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世纪你的小学教材的封面吗？
前几天整理老屋，在阁楼的木箱里翻出一摞旧课本。掸去灰尘，最上面那本小学语文的封面，还是那片暖洋洋的黄色。
那黄色不是正黄，是那种晒透了的麦秸秆的颜色，温温的，软软的。封面上画着几个孩子，最前面的孩子手握钢笔，坐在课桌前，眼望前方，若有所思，后边站着一个男生和三个女生分别扛着铁锤，抱着麦穗，握着红樱枪、举起一支笔。挺胸昂首望着前方，这本试用教材，展示时了那个年代的特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小立下革命志，长大要当工农兵。孩子们好像总是盯着前方，将知识化为投枪匕首，随时防着帝修反和资本主义糖衣炮弹进攻。 我捧着书坐在箱盖上，一时间竟有些恍惚。
想起刚发新书的日子，总是在九月初。教室的窗开着，外面的法桐还绿着，风吹进来，新书的纸页哗啦啦响。那油墨味儿是顶特别的——不是后来那些花花绿绿的铜版纸的味儿，是铅字印在普通白纸上，带着点涩，带着点香，像刚割过的青草地在太阳下晒了一晌。我们一个个伏在课桌上，把鼻子凑近了闻，闻完了还不过瘾，又翻到封底，看那上面的定价——几毛几分，印张几个，书号一长串。那时候不懂这些数字的意思，只觉得它们排在那里，整整齐齐的，像一队等待检阅的兵。
每年开学最重要的事，是包书皮。
头天晚上，母亲会把积攒的挂历纸拿出来，让我挑。我总挑那些图案素净的——山水的最好，花的也行，太红太艳的舍不得，要留着过年包窗缝。母亲的手巧，裁纸、折叠、剪角，一气呵成。包好了，还要在封面上贴一张白纸条，让我用钢笔写上“语文”“数学”和自己的名字。我写字时格外小心，一笔一划的，生怕糟蹋了这身新衣裳。
可书皮终究是包不住的。用到半学期，边角磨毛了，挂历纸绽开了口子，里面的封面才露出真容。那层保护剥落的过程，好像时间一点点褪去伪装，把最初的样子还给你。 翻到五年级的数学，是蓝绿色的封面。上面画着些三角板、量角器，还有几个几何图形——圆、三角形、正方形，规规矩矩地摆在那里，像一堂还没有开始的课。我盯着那个圆看了很久，想起教我们数学的王老师。他总爱在黑板上一笔画圆，粉笔捏在拇指和食指间，胳膊一转，一个浑圆的圈就出来了。他说，圆是最完美的形状，因为圆周上每一点到圆心的距离都相等。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完美，只觉得他画圆的样子很好看。 三年级的自然课本，封面是一张照片——一个男孩蹲在溪边，手里捧着放大镜，正看什么。溪水亮晶晶的，男孩的袖口卷着，露出半截小胳膊。我好像也曾在这样的溪边蹲过，看水底的鹅卵石，看游来游去的小鱼，一看就是半天。只是那时候没有人告诉我这叫“自然”，我只是在看，在听，在闻，在摸，在用一个小孩子能用的所有方式，认识那个大人们叫作“世界”的东西。
最下面是一本初中英语。浅绿色的底子，画着两个外国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面对面站着，好像在说话。男孩叫Li Lei(李雷)，女孩叫Han Meimei(韩梅梅)——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那个时代无数中国学生最早的“外国朋友”。
我们的英语老师姓白，叫白静萍，教我们时快退休了。她胖胖高高的，出身大邑县一个书香人户，大邑口音特浓。她的哥哥是外交部大使馆一个英文翻译官。她教我们念“Good morning”时，嘴巴张得很圆，舌尖抵着上齿，那个“ning”的音，要反复练好多遍。生怕我们读成“估夺摸你”了。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她微微发白的鬓角上，也照在我们摊开的英语书上。那浅绿色的封面，在阳光里显得格外柔和。
书翻到最后，是那方熟悉的空白框框——用铅笔写了又擦、擦了又写的名字，模糊的橡皮印子，还有一滴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的墨水，早已洇开，成了一个小小的蓝色的湖。
我合上书，放回木箱。阁楼的窗外，天还是蓝的，只是没有鸽子飞过。楼下传来汽车的声音，远远的，闷闷的，像隔着许多年的时光。
那些封面，那些画，那些人，都还在那里——在那片暖洋洋的黄色里，在那道蓝绿色的几何题里，在那个捧着放大镜蹲在溪边的男孩的眼睛里。只要你还记得，它们就永远崭新，永远等着你，像九月的第一阵风，像刚发下来的新书，哗啦啦地，翻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