳汁”。

说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小学五年级(下)语文课本的第3课是萧红的《祖父的园子》,而排在它前面的第2课正是节选自鲁迅《故乡》的《少年闰土》。
萧红和鲁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乡土作家,他们笔下都有很多对童年的回忆,都写了很多故乡的人物和文化风俗,这些创作上的心有灵犀之处,应该也是鲁迅认可萧红的前提基础之一吧。

因此有不少读者(特别是都市女性读者)会觉得看萧红的作品很吃力,很难与她的文字共情。她的作品没有节奏紧凑的具体故事内容,只有大段大段的景色描写与内心抒怀。她的文风与同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张爱玲截然不同,张的作品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受众面都是极广的,阅读起来也极为流畅。
萧红作品的魅力,不仅限于对故乡记忆的引人入胜的灵动描述,还在于和鲁迅一样写到了灵魂深处。她笔下的人物不仅物质生存极度匮乏,而且精神与心灵世界亦是荒芜、萧索的,绝少意义之光的烛照。后来有位女作家虹影写了本半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依稀瞥见了当年萧红的一丝身影。
萧红的深刻,胡风说得最形象,在他看来,《生死场》虽不精致,却是史诗,“这是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响,飘着光带,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
对此,萧军是不服的。萧军的勤奋虽远远超过萧红,但在写作天赋和前途上却远不如萧红;萧军在上海的名气多数源于萧红,但极端的大男子主义让他不肯承认这点。甚至还时常向朋友质问:“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

我当年在华师大读研究生班时有位朋友是这样评价二萧在文学创作上的不同:萧军的作品是用笔写出来的,而萧红的作品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
好一个“从心里流淌出来”啊!就以五年级语文课本中的那篇《祖父的园子》为例,我们来品读其中一个描写阳光下的园子的语段:
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虫子叫了,就像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上飞走一只白蝴蝶……
我在读这段话时脑海里循环播放的BGM是电影《天龙八部》中的《只记今朝笑》:
白云飘呀绿水摇
世界多逍遥
自由的风呀自在的鸟
今朝多欢笑
快乐地不得了
快乐地不得了……

真的,萧红好似北方原野上无拘无束、自在随性长大的一株小花草。她的头脑中很少有条条框框的束缚,她的风格是天然的、有原生态的味道,她是天生的先锋派,常常能别出心裁,有着与众不同的文学天分。
1940年1月萧红到达香港,在港期间她和许多著名作家交往,参加了好多社会活动,最重要的是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但是经常熬夜,使得她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
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战火纷飞中与世长辞,寂寞地走完了自己苦难的31年人生。
1月24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化。当时香港市面上骨灰盒紧缺,端木蕻良不得不去一家古玩店,买了一对素雅的花瓶,替代骨灰盒。
香港沦陷,为安全计,端木蕻良将萧红的骨灰分装在两只花瓶中,一只埋在浅水湾海边的荒滩上,如戴望舒所言,卧听着“海涛闲话”;另一只埋在战时临时医院,也就是如今的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一棵树下,仰看着花开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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