唠唠学前【73】| 教材可以是起点,但不能是终点
- 2026-11-21 22:4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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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材”这件事,一边是“小学化”的红线越划越硬,2026年春季学期“去小学化”首次入法,严禁提前教授拼音、识字、算术,严禁书面测试和作业。另一边是“去教材化”的口号喊了几年之后,不少老师反而陷入了另一种焦虑——所谓“去教材中心”在实践中沦为了“无教材教学”,教师每天陷入“生成课程”的焦虑,“去课堂中心”则异化为“无目的的户外疯玩”。
先说“套用”这一头。教材本身当然可以承载小学化的内容,郑州那所用“阴阳课表”应付检查的幼儿园,提交的课表里藏起了英语和书写,实际教学中却照开了二十多年,这不是教材的问题,是把教材当成了提前起跑的跑道。但更普遍、也更隐蔽的一种“套用”,不表现为教拼音算术,而表现为把教材的目录当成教学的节奏,把教材的活动设计当成课堂的剧本。教材上写着这周做“秋天的树叶”,老师就带着孩子捡树叶、贴树叶、画树叶,至于孩子捡叶子时突然蹲下来看蚂蚁搬家这件事,不在教材的页码里,就被轻轻放过了。这种套用之所以顽固,不能全怪老师懒。一项针对新手教师的质性研究说得挺清楚:幼儿园普遍依赖课程教学类资源,背后是三个因素在起作用——保障自身保教质量、课程研发能力不足、以及外部环境压力,而其中“外部环境加剧了教师课程研发难度”是关键的推手。当一个老师一周带十几个活动,同时还背着保教质量考核的指标,教材对她来说不是“枷锁”,是“安全网”。套用不是审美选择,是生存策略。
再说“拼接”这一头。这个问题比套用更值得细看,因为它暴露的是教材编写逻辑本身的某种先天不足。目前大多数园所使用的教材存在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课程围绕一个主题展开,但主题下的各领域活动之间缺乏内在逻辑,活动跟大主题相关,可“现在做的活动”和“接下来做的活动”之间没有必然的发展关联,孩子回顾的时候只能说“我们做了哪些事”,说不出“我们的活动是怎么一步步推进的”。南师大版《幼儿园整合课程》里有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主题是“买卖小高手”,前面在探索“钱”和“热闹的市场”,活动7突然跳出一个“蒸笼”,让孩子学绕口令《蒸笼》,领域目标写着语言和艺术,但它和“买卖”“钱”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弱联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拼凑?根子在编写机制上:编写者拿到一个主题,同时拿到一张需要覆盖的五大领域核心经验清单,任务就是把清单上的条目分派到各个活动里去,目标先行,覆盖优先,至于活动之间有没有经验的递进,反而成了次要的事。这种教材在结构上就是“拼盘式”的,老师照着上,课程自然就是碎片的。拼接的问题不在于老师不会整合,而在于教材本身就没有提供一条可以让孩子走进去的经验线索。
陈鹤琴先生当年说“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他反对的是“书本主义”的死教育,却从来没有说教材本身有罪。他把教材与儿童、教师并列为教育的三大要素,主张的是“教材是活的”——活的不是那本书,是教材与儿童当下经验之间发生联系的方式。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放在这里看就更清楚了:好的教学不是跟在儿童已有水平后面跑,也不是越过他的经验直接灌进去,而是在他“已经能做到”和“在支持下能做到”之间搭一道桥。教材能提供的,最多是桥墩的位置参考,真正决定桥往哪里架的,是老师看见的那个具体的孩子此刻站在哪里。教材如果只被当作“要完成的内容清单”,它就永远在儿童的经验之外;只有当它被当作一个“可以对话的起点”,它才有可能进入儿童的经验。
所以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用不用教材”这个二选一,而是教材在使用链条中的位置。一个可操作的方向是“教材二次开发”的制度化,而不是停留在对教师个人觉悟的期待上。已经有幼儿园在做很朴素但有效的事:在主题实施之前做“前审议”,把教材当作素材来研读,而不是当作教案来执行。杭州莲花港幼儿园中班做《多彩的秋天》时,老师们先一起回溯秋天的核心教育价值,从“可发展的价值点、可亲历的事儿、可利用的资源”三个维度重新梳理框架,再结合本班孩子日常表现出的兴趣,预设出“萝卜”和“桂花”两条不同的班本路径,教材只是资源清单里的一项,不是路线图本身。苏州一些幼儿园则把审议做成了有工具支撑的流程,“1份实施建议表加3份阶段审议记录表”,让“改教材”这件事有章可循,不依赖某个老师的灵光一闪。这些做法的共同点是把“审议”变成一道制度性的工序:教材进来,先问它和这群孩子的生活有没有关系,再问活动之间有没有经验的递进,最后才决定哪些用、哪些改、哪些放手生成。这比喊“去教材化”或者“回归教材”都更务实,因为它承认教材有用,但拒绝让教材替老师做决定。
另一个绕不开的层面是评价。只要保教质量考核仍然主要看“活动有没有按计划完成”“环节有没有走全”,老师就没有动力去做审议,因为审议是花时间的、不确定的、可能“偏离计划”的。外部环境是教师依赖教材的关键变量。如果考核里能留出一个口子,哪怕只占一小部分权重,看老师有没有基于观察做出过课程调整,有没有记录过一个从孩子兴趣里长出来的活动,教材的“安全网”功能就会慢慢松动,老师才有空间去练习“二次开发”这件事。这不是靠一次培训能解决的,是靠评价信号一点一点喂出来的能力。
教材是一本别人编写的、面向“平均儿童”的书。它永远不可能刚好长在你面前这群孩子的经验上。但这不意味着它没有用。它有用的前提是,老师站在它和儿童之间,做那道“翻译”的工序——把教材里的目标翻译成孩子此刻能触碰到的材料,把教材里的活动翻译成孩子愿意走进去的情境,把教材没写出来的东西,从孩子的眼睛和手里找回来。教材可以是起点,但不能是终点。终点永远在儿童那里。


封面图片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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