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20日，汉口余记里刑场的晨雾还未散尽。
一个年轻人被押解到行刑处，他的手脚都戴着沉重的镣铐，衣衫上血迹斑斑。刽子手例行公事地问了一句：还有什么话要说？
这个年轻人平静地抬起头，声音不大，却清晰得让在场每个人都听见了：
“有，给我拿纸笔来！”
纸笔递上去了。他用戴着手铐的双手接过来——那双手的指甲盖已经被拔去，指尖血肉模糊。他握笔的姿势很吃力，每一个笔画都像是在用骨头在纸上刻字。
但他写得很稳。
短短片刻，二十个字落成。他将笔一掷，昂首走向刑场。
没有人知道，这个从封建官宦之家走出的书生，在此前的70天里，已经带着三个亲生的弟弟妹妹，一个接一个地奔赴了死亡。
他们不是一起死的，却死在同一个信念里。
湖南衡阳县礼梓村，夏家大宅。
这是一座有着四十多间房屋的深宅大院，青砖黛瓦，门楣高悬。夏家在当地是名副其实的望族——夏明翰的祖父夏时济，进士出身，官至清光绪户部主事、两江营务处总办；父亲夏绍范，诰授资政大夫，钦加三品衔，实授湖北秭归知州。
夏明翰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含着金钥匙”的家庭里。
按照常理，这样的家庭应该培养出循规蹈矩的读书人——读圣贤书，考功名，光宗耀祖。夏明翰也确实被祖父寄予了这样的厚望。夏时济亲自监督孙儿的功课，让他背“四书五经”，背不好就关黑屋。
但夏明翰没有按照这个剧本走。
原因很简单：他的母亲陈云凤，不按常理出牌。
陈云凤出身名门，是清末“铁面御史”陈嘉言的长女，被封为诰命夫人。这样的身份，本该让她成为封建礼教最忠实的维护者。
但她偏偏不是。
别的诰命夫人教孩子背《女诫》《烈女传》，她给孩子们讲的是岳飞精忠报国、屈原投江殉国。别的母亲教孩子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她却在暗中培养孩子的平民意识和家国情怀。
夏明翰8岁那年，随母亲乘船途经汉口。他看到江面上外国轮船横冲直撞，洋人趾高气扬，小小年纪就气愤不已。在母亲的帮助下，他写下了人生第一首诗：
“洋船水上漂，洋旗空中飘，洋人逞威风，国耻恨难消。”
这首诗稚嫩，但已经有了一个少年对国家命运的关切。
陈云凤看到这首诗，没有说“小孩子不要谈国事”，而是给予了肯定和赞扬。她知道，这颗种子，迟早要发芽。
夏明翰12岁时，父亲夏绍范病逝，陈云凤带着一群孩子回到衡阳与公公同住。夏家大宅里的日子，表面平静，暗流涌动。
夏时济对孙儿们的要求很严格，尤其是对夏明翰——他是长孙，承载着家族的期望。但夏明翰越来越“不听话”了。他拒绝以“夏府少爷”自居，主张人人平等，常因帮助仆人、反对浪费等行为与祖父发生冲突。
更让夏时济恼火的是，夏明翰开始接触“新学”，读进步书籍，脑子里装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民主”“科学”这些他听不太懂却本能反感的东西。
1918年，一件让夏时济暴怒的事发生了。
军阀吴佩孚攻陷衡阳后，为笼络当地士绅，亲自登门拜访夏时济，还手书“德盖衡岳”匾额相赠。夏时济受宠若惊，将此匾高悬中堂。夏明翰得知后，冲进中堂，一把将匾额撕得粉碎。
夏时济气得浑身发抖，扬言要将这个“逆孙”沉塘处死。
危急关头，陈云凤站了出来。她先是支开公公，然后让夏明翰的弟弟夏明震持斧砍开囚禁明翰的房门，亲自划船送儿子逃离夏家。
当夏时济发现时，她挺身而出，一番话让公公哑口无言：
“吴佩孚是武夫、叛臣，他的字挂中堂，辱没祖宗！我儿是金玉之质，岂在无节操者之下！”
这是陈云凤作为母亲的选择——在家族荣辱和儿子的信仰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1920年，夏明翰终于逃出了夏家大宅。
那是一个夏夜，在母亲和弟弟夏明震的帮助下，他用斧子砍破窗棂，翻窗而出。临走前，他还做了一件事：将祖父视为象征家族运势的桂树连根砍倒。
这一斧，砍断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他与封建家庭的最后一丝牵连。
年仅14岁的夏明震站在窗边，看着哥哥消失在夜色中，坚定地说了一句话：“你先冲出去，以后，我一定跟你走！”
他不知道，这句话在几年后会变成现实——他真的会跟着哥哥走上同一条路，一条通往死亡的路。
夏明翰逃到长沙后，经何叔衡介绍，在长沙文化书社工作。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大量进步书刊，更重要的是，他认识了毛泽东。
1921年，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夏明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对毛泽东说：“我想入党，不是考虑对我个人有什么好处，我痛恨封建家庭，不要祖宗遗产，讨厌官场钻营，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工农的翻身和人类的解放奋斗终生。”
