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外交辞令与实际认识的差异。
1、大陆学界甚至缺乏常识
叙述受复杂的外在因素影响,因此不能将叙述等同于叙述者个人的认识,这是后现代主义的常识,甚至这压根就是生活常识,但在大陆历史学界,这一常识至今没有深入人心。
大陆引入新文化史也有那么些年了,新文化史本应重审传统史学观点及其方法,并扩充史学视野,然后大陆的新文化史却走向了无可救药的琐碎化;而传统史学不仅未在新理念下迎来进步,反而把自己也搞得琐碎了。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大陆学术当真无可救药。
2、皇帝的诏书可以代表皇帝本人的认识吗?
上一篇文章提到过,清朝将互市与朝贡分离,互市作为单纯的经济行为在大多数时间只受到极少限制,而外国使节来朝则必须遵守古老的礼法。但是,朝廷编撰的文献中又是如何描述互市的呢?
《皇朝文献通考》卷33称“各島如呂宋、噶喇吧、日本、紅毛、紅毛之種數十,向所謂出沒烟濤,莫知其蹤跡者,皆已按圖可指。就中佛朗西、荷蘭、暹羅等國,矯首面內,不憚超數十更以來。其他小弱,附景希光者,又不在此數。於是緣其職貢以通其貨賄,立之期會以均其勞逸,寬減稅額以豐其生息,厚加賞賚以作其忠誠。而又核驗官府,譏禁內匪,弛張互用,畏慕滋深。此今日市舶之所以盛也”。
所有的外国致力于朝贡,而清朝也对他们的贸易給予轻税、厚加赏赐,以诱导他们对清朝竭尽忠诚,这一描述完全无视实际状况。
但我们可以说《皇朝文献通考》的编者认识不清或者故意扯谎吗?当然不能,这只是一种必要的修饰。
正如岩井茂树所言“修辭也是來自於作者的思考與認知,但是豐富的學識與修飾文章的技巧,是基於古典式的世界觀孕育出刻板化的敘述,往往會化為文藻堆砌的世界......更不用說,在作為天子禮儀場域的朝廷當中,對於和各國的關係,不得不單方面地基於朝貢的文法來進行解釋,並用朝貢語彙來進行表述。但是,要基於這樣的文藻與技法,來論述同時代人的認知與實踐之關係,看到的恐怕只會是虛像”。
乾隆、嘉庆的敕谕正是这种经过天朝观念修饰的表达,其主要反映传统观念,而非两位皇帝实际的看法。如此表达才是正常的,如果不这样表达,反而需要引起注意。
编者要是这点常识都没有,建议赶紧退休,免得晚节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