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 雷小倩,文玉萍:陕甘宁边区小学“课本恐慌”的历史考察(1937—1945)

“课本恐慌”很快引起了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应对“课本恐慌”，边区教育厅多管齐下，采用多种方法联动，成功克服了这一困难，使边区教育发展步入新的阶段。

(一)制定编辑计划，严审教材内容

为了培养边区儿童的“民族意识及抗战建国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技能”，边区教育厅对废弃旧教材，编辑新教材有着清醒的认知。在人力、财力、物力极端匮乏的背景下，边区教育厅制定了新编教材的细致规划。1938年，以抗战为中心，教育厅编了初小、高小的国语、政治常识、自然常识、算术及体育等教材。1939年教育厅在补充教材方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完成高初两级全部课本：初小常识五册，高小国语重编四册，高小政治常识四册，高小历史二册，高小地理三册，高小自然常识四册，高小算术三册，体育游戏一册。”1941年教育厅集中人力，物力，改编全套小学教材，至1942年，完成初小和高小两级小学课本32种，先后发行20万册，全小学的教科书已能按时供给。(详见表1)

表11942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出版课本丛书统计表

资料来源：参见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3－374页。

除制定编写教材的计划外，边区教育厅对教材内容的审核也极为严格。1937、1938、1939年三年间，突出抗战是边区教育厅确定边区各级各类教材的根本准则。1938年，边区教育厅厅长周扬就曾提到：政治常识科除授以政治基本知识外，要侧重当前的抗战形势；自然常识科要讲防空、防毒品常识及演习；算术科要以国防的实用为主；历史教材，要选择中国受列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服务抗战，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这是全面抗战背景下边区教育的使命，也是教育厅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导向。但是，过分突出政治，也引发了削弱文化课、脱离群众日常生活两个显著问题。“不地方化，与群众生活脱离，在课本中看不出自己生活的反映与自己生活中问题的提出。”“一般化，内容是通体抗日。”1940年中宣部给边区党委及边区政府的信中，明确要求改编小学教材。

尽管编写新教材的任务异常繁重，但边区教育厅在边区党委的领导下，严格审核教材内容，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组织改编。1940年以后各科教材明显削减了政治的内容，与常识、地方生产和生活联系更加密切。教材内容的变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生在学校学会了识字、写路条、算账，边区民众也因之实现了由反对送子女入学到愿意送孩子入学的悄然变化。

1937年至1942年，边区教育厅在新编教材、及时改编已有教材的动态过程中完成了时代赋予的编审任务。1942年教材编写计划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当年边区教育厅在编审教材之余，还组织编写中国历史讲话、中国近代史讲话、小学行政等6种文化教育读物。这说明边区教育厅已在编审教材之余，有能力编审一些课外读物。教材编审任务的完成，奠定了边区政府克服“课本恐慌”的基础与前提。

(二)推广马兰草造纸技术，扩大印刷纸张供应

全面抗战初期，边区的印刷纸张多依赖外来机器纸，另有部分源于边区振华纸厂。由于振华纸厂用蔴绳头作为造纸原料，不仅成本大，产量低，质量也较差。从1939年始，国民党对边区封锁日益严密，进口纸张日渐萎缩，寻找新的造纸原料，扩大印刷纸张供应就成为边区政府的题中之义。

全面抗战以来，在抗日和中国共产党吸收知识分子政策的双重感召下，大量知识分子奔赴圣地延安。杭州之江大学化学系的华寿俊就是其中一员。1939年9月，华寿俊被调到延安自然科学院，作为化学专业出身的他，被政府安排到振华造纸厂，主持研发新的造纸技术，提高纸张产量。华寿俊跋山涉水，反复实验，终于成功用马兰草造出了纸张。