这句话，他说到做到了。
夏明翰入党后，迅速成长为湖南党组织的骨干力量。他担任过湖南省委委员、农民部长、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还兼任过毛泽东的秘书。
但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自己投身革命——而是把整个家庭都拉进了革命队伍。
夏明翰主动将自己的弟弟妹妹吸纳为湘南学联成员，经常买进步书刊带回家供他们阅读，逐段讲解。在他的影响下，妹妹夏明衡、五弟夏明震、七弟夏明霹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还动员母亲陈云凤参加革命工作。1922年衡阳县议会成立，陈云凤被妇女界推举为县议员，她利用这个身份保护了一大批革命同志。
一个封建官宦之家，就这样在陈云凤和夏明翰母子的影响下，变成了一个革命家庭。
夏家四兄妹，分布在四个不同的地方，各自肩负着不同的革命任务。每个人都面临着生死考验，但没有一个人退缩。
1927年，形势急转直下。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夏明翰闻讯后悲愤不已，提笔写下誓言：
“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
5月21日，湖南发生“马日事变”，长沙陷入白色恐怖。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活动被迫转入地下。面对险恶环境，夏明翰没有退缩，他被调回湖南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坚持在白色恐怖中斗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夏明翰主要负责联络工作。他扮成农民、商人，奔走于长沙周边各地，为起义做准备。
更惊人的是，夏明翰把自己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分别派到衡阳、衡山和郴州，发动农民，组织武装暴动。
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
一个哥哥，亲手把弟弟妹妹送上了最危险的道路。
1927年9月，毛泽东与杨开慧在长沙的住处，夏明翰经常出入于此。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
那是在1922年，夏明翰领导长沙人力车工人罢工时，一个湘绣女工在游行队伍中，看到军警向夏明翰开枪，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右臂中弹受伤。
这个女工叫郑家钧。
她出身穷苦，做过童养媳，受尽虐待。前额有一块永远难消的伤疤——那是被婆婆按着头往铁锅边上烫留下的。她逃离了那个家，自食其力，成了一名湘绣女工。
那天在游行队伍里，她不知哪来的勇气，用身体护住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夏明翰感激不已，主动承担起陪护照顾郑家钧的责任。在医院里，他们畅谈人生，惊讶地发现彼此理想一致。相处下来，感情渐深。
1926年10月10日，经毛泽东撮合，两人在长沙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毛泽东、李维汉、何叔衡、谢觉哉等同志都来道贺，送了一副对联：
“世上唯有家钧好，天下谁比明翰强。”
毛泽东亲手把大红婚联挂在帐帘两旁，放了一挂鞭炮。满室生辉。
婚后，郑家钧成了夏明翰最得力的助手。
她陪伴明翰坐机关，送机密，会同志，有时扮成名门之女、富贵太太，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为了帮助妻子进步，夏明翰和她约定：工作之余，不走亲，不访友，一心一意学文化。
夏明翰认真备课，有时为了教懂她一个字，就编故事或借助笑话来启发她。光是“一”字，就讲了一个晚上。
在夏明翰的帮助下，郑家钧迅速成长，不但认识了许多字，还跟着夏明翰学会了作诗填词。
1927年9月26日，郑家钧生下女儿。夏明翰高兴地替女儿取名“赤云”。
他解释说：“反动派说我们是赤化分子，要把我们斩尽杀绝，我们偏要子子孙孙，一代接一代，永远赤化下去，让赤旗插遍全世界。”
这个名字，寓意把革命红旗插上云霄。同时，也表达对母亲的热爱——因为陈云凤的小名叫“云儿”。
