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中那些“统治危机”解析14--民国03
- 2026-11-23 07:29:47
“接收变成‘劫收’”:最盼它回来的人,为什么最先对它失望
统治危机系列·国民党政权(三)|1945—1947:胜利之后,失去城市
一、“难道这就是天亮了吗?”
1945年8月,沦陷区的人把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叫作“天亮了”。作家师陀站在路旁,看见人潮向进城的军队忘情欢呼,“我不自禁的热泪盈眶”。记者陶菊隐却记下了随后的情形:先到上海的是军统的忠义救国军,接着是“饥鹰满天飞,饿虎就地滚”——前者是从重庆飞来的接收大员,后者是潜伏多年、此时出来趁火打劫的“地下工作人员”。上海市民问:“难道这就是天亮了吗?”
9月27日,《大公报》写道:“在南京和上海,政府只用了短短二十来天就失去了民心。”上一篇结尾说,国民党带着执政以来最高的声望走进收复区。这一篇讲的是,这份声望怎样在城市里耗光。
二、教材原话:“劫收”
纲要上第24课开头写道:国民政府在原日本占领区共接收日伪工厂2411座,价值约20亿美元,还有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物资、金银,“这些资产完全由国民党官僚资本集团控制”;接收大员们“贪婪地掠夺财物,接收变成‘劫收’”。
值得追问的是:收复区的民众,本是最盼着它回来的人。金冲及指出,他们没有大后方民众那种对国民党种种作为的切身感受,最初对它抱着热烈的期望。为什么恰恰是他们,最先对它失望?
三、接收:明为接收,实为抢攘
为了抢在共产党之前控制大城市,国民政府先借用了日伪的力量。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指定的部队投降;军统把九十七部、约七十四万伪军封为“先遣军”,维持地方。对伪军的宽大处理方案,蒋介石批示“如拟,但不可发表”。汪朝光评价,这是“得实利而失人心之举”。
政治上,国民党同时在谈与打之间盘算。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给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密令:“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可就在1945年底,孙科主持的国民党政协代表会议也自承,不宜马上用兵:“民多厌战”,“百业凋残,民力已尽”,“国军风纪不尽佳,改编之伪军尤未必可恃”。他们清楚打下去的风险,最终还是打了。
接收本身毫无章法。复员总计划还没编出来,日本就投降了。事后的官方调查承认:“特派员头衔者不知若干名,接收机关不下数十处,各不相谋,各自为政,明为接收,实为抢攘。”时人编出“五子登科”:房子、条子(金条)、票子、车子、女子。侍从室的唐纵在日记里写,政府人员只接收敌伪的公馆、物品、家具,“而将工厂封闭,听其停工,毁灭”。一年后,接收的约2411家工厂中只有852家恢复了生产。
蒋介石不是不知道。10月下旬,他听到接收人员“花天酒地,以及贪污受贿”的报告,“闻而怒甚”,严令京沪平津禁赌禁嫖、封闭各类办事处。张东荪的评论是:“蒋主席的皇皇布告,虽然说杀无赦,而始终没有掉下一个头来。”侍从室秘书邵毓麟从京沪考察回来,对蒋介石说:“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了民心!”
四、一个比价,转移了一笔财富
如果说“五子登科”还能算作官员个人的贪婪,那么法币对伪币的兑换率就是政策了。9月27日,财政部把法币与伪中储券的比价定为1:200。按后方与收复区的物价比,合理的比价不应超过1:100;华北地区后来定的比价是1:5,接近伪币的实际价值。同是收复区,南北相差四十倍。
后果是一次财富转移:从后方来的人揣着法币“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收复区居民的积蓄一夜之间缩水一半以上。上海商人称之为“内地的资本入侵”,《大公报》说这“相当于直接没收人民的财产,让江苏和浙江的所有中产阶级破产”。多年后,陈立夫承认这件事“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李宗仁说:“政府在收复地区的失尽人心,莫此为甚。”
对沦陷区的学生,教育部又搞“甄审”,要他们证明自己不是“伪”学生。留在北平的北大学生写道:“我们需要的是抚慰,是鼓励……而不是惩罚,不是歧视,不是摈弃!”国民党的情报系统自己也承认,此举让共产党和民盟在学生中“收获颇大”。于是流传开一句话:“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五、党内的声音:“只代表少数人之利益”
接收让国家资本膨胀到民国时期的顶峰,按1936年币值计,占全国资本总值的54%,在金融资本中占89%。社会上把它统称为“官僚资本”。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中委们轮番抨击,行政院长宋子文“大受攻击,体无完肤”;有人揭出某部一位次长一人兼了十一个商业机构的董事长。萧铮提议对经济部报告表示不满,赞成的只有78人,没有过半数。全会决议里,“官僚资本”被换成了“官僚主义”,汪朝光说这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同一次全会上,吴铁城、陈立夫汇编的《党务革新方案》写下了国民党内最沉重的自我诊断:党既未能以减租让利于农民,未能以立法保障工人,也未能以经济保护中产以上阶级;“党无社会基础,既不代表农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体官吏,而只代表少数人之利益。”
也是这次全会,用决议实际推翻了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草的协议。七个月后,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同一天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正在奔走调停的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早晨在报上看到这条消息,对记者说了一句传诵一时的话:“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开战时,国民党确实样样占优:总兵力约四百三十万,中共约一百二十七万;国民党独有海空军,十八家兵工厂月产步枪约九千支、炮八百多门,中共六十五家兵工厂月产步枪一千多支、迫击炮两门。陈诚说,“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蒋介石说:“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