马兰草造纸实现了陕北造纸业的革命。对于这一技术革新，《新中华报》盛赞道：“马兰草纸适宜印刷之用，因为它不易拉破，不易起毛，质料均匀，不起疙瘩，硬度又很大，又适宜写钢笔墨水，若改用炭酸钠蒸煮，可以制造吸水纸，绘图纸，滤纸，包装纸等。”“马兰草纸造成的纸又薄又匀称较蔴纸更适合印刷”。马兰草在陕北随处可见，生命力旺盛且繁殖能力极其顽强，因其根系发达，柔韧性强，是老百姓开荒种田的大敌。但用它造纸，不仅制作流程比传统蔴造纸简单易行，时间大幅缩短，而且漫山遍野，来源极其丰富。“因为他的制法简便，节省了很多人力与时间，纸的产量大增，过去造蔴纸，每月只产四五百刀。现在草纸每月产二千刀。”马兰草提高了造纸的效益，也坚定了政府和民间开办纸厂的信心。边区纸厂快速发展的情形可从下列资料中管窥。1940年，公营造纸厂计3处，工徒64人，池子13个；民营纸厂计39户，工徒98人，至1943年，公营纸厂增至11个，工徒294人，池子77个。

边区政府不仅推广马兰草造纸，而且还针对性解决了纸厂购买马兰草的困难。马兰草最初由纸厂购买，但随着纸厂数量的增加，马兰草的需求剧增，购买也出现一定的困难。“此时在供给上最主要的问题便是马兰草的获得问题。”从1942年下半年起，边区政府决定马兰草由政府实行征收，并准交一斤马兰抵一斤公草，由粮食局负责代征。同时，边区政府根据各工厂所需马兰草，分配各县征收马兰草的数量。1943年，边区政府规定“鄜县收买570000斤，甘泉400000斤，安塞60000斤，志丹20000斤，延安县160000斤，子长10000斤，延长4000斤，固临5000斤，合计1229000斤”。要求各县在征收时做到“有多少，收多少，力求超过上述布置数字……一方面将收买任务具体分配各区各乡各村各户使完成任务有所保障；一方面广为宣传，使人民知道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经过政府广泛的宣传动员，各厂所需马兰草得到有力保障。

马兰草造纸的技术革新，确保了边区印刷用纸的需求。到1942年，经过几近3年的发展，马兰造纸的累积效应也开始凸显，纸对边区而论，也由“洛阳纸贵”一变而为稀松平常。公营纸厂产纸量历年如下：“三八年50令，三九年168令，四〇年833令，四一年2144令，四二年4983令，四三年5671令。”纸张产量的快速增长，打破了印刷纸张严重短缺的掣肘，这对克服边区教材“恐慌”而论，无疑是最有力的“杠杆”。

(三)改变教材供应思路，允许各县自谋补救

对于边区各县教学活动的开展，1938年，教育厅还只是笼统要求“教育厅的教材寄到以后，尽力宣传，一律采用，停止旧教材，禁止《四书》《三字经》等”。这一要求显然过于理想和空泛，没有考虑到地方的实际需求量，也没有指明无法收到教育厅邮寄教材的地方，该如何开展教学活动。对于这一问题，教育厅在1939年三科联席会议上检讨到：“课本教材未能满足各县的需要，致影响到学校的教学。教育厅没有很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指示临时补救的办法是应负主要责任的。”这次会议一个很重要的思路改变，就是在教材供给上，由教育厅包办转变为教育厅供给与地方自谋补救相结合。“课本教材应由本厅尽可能依需要来供给，但万一供给不足需要时，各县亦应另谋补救办法，以克服困难，如采用油印、抄写及三两人合用等办法。”

教育厅的规定和指令，调动了地方补救教材不足的积极性，这一定程度缓解了一些地方无书可读的现象。关中、延川自己翻印了一些教材。许多学校抄书，先生替学生抄，大学生替小学生抄。抗小的孩子们在教导员的指导下，自己制作课本。“在生产的时间，图书馆的孩子，除整理图书以外，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群众报上面的科学常识、政治常识、儿童故事、小说、诗歌、剧本、歌曲、图书等，在教员指导下，剪将下来。再根据文章的性质，分类贴在裁成一样大小的纸上，装订成一本一本的小册子；这样，只要花几张旧报纸，一点浆糊，和白纸，经过孩子们的制作，就做出一本一本的书。”一些地方用《新中华报》《边区教师报》一般的标语口号作补充教材，安定南区二乡某校四五个学生共用一本教材。

