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里的司母戊鼎,藏着几代中国人拼命护宝的热血往事
- 2026-11-23 06:53:17
展柜前的特殊宝鼎
2021年冬季,在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当中,有一尊方鼎矗立在靠北的展柜前。
该方鼎的高度比常人高出半个头,全身布满了青绿色的铜锈。
其两只立耳呈现出不同的色泽,一只显得深沉暗淡,另一只则较为亮丽。
说明牌上标注着“后母戊鼎”的字样,这让不少曾习惯于课本中“司母戊鼎”称呼的参观者感到些许陌生。
当时旁边有一名穿着校服的小男生,正拉着家长的衣袖询问为何两只耳朵的颜色存在差异。
实际上,那只色泽暗淡的耳朵属于原配部件,而亮丽的那只则是后来进行补配的,这尊宝鼎在历史上确实遭遇过不少磨难。

乱世护宝的壮举
这段往事可以追溯到1939年的河南安阳武官村。
当时村民吴培文在为祖坟开展培土工作时,意外发现了一处被盗墓者挖掘过的松软土层。
在向下挖掘约半米深之后,一块青绿色的铜角显露了出来。
经过四十多名壮年劳动力连续三夜的奋战,凭借粗重的绳索与杠子,才把这个沉重的物件从坑洞里拖拽出来。
由于其重量巨大,在泥地上划出了半米深的沟壑。
当时人们并不知晓其真实身份,因其外形酷似喂马的石槽,便随口将其称作“马槽鼎”。
后来经过称重才得知其重量达到了832.84公斤,属于目前已知的中国古代最重青铜器。
消息传开之后,来自北平琉璃厂的古董商肖老板找上门来,开出了二十万大洋的高价。
然而其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必须把鼎锯成碎片,以便于分装运输。
在院子里架起钢锯并尝试切割的过程中,吴培文意识到不能为了金钱而毁掉祖宗留下的宝物,于是果断停止了这种破坏行为。
他认为如果把鼎锯成碎块,那么它与普通的废铜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因此拒绝了这笔巨款。
为了防止宝物落入侵略者手中,吴培文花费二十块大洋选用了一个仿造的小铜鼎藏在炕洞里,而把真鼎重新埋藏在牲口棚的地下。
在日军先后三次的搜查过程当中,只有那个假鼎被搜走交差,真鼎则在泥土中被隐藏了七年之久。
至于那只被锯下的原装鼎耳,则被秘密地托付给本家兄弟进行保管,作为日后寻回宝物的凭证。

跨越时代的传承
到了1946年真鼎被重新挖掘出来时,那只原配的鼎耳已经不知去向。
适逢蒋介石六十大寿,当地驻军司令把鼎作为寿礼运往南京。
在随后的公开展出当中,鼎身上那个缺失耳座的部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当时留下的照片中也清晰可见。
1949年国民党计划把文物运往台湾,文博专家曾昭燏对此表示了坚决的反对。
她认为这尊重达一吨多的宝鼎在运输途中极易受损,任何人都不应承担损毁民族瑰宝的责任。
她曾致信相关官员,强调万一文物有所损失,主持者将成为民族罪人。
凭借着这份坚持,她成功地把这尊鼎留在了大陆。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之后,该鼎被运抵北京,正式成为了馆内的核心珍藏。
这一宝鼎的铸造工艺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堪称奇迹。
鼎身与四只柱足采用了一次性浇铸成型的方法,期间运用了28块外范。
在浇铸的过程当中,需要七十多个坩埚同时进行铜水的熔炼,并由上百人协同配合完成灌注工作。
经检测发现,其铜、锡、铅的比例与战国时期《考工记》中的记载高度契合。
2002年,它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名单,在全国仅有64件文物拥有这一待遇。

重于青铜的初心
关于该鼎名称的争议至今仍在持续。
早年间郭沫若将其铭文解读为“司母戊”,意为祭祀母亲。
而2011年国家博物馆将其更名为“后母戊”,理由是商代时期的“后”字经常被反向书写为“司”,意指商王的王后。
目前展柜中那只色泽较亮的鼎耳,是由曾昭燏组织专家依据原耳进行重铸而成的,因此在色泽上与原件存在细微差异。
人们在观赏文物时,往往并非仅仅关注其物质载体,更是蕴含在纹路背后的历史人物与精神。
无论是拒绝毁鼎的吴培文,还是坚持留鼎的曾昭燏,亦或是古代的无名工匠,他们都展现了对文化根脉的守护。
这种守护文物的赤诚之心,在重量上甚至超越了那832.84公斤的青铜。
从宏观角度进行审视,后母戊鼎的传承过程不仅是一段文物的迁移历史,更是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具体体现。
它证明了在极端环境下,普通民众与专业学者对于文化根脉的守护意愿可以超越物质利益。
建议在开展文物科普工作时,应更多地挖掘此类背后的守护故事,从而增强公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