女儿出生后不久，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夏明翰每次出门，郑家钧都叮嘱他：“外头风声紧，你一定要小心啊！”
夏明翰看一眼妻子，轻松地笑了笑，问：“你怕了吗？”
“我倒不要紧，只是怕……”郑家钧看了一眼年幼的女儿，眼眶红了。
夏明翰说：“我们是原野上的草，压不死，烧不尽，一个倒下去，便会激起千万人站起来！等革命胜利了咱们一家就好了。”
他深情地注视着妻子，用手绢擦去她脸上的泪痕，坚定地出了大门。
这一走，再也没能回来。
1928年初，中共中央调夏明翰到湖北工作。他告别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只身装扮成小商贩，赶到武汉。
临行前，他送给郑家钧一颗红珠，纸上写着四句诗：
“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善抚幼女继吾志，严峻考验不变心。”
这颗红珠，后来被郑家钧缝在衣角里，伴随她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武汉的情况比长沙更加凶险。以桂系军阀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大肆搜捕革命者，许多被捕者根本不经审判便被处决。但夏明翰全无惧色，仍奔走在各个秘密机关，部署工作。
3月18日，由于叛徒宋若林出卖，夏明翰在武汉被捕。
敌人对他施以种种酷刑——把竹签插进他的手指，用铁丝穿进他的鼻梁。但他始终不屈，什么也没有交代。
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夏明翰知道生命即将结束。他用敌人扔给他写“自白书”的半截铅笔，给母亲、妻子和大姐分别写了三封诀别信。
给母亲的信中，他写道：
“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国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
“同志们曾说世上唯有家钧好，今日里才觉得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泪无私念，你切莫悲悲凄凄泪涟涟……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写完信后，他用嘴唇和着鲜血，在信纸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吻印。
这枚血吻，是28岁的夏明翰留给26岁的郑家钧最后的告白。
1928年3月20日清晨，夏明翰被押送到汉口余记里刑场。
执行官问他有无遗言，他大喝道：“有，给我纸笔来！”
他用戴着手铐的手抓起笔，略一沉思，随即昂然一笑，挥笔写下了那首传世诗篇：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还有后来人。
写完后，他大声朗诵了一遍，把笔往地上用力一抛，从容就义。
年仅28岁。
当这颗子弹穿过夏明翰身体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弟弟妹妹们，正在和他以同样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
第一个倒下的是七弟夏明霹。
1928年2月28日，夏明霹在衡阳市郊金甲岭秘密制造武器时被敌人发现。敌人对这个不到20岁的青年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酷刑——割足穿心。
但夏明霹视死如归，高呼革命口号，痛骂敌人不止。当天，他被押到刑场英勇就义。
消息传到衡阳时，陈云凤还不知道，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第二个是夏明翰。3月20日，汉口余记里刑场。
第三个，来得更快。
就在夏明翰牺牲后仅两天——3月22日，郴州发生反革命暴乱。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冲上群众大会的主席台，手持凶器朝干部猛砍乱剁，当场杀害了中共郴县中心县委书记夏明震等9名党政军领导干部。
夏明震，年仅21岁。
他在1923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哥哥最得力的助手。他参加过著名的“三师学潮”，组织领导过300多人的请愿团赴省示威。1927年后，他担任郴州中心县委书记、地区特委书记和红军独立第7师政委。
21岁，放在今天，大学还没毕业。
第四个是妹妹夏明衡。
1928年6月，夏明衡在长沙遭到国民党反动派追捕。面对凶恶敌人的围剿，这个女革命家不愿受到折辱，毅然跳入水塘，壮烈牺牲。