1943年后自谋补救的方法更加多样，其中最为流行的是自编教材，也就是不少地方在教育厅统编教材之外，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编写的乡土教材。统编和自编教材相结合，对于缓解边区学校无书可读的现象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所采用的教材有两种：一种是印就的课本，如教育厅编的‘日用杂字’等三种课本，三边地委所编的‘放羊杂字’和‘新百句文’等；一种是自己编的课本，是按照当地和个人的具体情况，因需施教，并征求学生和家长的意见，编写成的。”当然，这中间也有个别学校借口教育厅教材少，自己无力编写，就放弃教算术、常识等课。还有极个别的学校读古书。曲子县土桥区模范学校落后于一般学校，“并有复兴课本，三民主义等类书存在”。这些现象随后都得到程度不等的纠正。比如，边区政府收到曲子县政府报告土桥区模范学校使用复兴课本的报告后，即发出指令，要求“该县教员田德义、王怀秀等，不必等待找到接替人即应先行撤职”。

(四)加强印刷力，优化分配与发行

边区教材恐慌的生成与印刷业的落后息息相关。1937至1938年间，重建后的中央印刷厂由于设备技术落后不完整，专业技术人员缺少，生产能力低下。第一期《解放》周刊3月份已经排版好，因没有铸字设备，缺字太多，拖了一个来月后才出版。作为当时延安承印国民教育教材的唯一的印刷厂，中央印刷厂的印刷力直接决定了边区教材的最终数量。

1939年，在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央印刷厂的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升。先是从中央党校、抗大、陕公、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以及晋绥等地区，先后补充了一批人员。随后又将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青年印刷厂，合并到中央印刷厂，壮大了印刷厂的实力。大生产运动中，中央印刷厂相继开展了赵占魁运动和生产竞赛运动，在改革工具，节约原材料，寻找代用品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赵鹤和沈绥南改革的字架，提高了三分之一的拣字率。针对油墨不足的问题，自制了一套筛烟熬油的设备，解决了印刷油墨的供应问题。除此之外，还自制了土裁纸架、切书机、磨机等。随着印刷技术的日益成熟，设备的日渐完整，中央印刷厂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四一年排字二千四百万，用纸2415令。四二年排字三千六百余万，用纸3464令。四三年排字四千万，用纸4471令。四四年排字四千万以上。”中央印刷厂印刷力的提升，为扭转油印、石印教材的现状提供了契机。1940年9月，在边区第三届三科长联席会议上，周扬厅长就明确提出：“全部课本由中央印刷厂承印，可以出书迅速而优良。”

边区教育厅还优化了教材的分配与发行方式。教育厅要求每县在每学期结束前制订下学期需要各种课本的预计表，呈送教育厅审核，再行适当分配(根据全边区需要的数目比例，分配给各县，各县再根据各县小学生人数的比例分给各校)。同时教育厅还建立起从边区到各县的发行机关，按时分发教材。边区小学“课本恐慌”发生后，边区政府坚持系统化思维，多措并举，最终成功应对了这一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陕甘宁边区用了五年的时间，实现了边区小学教材由严重“恐慌”到按时供给的巨大转变。当然，这种供给还只是一种低水平的满足，但其在培养边区儿童民族精神、提升抗战和生活技能、推动边区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边区“课本恐慌”的应对和解决，为新时代的教材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培养边区儿童的民族意识和优秀品质

培养边区儿童的民族意识是全面抗战背景下边区小学教材的重要使命。这一点在边区小学各科教材中得到充分体现。1938年的小学国语教材“三句话不离‘抗日’。一切家畜家禽，益虫益鸟，例如马牛羊，猫鸡狗，蝙蝠蜻蜓，蜘蛛燕子等等的本能活动，都被描写为抗日故事。”1941年后的小学教材内容，尽管政治的分量大幅削减，但民族意识培养仍然是边区小学教材内容的主题之一。

