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中那些“统治危机”解析12--民国01
- 2026-11-21 14:45:44
“至此,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基本统一了全国”:形式之下,空着什么
统治危机系列·国民党政权(一)|1927—1937:一个悬在半空的政权
一、一面新国旗,和七年后的一页日记
1928年,经济学家何廉和蒋廷黻几个朋友从天津南下南京。多年后何廉回忆:“我们在南京见到新国旗时是多么激动呵”,那或许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象征”。美国记者索凯尔斯基1929年也写道,中国没有哪个政府像南京政府这样,“在一片赞扬声中开始自己的工作”。
七年后,1935年3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王子壮在日记里回想1928年春的一场会议。那次会上,有人主张党要领导民众,元老李石曾反问:执政党“岂能运动民众来反对自己吗?”元老派的主张完全胜利。王子壮写下一句:“然吾党之一蹶不振,此其端也。”同年10月他又写:“老先生之言卒被采纳,党的基础空矣。”
这位王子壮,后面三篇还会出现。他的日记从三十年代一直记到抗战胜利前后,他是看着自己的党一点点变空的人。一个在掌声中登场的政权,七年后让自己的中央秘书写出“基础空矣”,中间发生了什么?
二、教材原话:形式上的统一
纲要上第21课写道:1928年底张学良改旗易帜,“至此,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基本统一了全国”;同一课说,国民党通过《训政纲领》,“实质仍是国民党专制统治”。课后的学习拓展讲中原大战,要求学生“分析南京国民政府为何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形式”二字分量很重。王奇生的统计是:1929年南京政府只控制约8%的国土、20%的人口,到抗战前夕也只有约25%的国土、66%的人口。本系列对国民党政权的总判断是:它是一个悬在半空的政权,上面有军队、首都、外交承认,下面却空着三样东西——党的根,财政和社会的根,以及被枪取代了的党本身。这一篇讲这三样是怎么空的。
三、1927:清党,也清掉了自己
1927年清党时,最大的难题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陈立夫晚年回忆,他想出的办法是让双方“打斗”,“一打了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的人自然就会分出鸿沟来”。广州军警把穿西装、中山装、学生服、头发向后梳的,统统当共产党抓。被捕被杀的人里,非共产党员远多于共产党员。
王奇生把这叫作“逆淘汰”。全国党员从清党前的一百万以上降到1929年的六十五万;汉口从三万多人降到五千;长沙号称十九万,清党后只剩“合格党员”1526人,“农工两界寥寥无几”。与此同时,成都清党前三千多党员,清党后申请登记的反而有一万多。走掉的是有理想的青年和下层农工,挤进来的是想“吃党饭”的人。江苏省党部的报告说:“热心的革命党员几几乎都变成新的土豪和新的劣绅。”
胡汉民原本设想清党要同时清除“恶化”的共产党和“腐化”的土豪劣绅,结果是“恶化”已去,“腐化”代兴。陈立夫晚年也承认,清党使党失去学界同情和一般人民的信任,“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易劳逸的判断更直接:清党“切断了国民党和它的革命动力的源泉之间的联系”。国民党并不是执政后才慢慢脱离群众,它在1927年就亲手切断了自己和群众的联系。
四、“不要民众”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撤销了农民、工人、商人、青年、妇女五部,这五部是1924年改组后组织民众的机构。时人称之为“国民党不要民众”。此后的民众团体,“只有民众团体的招牌而无民众”。1930年的《农会法》规定“有农地者”可入会,佃农却要耕地十亩以上;实地调查的结论是,农会“内部之一切都操诸地主之手”。
为什么不要?蒋介石的顾虑写得很清楚:民众运动是共产党的长技,国民党学不来,“共产党何其巧,而吾党同志何其愚乎!”1929年初他又说:“今日不患地主、资主之压迫农民,而反恐农民之转而压迫地主、资主。”
浙江的二五减租最能说明后果。清党时,当地豪绅把宣传减租的人诬指为共产党,“无辜受累者难以数计”;后来浙江省政府不顾省党部反对,“决然取消二五减租”,还逮捕了省党部的候补监委。减租停了,地主也没有因此感激:他们抱怨田赋比北洋时期还重,“从前田是富之根,而今田是累之首”。国民党自称代表全民,结果是农民没有得到减租,地主也不觉得自己被代表。
五、钱从哪里来:一个口岸政权
国民党的财政结构,比任何口号都更能说明它站在哪里。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的统计显示,1929至1934年间,关税、盐税、货物税三项占中央收入的80%到95%。关税只在沿海口岸收,货物税主要在上海和沿海城市收。而唯一普遍征收的直接税——田赋,1928年划给了地方。中央政府在财政上几乎不和农民打交道,它是一个靠口岸和城市养活的政权。
中央不管田赋,农民的负担却没有减轻。易劳逸发现,1928年浙江开征“整军附加捐”支持北伐,名义是临时的,北伐结束后改名“重建附加捐”保留下来,此后附加税一项接一项,到1933年浙江每县有二三十种。江苏的附加税近于正税的八倍,海门县达到二十五倍。1934年全国财政会议宣布废除五千二百种附加税,地方随即改用“摊款”,其中约85%由区、村自征,“农民最惧怕的税就是摊款”。张公权的结论是:大地主与官吏勾结逃税,“小农之负担奇重”。
这就是“悬空”的第一层含义:国家在农村几乎不出现,出现的是层层加码的地方征收者;农民感受不到中央给了什么,只感受到下面拿走了什么。
六、城市里的另一种不讨好
与城市资本的关系也没有更好。1927年4月,上海资本家据说向蒋介石提供了一千万元。一个月后,南京政府就要上海商会认购三千万元公债,派人逐店逐厂摊派:南洋烟草五十万元,新新三十万,先施、永安各二十五万。商人拒交,政府就诉诸勒索和绑架,常常打着反共的旗号。先施公司经理年幼的儿子被绑,交了五十万元才放回。据易劳逸书引,一位美国领事称之为“一个真正的恐怖时期”;宋子文事后承认,战时“也许曾被迫采用极端手段来筹集资金”。
此后政府靠借债度日:1929至1937年,平均每年收入的五分之一来自借款;1927至1934年发行公债面额十四亿多元,实收只有八亿多。易劳逸说,这种借钱政策成了一个可能毁灭其创造者的“弗兰肯斯坦”。1929年一篇题为《商人口中的南京政府》的文章问:上海商人“除去应付政府的筹款之外”,得到了政府的什么利益?