年仅26岁。
夏明衡是四兄妹中唯一的女性。她从小就有“男子汉气质”，被小伙伴叫做“假小子”。在长沙女校学习期间，她成长为湘南妇女运动的领袖。
她曾在烧毁祖父日货的那一刻，喊出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话：
“革命要从自己家里革起！”
这句话，是她革命生涯的起点，也是夏家四兄妹共同的写照。
从2月28日到6月——短短几个月内，夏家四兄妹相继牺牲。
最小的不到20岁，最大的28岁。
当这四个噩耗接踵传到衡阳时，陈云凤的泪水已经哭干。
任何一个母亲，在短短几个月内失去四个孩子，都会崩溃。但陈云凤没有。
她读着夏明翰的诀别信，信中说“你会看到我们举国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她没有让儿子失望。
全国抗战爆发后，她不顾高龄为前方和革命后人募捐钱款。她辞去议员职务，开办了一个简易学堂传授国学。她从不接受刽子手和官僚的怜悯，也拒绝国民党政府的施舍。
1944年，衡阳沦陷后，陈云凤以75岁高龄之躯为抗日将士奔走募捐，凛然以对日寇，被人尊称为“潇湘女杰”。
1946年，77岁的陈云凤去世。
毛主席后来多次说：“夏明翰有一位好母亲！”
是的，夏明翰有一位好母亲。夏家四兄妹，都有一位好母亲。
这位诰命夫人，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后来人”。
夏明翰牺牲后，郑家钧将丈夫赠予的红珠缝在衣角内，抱着不到半岁的女儿消失在黑夜中。
为了躲避追杀，她给女儿改名“郑忆芸”，隐藏在民间。为了养活女儿，她每天拼命干活，除了睡觉基本上无时无刻不在做工挣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夏芸重新改回名字。她被分到江西革命老区，长年驻扎在深山，成为我国第一代农业女专家。
她从事的有色金属勘探开采工作，常常要在深山荒岭跋涉扎根，条件十分艰苦，但她从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退休后，夏芸深居简出，默默生活在九江，连在一起生活多年的邻居也不知道她就是夏明翰的后人。
她说：“虽然说我们生活的时代和过去不一样了，物质生活更丰富了，但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革命先辈的那种为了革命理想信念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执着精神更要学习和传承。”
夏家后人，一直践行着夏明翰的遗志。
夏明翰牺牲时留下的那句“还有后来人”，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1928年3月20日，汉口余记里刑场。
刽子手问夏明翰还有什么话要说。
他说：“有，给我拿纸笔来！”
他用戴着手铐的双手，挥笔写下20个字。
这20个字，后来刻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里。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有和他一起赴死的弟弟妹妹，有含辛茹苦将他们抚养成人的母亲，有带着红珠守寡一生的妻子，有隐姓埋名扎根山区的女儿。
他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前仆后继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这，就是“后来人”的含义。
70多年过去了。
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夏家四兄妹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满门忠烈”，什么叫“革命理想高于天”。
当我们今天读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十个字的时候，我们读到的不只是一个革命者的慷慨赴死，更是一个家族的信仰传承，一个母亲的钢铁意志，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
夏明翰牺牲前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国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他赌对了。
今天，他赌赢的这面红旗，依然在风中猎猎作响。
而每一个读到这个故事的人，都是“后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