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法官培训统编教材-刑事审判实务】代购毒品行为的定性
- 2026-11-22 23:54:11
代购毒品行为在毒品交易环节广泛存在。如何界定此类行为,并准确认定其性质,对有效打击末端毒品犯罪有重要意义。
代购并非规范法律术语,实践中各方对代购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有的观点将代购毒品行为限定为为他人购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且未从中牟利的情形,有的观点认为代购毒品仅指向托购者事先联系好的贩毒者购买相应毒品的情形,即“跑腿型”代购。
上述理解不完全符合社会公众对代购的一般认知,也与《大连会议纪要》《武汉会议纪要》中对代购毒品行为的规定不尽一致。《昆明会议纪要》与以往两个会议纪要一脉相承,采用了广义代购概念,未从托购者身份、购毒目的、代购行为方式等方面对代购毒品行为作出限定。
代购毒品行为的定性问题在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大连会议纪要》对该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武汉会议纪要》在此基础上又作了补充性规定。《昆明会议纪要》对此前两个会议纪要的规定作了体系性的调整和完善,加大了对代购毒品牟利行为的惩治力度,规范了证据认定标准,是当前办理代购毒品案件的重要规范指引。
(一)代购毒品的行为类型
《昆明会议纪要》在对代购毒品概念进行广义界定的基础上,以“是否牟利”和“是否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两个标准,从三个维度对代购行为性质进行类型化分析认定,将行为性质与罪行严重程度、刑罚惩治力度挂钩、匹配,契合了区别对待的政策要求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1.共犯型代购
共犯型代购,是指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代购毒品,未从中牟利的行为类型。
根据《大连会议纪要》的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代购的,无论是否牟利,都应以相关毒品犯罪的共犯论处。《昆明会议纪要》将上述规定中的“无论是否牟利”改为“未从中牟利”,因为对从中牟利的,不应仅以共犯论处。理由如下:
其一,被告人此时实施的不仅是帮助他人代购毒品的行为,同时也实施了加价或者变相加价的贩卖毒品行为,从严厉打击代购毒品行为的角度,应直接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
其二,对于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并从代购中牟利的被告人以共犯论处,对于不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但从代购中牟利的被告人以贩卖毒品的上家论处,会造成处罚失衡。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未从中牟利”具体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未牟利的情形;另一种是虽有牟利,但未直接从代购行为中牟利的情形,如被告人明知他人贩卖毒品而为其代购,但不是从代购行为中直接牟利,而是从后续贩毒行为中牟利的,则仍应认定为共犯。
2.从中牟利型代购
从中牟利型代购,是指为他人代购毒品,并从中牟利的行为类型。
根据《昆明会议纪要》的规定,为他人代购毒品,只要代购者通过加价或变相加价从中牟利的,在规范评价上,其角色就发生从受托帮人购毒者到毒品交易链条上家的质变,成为一个独立的转卖环节,故而一律按照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至于代购者是明知对方以贩卖或吸食为目的而购买毒品,还是不知道也不关心对方委托其购买毒品的具体目的,均在所不问,但在量刑时可将其作为评价代购者主观恶性的考量因素。
3.其他类型的代购
其他类型的代购主要是指为他人代购毒品,既不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又未从中牟利的行为类型。
需要说明的是,在其他类型的代购中,代购者与托购者完全有可能成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或者运输毒品罪的共犯,但此共犯并不是共犯型代购中的共犯。代购毒品数量达到《刑法》第348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昆明会议纪要》根据其行为类型认定行为性质,因购买、存储毒品被查获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因运输毒品被查获的,一般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