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暴露了另一面。整编第74师被围,周围的援军多数只有一两天路程,却“多则前进十余公里,少不过三五公里”;直到74师覆灭,最近的一个师还在十里外,“炮声相闻”。师长张灵甫战前给蒋介石的电报里写过:“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蒋介石战后通令痛责:“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每为乌合之众所陷害”,最大原因“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
六、哭陵:被裁下来的军官
1946年的整军,把国民党军队压缩了一大块。复员计划里,被裁军官要转业为警官、教员、地方行政人员,上百万士兵要集体转去修路垦荒,但这些计划“大都停留在纸面上”,唯一落实的是二十个收容被裁军官的“军官总队”。重庆一地失业军官四千多人,几百人成群到饭馆“游食”,吃完打欠条,夜里露宿街头。
1947年5月12日,中央训练团将官班五百多名失业学员到南京中山陵谒陵,“多掩面痛泣”,史称“哭陵事件”,舆论称之为“近年来空前的现实大讽刺”。裁谁不裁谁也成了派系之争:陈诚系统的部队“不只不被裁编,反而扩充”。白崇禧事后说,取消杂牌部队使军队“仅能控制点与线”,“士气低落,人心怨上畏匪”。
七、反帝起家的党,丢了民族主义的旗
抗战时,美国兵在大后方街头经过,人们伸出大拇指喊“顶好”。战后,美国帮国民党运送了四五十万军队,五万多海军陆战队登陆华北。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规定双方国民都可在对方领土全境自由经商设厂;当时一幅漫画画的是长嘴鹤对猫说,我们是平等的,都可以在这只长颈瓶里喝水。连签约的外交部长王世杰也在日记里写:“所谓互惠实际上仍易成为片面之惠。”美国剩余物资涌入,胡厥文回忆,1946年一年上海民营工厂有76%倒闭。
1946年平安夜,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被美国兵强暴,抗议浪潮席卷全国。储安平在《观察》上写道,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原本“包含着感激和敬佩”,如今却发生了“一个不可否认的变化”。国民党是靠“打倒列强”的北伐起家的,二十年后,民族主义这面旗帜到了对手手里,“美蒋”成了它的新名字。
八、城市:从“反饥饿”到“糊涂虫”
1947年2月,宋子文抛售黄金的政策失败,金价、美钞暴涨,上海爆发黄金风潮。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宋子文辞职,物价并没有停下。5月初,上海米价近三十万元一石,杭州、南京、上海接连发生抢米风潮。上海工人协会的公开信说:“我们并不是共产党,而是要求公平待遇的工人……拒绝替少数贪得无厌的政府要人受苦。”
清华大学教授伍启元早在1946年9月就在《观察》创刊号上写道:战前的中层阶级——公教人员和薪水阶级——“早因通货膨胀的影响而沦为大贫”;今日中国“有”的阶级和“无”的阶级生活水准的差别,“已经超过法国革命前夕法国当时的程度”。外交部长王世杰1947年6月在日记里承认:“近来一般舆论,对政府均甚失望,其主要原因为物价高涨……政府在此方面为‘无能’之表现。”同年5月,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向华盛顿报告:“当局第一次开始承认,他们可能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5月20日,南京五千多名学生举着“反饥饿、反内战”的横幅游行,遭军警棍打和水龙冲击;北平的游行队伍里,清华复员军人大队高喊:“抗战军人只打日本!抗战军人不打内战!”胡素珊的研究认为,大多数学生并不想推翻国民党,只想限制它的权力,是政府的粗暴手段把他们推到了对立面。教授们的处境也一样。北大校长胡适在9月的日记里写道,开教授会,到了一百来人,“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
自由派知识分子并不亲共,储安平就是一例。可他在《观察》上写道:“假如不满政府就是‘左’倾,那么老实说,在二十年来国民党这种统治作风下,假如还不‘左’倾,那这个人即使不是奴才,也是个大大的糊涂虫。”“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的?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1947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中间道路就此走到尽头。
九、个人的贪,还是体制的病
对这两年,有一种解释归咎于个别官员的贪婪。汪朝光不同意,他认为,具体的贪腐行为固然损害了国民党的公信力,更深的问题是高层的政治腐败,使它对党内和全国局势失去了控制力,所谓“物必自腐而后蛀生”。傅斯年说得更直接:“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易劳逸则提醒,苏联占领东北、把日军武器交给共产党,确实加重了国民党的困难,但这至多是“摧垮已经腐朽的建筑物的一股狂风”。
十、小结:“我们要做白俄”
1947年年中,国民党高层的情绪急转直下。傅作义说,“以如此政治、如此军队剿共,直不知何年才能告一段落”;王世杰觉得“大多数人均有重大恐惧心”;有人担心“我们要做白俄”。6月30日,蒋介石对党政高层说:“实际上军事并未失败,经济基础亦毫未动摇……完全是我们自己动摇。”
两年前它拿到的,是收复区的欢呼和两千多座日伪工厂、大批物资;两年后它失去的,是城市的中产、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它在农村本来就没有根,现在城市也离它而去。它手里还剩一样东西:民众存在箱底的金子、银元和美钞。1948年8月19日,一份《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要把这最后一点东西也收上来。下一篇,国民党政权(四)。
延伸阅读
1. 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2. 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王海良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3. 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4.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
5. 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建朗、王贤知、贾维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