如果说民族意识培养是边区小学教材的贯通内容，那么培养儿童优秀品质则为1941年后边区小学教材的觉醒。从抗日到拥护政府，从爱国到爱边区，从诚信到互助，从爱科学到讲卫生等都是边区小学教材要厚植的价值观和儿童优秀品质。且看1944年绥德实验小学初五册国语课文：“1、陕甘宁边区，2、边区好，3、拥军公约，4、赵德，5、一个模范生，6、高庄小学给徐庄小学的挑战书，7、徐庄小学应战书，8、一篇日记，9、郭凤英，10、牛娃给他父亲的信，11、太阳，12、云气，13、响雷和打闪，14、传染病，15、怎样防止传染病，16、冤枉死了两个人，17、中华—你是我的家，18、现在的中国，19、锄草的好处，20、割麦歌，21、好公民，22、沙坪村和磨国村，23、村民公约”，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边区对儿童优秀品质的培养和重视。

教材是教育活动开展的重要依据，是培养人的重要载体。边区小学教材对儿童的成长与人格的塑造影响深远。这一方面体现在边区儿童普遍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诸如，早在1938年，赵锋就曾感叹道：“无论是那一个孩子，拉着他问时，他会滔滔不绝的给你讲抗日的道理。他们不但自己懂了，还讲给别人听。一个八岁的小妹妹韩申，讲起了中国空军英雄飞到日本东京不投弹而散传单的事情，讲得有声有色，激动了四周的听众。”在全面抗战爆发的第二年，边区儿童就有了鲜明的民族立场和丰富的抗日知识，这不能不是边区小学教育和教材对儿童成长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边区小学教材对儿童优秀品质的培养成效同样显著。鄜县完小高年级学生共五十人，假期“替群众写新对联六百七十三幅，订农户计划三百一十四家，并有十八人参加政府工作，帮助写工作报告、划表、填表及开会当记录等”，“在生产方面，这五十人在假期中共拾粪一四八筐，砍柴九百三十一捆，开了四十亩荒地”。“我的谷地是今年开下的荒地，长得美美的，现在又有学生娃来帮着收，我活了六七十岁，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边区，这么能劳动的学生娃!”1943年，志丹完小学生“自己生产上收获了蔬菜五千余斤，也使学生家长十分高兴，他们都说：‘省下我们出菜，又省下我们送菜的工夫’”。《解放日报》中这样的资料俯拾皆是，生动体现了边区小学教材对塑造儿童热爱劳动、服务社会等优秀品质的深刻影响。

(二)实现边区小学教材的按时供应

边区小学教材在1942年后的按时供应一方面是低水平、不均衡的。关于这一点，边区教育厅也承认道：“编审工作中心，在解决小学课本，因急需故，小学课本几乎全部用中宣部与本厅前岁所编辑之稿，略加改正付印，这完全为救急的办法。课本内容不免很多不合边区实际生活(其中只有少数是新编的，内容比较与边区实际生活有些联系)，然而有书总比无书好，总算解决了问题，在出版方面，是完成了任务的。”另一方面，教育厅言说的按时供应是就边区的总体情况而论的，仍有一些地方在1942年后仍然面临着教材短缺的问题。1944年，鲁直在《解放日报》中撰文，就靖边县的小学教育指出：“这里的小学生，有读了二三年书到现在还没有课本的。有的是几个人共一本，放假回家，不知道归谁带好，闹的大家都不带。所以回去之后，就不能温习，把识会的几个字也忘记了。办学校的既不给发新的课本，又不让他们念‘百家姓’、‘日用杂字’，等旧东西，结果是没有书念。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总体而言，我们不能因其水平低，还有与边区实际生活联系不紧密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否认边区特别是边区教育厅为教材建设付出的巨大努力，尤其不能否认边区按时供给小学教材的重大历史意义。