《昆明会议纪要》在此对《大连会议纪要》《武汉会议纪要》的表述作了两处整合修改:
第一,将《大连会议纪要》中的“不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和《武汉会议纪要》中的“为吸毒者代购毒品……没有证据证明托购者、代购者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统一修改为“没有证据证明代购者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代购毒品,代购者亦未从中牟利”,不再限定托购者身份为吸毒者,涵盖面更广。实际上,无论代购者是否为吸毒者代购毒品,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托购者有贩卖毒品的共同犯罪故意,且因其未从中牟利而成为独立的贩卖环节,均只能按照此种情形处理,即毒品达到数量较大标准,因购买、存储毒品被查获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因运输毒品被查获的,一般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昆明会议纪要》的规定有利于降低认定难度。
第二,《武汉会议纪要》规定“在运输过程中被查获……对托购者、代购者以运输毒品罪的共犯论处”。《昆明会议纪要》在此作了三处修改。
(1)将“在运输过程中被查获”改为“因运输毒品被查获”,这样可以同时包括运输毒品行为正在实施和实施完毕两种情形。
(2)将“对托购者、代购者以运输毒品罪的共犯论处”改为对代购者“一般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因为对于托购者而言,其与代购者是否构成运输毒品罪的共犯,要看其与代购者是否有运输毒品的犯意联络。实践中,存在托购者委托他人代购毒品,但对代购者购毒渠道不清楚,不知道代购者需要实施运输毒品行为来向其交付毒品的情况,此时对代购者可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而对托购者只能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
(3)最后,《昆明会议纪要》在认定代购者为运输毒品罪的情形前增加了“一般”二字,强调对代购者实施的运输毒品行为也要进行一定的实质判断,与吸毒者实施运输毒品的行为定性相照应。
(二)“牟利”的表现形式
《昆明会议纪要》对变相加价的界定作了大幅修改,扩大了“牟利”的外延,使得更多代购毒品行为可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
《昆明会议纪要》将《武汉会议纪要》中的“以贩卖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改为“收取、私自截留部分购毒款、毒品”,特别是将收取、私自截留部分毒品也视为从中牟利,且不再强调以贩卖为目的,进一步限缩代购毒品牟利行为出罪的范围。《昆明会议纪要》中的变相加价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第一,在交通、食宿等开销外收取“介绍费”“劳务费”。
通常而言,此种情形下是否牟利及牟利数额,是可以通过加减运算得出的,即收取的总金额-购毒款-交通、食宿等开销。实践中,代购毒品多为就近购买,一般不存在住宿问题。在认定开销时要实事求是,只要开销数额符合社会惯常做法并在合理幅度内,一般都应当予以认定。需要说明的是,认定住宿费相对容易,而认定交通费、餐饮费相对繁难。在难以认定时,也要充分考虑这些费用支出,而不能不予认定。
第二,收取部分购毒款、毒品。
收取部分购毒款的,可以认定为牟利,实践中一般没有分歧。
收取部分毒品作为酬劳构成牟利的情形,《武汉会议纪要》在主观方面作了“以贩卖为目的”之限定,《昆明会议纪要》删除了此限定,理由是代购者收取部分毒品,与代购者获取金钱后再用金钱购买毒品并无本质区别。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部分”是相对于代购毒品的整体购毒款、毒品而言的,并不是一个数量等级,与刑法中规定的“少量”毒品、毒品“数量大”“数量较大”等数量等级不具有可比性。
第三,私自截留部分购毒款、毒品。
代购者在代购毒品过程中,利用不对等的信息优势,暗中将所经手的购毒款,所代购的毒品中的部分予以截留、克扣并据为己有的情况时有发生。此种情况下,托购者往往对毒资、毒品被截留不知情,代购者将其占有的毒资、毒品予以截留,外观上符合盗窃罪或侵占罪的构成要件,但利用信息不对称偷吃差价、杀熟等类似行为在交易活动中时常发生,这与合法的委托代理行为或典型的盗窃行为在评价时不能等量齐观。因此,对于私自截留部分购毒款、毒品的行为,应将其视为牟利的形式,不再以盗窃罪等犯罪论处。