王奇生的结论是:国民党企图把基础建立在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国民党自然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请记住先施公司那个被绑走的孩子。二十一年后,蒋介石的儿子会在上海再演一次“打老虎”,结局放在第四篇。
七、党:一块招牌
国民党仿照苏俄,在政府之外又建了一套党部,从中央一直铺到县、区。可在地方,党部不能干预行政,经费仰赖政府拨发。省政府委员月薪500元,省党部委员150元,还不如省府一个科员;县长月薪二三百元,县党部书记长只有四十元。时人说:“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
中央也是如此。王子壮在日记里记录中常会的日常:议题多是给去世的元老治丧、公葬,“日惟与死人办理善后而已”。主持会议的叶楚伧仿唐诗写给他两句:“可怜朝起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1937年1月的统计,国民党党员一百六十五万,其中有名无实的军队党员约一百零一万,国内普通党员不到五十三万,多在城市。王奇生概括这时的国民党:“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
空出来的地方,很快被腐败填满。蒋介石1930年就说:“大多数人民把我们当成一个特殊的阶级,群众到处都不欢迎我们。”1934年他又说,人民称这样的革命是“虚伪!是假革命!”专司监察的监察院被人讥为“老人院”:1931到1937年,它经手涉及贪污的官吏六万九千五百人,提出起诉的一千八百人,法院判定有罪的二百六十八人,其中二百一十四人没有受到任何惩戒,真正被罢官的只有十三人。时人感叹:“从前是官国、兵国、匪国,到了现在,又加上党国,不知中华几时才有民国呢?”
八、枪:以军控党
党空了,填进来的是枪。蒋介石认为,“无论古今中外,国家之兴替,全视军人为转移”;他主张“全国军队化”;1932年起推行保甲,他认为保甲的长处在于“照军事组织以组织社会”。1931年12月,他在日记里写:“惟有改为军事时期,一切政治皆受军事支配而听命于余一人,则国始能救。”
1928至1949年的各省主席,武人占87.5%,主政年数占90.4%。一个旅长公开说:“吾不知何谓党权高于一切,吾只知有万能之枪杆。”胡适1929年写道:“哪里是‘党治’?只是‘军人治党’而已。”王奇生的概括是:名义上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
1930年,《大公报》的张季鸾写道:“今人民已不知有党权、政权,而唯见军权……此情形已仿佛北洋时代之旧观,绝非三民主义训政下应有之现象。”读过本系列北洋篇的读者会记得,北洋政府的病根正是枪杆子决定一切。国民党以打倒军阀起家,执政三年,却被当时最有影响的报人说成“北洋时代之旧观”。
九、形式统一下的连年分裂
枪统一不了枪。1929年编遣会议,主要裁的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部队,蒋介石自己的第一集团军很少提,“所谓编遣乃至无结果而散”。接着是中原大战,反蒋一方不仅有阎、冯、李,还有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战后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又引发宁粤对峙,广州另立国民政府。胡汉民说,这次分裂“纯出于党中之内讧”。
金以林的书里有一个细节:1931年9月18日,蒋介石亲自从南京前往南昌督师,准备武力讨伐广州。行前他电告张学良:“对粤和平解决计划已绝望,现决武力讨伐,惟械弹恐不足,请饬东北兵工厂加工赶造。”当天夜里,九一八事变爆发。
十、怎么评价这十年
这十年并非一无所成:城市工业有所增长,公路修了八万多公里。易劳逸也承认,1936年两广事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南京政府的声望明显上升。但他把这十年称为“流产的革命”:国民党在确立中心地区的统治之后,“革命力量和革命精神骤然而逝”。蒋介石自己在1932年也说过:“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
王奇生的判断是,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并非不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王奇生还指出,它的专横暴虐与软弱无能“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党机器软弱,才越来越依赖枪和特务。
十一、小结:悬在半空
回头看,1937年的南京政府有军队、首都、外交承认和城市的税源,这些是它的上半身。下半身却是空的:清党切断了它与民众的联系,田赋下放割断了它与农民的财政联系,城市资本对它又怕又恨,党本身只剩一块招牌。一个悬在半空的政权,平时看不出问题,因为托着它的东西都还在。
可是它的钱来自沿海口岸,它的党员集中在沿海城市。1937年7月,战争偏偏从那里打过来。政府西迁之后,这个从不和农民直接打交道的中央,第一次要亲自伸手到农民面前:去拿粮食,去抓壮丁。下一篇,国民党政权(二)。
延伸阅读
1.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2.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
3. 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修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年)》,杨志信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
5. 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建朗、王贤知、贾维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