边区小学教材的按时供给，最直观的意义在于边区的儿童们有书可读。新教材取代以宣传儒家文化为主的古书，既削弱了封建文化对边区儿童的影响，又为塑造边区儿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宣传抗日和锻造实际生活技能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对边区儿童的成长及边区发展，对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强化边区乡村民众的政党认同，都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就此而论，从读古书到读新书，从无新书可读到有书可读，实现了边区教育历史上的巨大变革。

(三)积累教材建设的丰富经验

陕甘宁边区为应对小学“课本恐慌”所采取的相关措施，为新时代教材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首先，从为党育人，为国育人的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延安时期的边区政府尽管经费捉襟见肘，但却从为抗战育人、为边区发展育人的情怀出发，果断放弃旧教材，组织人力编订新教材，针对性地解决制约教材出版、发行的各种问题，最终克服“课本恐慌”。从无书可读到按时供给，是边区政府对教材建设高度重视的必然结果。

新时代以来，教材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2021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双语教育的特殊性，把歪曲的新疆发展史和少数民族成长史的内容穿插到教材里的事件和2022年人教版的“毒教材”事件等等。教材中出现这些问题，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相关部门的审查不到位、缺位不能说不与之相关。之所以缺位、不到位，说到底，还是思想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守住教材底线，没有深刻认识到教材建设就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基础性工程，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

时过境迁，教材建设的大环境远非延安时期所能比拟，有利的一方面是，政府、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强有力的印刷力，强大的编审队伍，充裕的资金等等。挑战的一方面是新时代教材建设面临着空前的复杂性、挑战性，各种逾规逾矩内容的隐蔽性等等。应对挑战的具体办法非常多，但认识是最为重要的。也就是说，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要从为党育人，为国育人的高度重视教材建设的重要性，要把教材建设视为国家事权，要把教材建设和管理落在实处。

其次，教材内容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不断更新变化。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边区教育厅在审编教材时，要求各科各目都要突出抗日，这原本是正确的，是对时代的回应。但在实际的编审中，却把突出做到了极端，严重忽视了边区民众的实际生活需求。边区政府深刻检查了教材中“太政治化”的问题，从1940年后，教材内容越来越儿童化、生活化。这是边区政府尊重教育发展规律，顺应实际生活所需，严选严编教材内容的体现。

“鉴古而知今”，当前教材内容的编审，一定要坚持面向时代，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了解学科和行业发展的最新进展，要将新的知识和技能融入教材，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同时教材内容要与实际密切结合，教材编审要有服务实际生活的关怀意识，突出科学性、实用性和创新性。

再次，教材要强化劳育内容。早在1938年，边区教育厅在总结边区一年来教育情形时就强调：“边区教育应特别注重劳动教育，使儿童青年从事劳动，使他们在集体劳动中锻炼他们的身体，发展他们的集体精神，训练他们的组织能力，并且养成他们的劳动兴趣和重视爱好劳动的习惯。学生不只在校内做劳动工作，同时还应参加校外的生产劳动工作。”劳育在1940年以后的小学教材内容中得到落实，且比重逐年增加。志丹完小1943年“不仅在课程上增添了一般农业常识，且在生产方面加强了课外劳作”。绥德1944年国语教材选编生产计划、模范党员申长林、劳动创造一切等内容。边区不仅把劳动教育写进教材，而且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扩大课外劳动的比重。比如，边区在寒假、暑假之外，还放忙假，让儿童在农忙时回家帮助生产。除此之外，几乎每所学校都有田地，学生劳动既实践了劳育内容，又增加了学校收入，减轻了政府负担。

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的中小学教材安排了一定涵养儿童劳动意识、培养儿童劳动观念的内容。但是，随着教育的不断“内卷化”，教材的劳育内容很难落地，不仅城市儿童，甚至乡村儿童都极少劳作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因此，如何选择和安排教材劳育内容，如何促使劳育内容落地，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就此而论，边区教材劳育内容的安排和落地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