第四,其他情形。考虑到实践中“牟利”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代购后对毒品掺杂使假以达到托购者的求购数量的情形,《昆明会议纪要》很难也没必要将各种情形全部列举,故在结尾增加“等方式”表述,将变相加价设置为开放性条款,使其包括但又不限于所列举的情形。
需要强调的是,所牟之利的数额原则上没有限定。代购者只要从代购毒品中获得物质性利益,理论上都可以认定为“利”。但刑法具有谦抑性,讲求用较小的刑罚成本实现更好的犯罪治理效果。不能认为只要代购者收取了“介绍费”“劳务费”,即便数额很小,也应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对于接受托购者给予的小额跑腿费、辛苦费及价值不大的香烟等物品的,鉴于利微,与贩卖毒品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明显不相匹配,也可以不视为牟利。
(三)“代购蹭吸”的定性处理
“蹭吸”并非规范的法律术语,只是司法实践对某一涉毒现象的概括性表达,未必经得起推敲。
一般来说,代购蹭吸,是指代购者以自身吸食为目的,从托购者处收取少量毒品作为酬劳的情形。实践中,“代购蹭吸”情形中的托购者绝大多数是吸毒者。“蹭吸”既可以是代购者主动提出或者托购者允诺给予毒品让代购者吸食,也可以是代购者在托购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截留部分毒品供自身吸食。
对于“代购蹭吸”行为是否属于从中“牟利”,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武汉会议纪要》对此未作明确规定。《昆明会议纪要》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规定代购者收取、私自截留部分毒品的,属于从中牟利,无论其是否出于吸食目的。
但实践中“代购蹭吸”情形复杂多样,不宜一律以贩卖毒品罪论处。有鉴于此,为防止打击面过大,《昆明会议纪要》明确了“代购蹭吸”行为出罪的条件,即贩毒者须是托购者事先联系且所购毒品仅用于吸食、代购者获取少量毒品供自己吸食。之所以对此种情形进行出罪化处理,主要考虑如下:
其一,对于托购者事先联系好贩毒者的“跑腿型”代购,不宜将代购者认定为贩毒者的共犯。
其二,在托购者购买的毒品仅用于吸食的情况下,代购者与托购者也不存在实施贩卖毒品等犯罪的共同故意。
其三,代购者收取、私自截留少量毒品仅供自身吸食,其行为虽属获利,但实质上相当于吸毒行为和帮助吸毒行为,故可不作为犯罪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昆明会议纪要》在此使用的是托购者“联系”,而不是“指定”。毒源信息固然重要,但毒品交易的达成是双方交涉沟通的结果,谁联络谁就在交易毒品合意达成中起到重要作用,那么即可认定谁在毒品代购中起到主导作用。如果代购者仅是提供了毒源信息,联系毒源并达成交易毒品合意的行为仍是托购者完成的,那么经综合考量符合条件的,也可以对代购者不以贩卖毒品罪论处。关于少量毒品的认定,一般理解为明显低于数量较大标准。
(四)代购毒品的证据审查
贩卖毒品和代购毒品具有相同的外观,都表现为毒资与毒品的对换,但两者的刑事责任却有很大差别。毒品犯罪隐蔽性强,侦查取证难度大。而涉及三方结构的代购毒品,更是对证据审查判断提出更高要求。实践中,代购毒品成为零包贩毒人员的“标配”辩解,贩毒人员购买毒品被抓后往往辩称系为他人代购,试图逃避司法打击。
对此,《昆明会议纪要》新增了代购毒品行为的证据认证规则,明确了该类情况证据审查的要点,实际增加了被告人提供证据线索的义务,并明确未达到相应证明标准、被告人行为符合贩卖毒品罪犯罪构成的,依法定罪处罚。
第一,明确代购毒品证据审查要点。对于辩称系代购毒品者,应当全面审查其所辩称的托购者、贩毒者身份、购毒目的、毒品价格及其实际获利等情况,综合判断其行为是否属于代购。毒品代购证据审查中有三个核心要素,即是否存在委托关系、是否知晓购毒目的、有无从中牟利,前者关乎是否成立代购毒品,后两者与代购毒品的定性处理密切相关。
第二,明确代购疑点利益归属。《昆明会议纪要》规定,向购毒者收取毒资并提供毒品,但购毒者无明确的托购意思表示,又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存在代购行为的,一般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向购毒者收取毒资并提供毒品,外观上呈现着钱毒交易的买卖性质。该种情况下,只有行为人辩称的代购毒品能够被证明的情况下,才能否定贩卖毒品罪的成立或减轻其罪责,所辩称的毒品代购不能被证明时,一般应认定贩卖毒品罪正常定罪处罚。上述规定并不是证明责任倒置,仅仅是部分举证责任转移,带有一定的推定性质,为了防止可能出现反证,《昆明会议纪要》在“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前面规定了“一般”。
转自:穿花寻路展虹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