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乐桑教授讲中文第二语言第二文字教材史上的里程碑德范克(John DeFrancis)与李先科(Lyssenko)
- 2026-11-21 00:06:53
2026年11月13日晚上7点,在湖南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102教室,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中文系白乐桑(Joël Bellassen)教授为湖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师生们做了一场极富启发性的学术讲座,题为《中文第二语言第二文字教材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德范克(John DeFrancis)与李先科(Nicolas Lyssenko)》的。本次讲座由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曾丽娟副教授主持。

白乐桑教授此行专程前来长沙,参加第八届“潇湘中法翻译论坛”和第四届“潇湘中法翻译工作坊”,行程十分紧凑。在张弛教授的协调下,他仍于11月13日晚抽出宝贵时间,与湖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的师生进行面对面交流。


主持人曾丽娟副教授以“四个一”凝练概括白乐桑教授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突出建树:其一,开创一套教学法,他倡导 “以字代词” 的字本位教学理念,在国际中文教学界影响深远;其二,主编一部经典教材,代表作《汉语语言文字启蒙》1989年问世后广受好评,曾长期作为法国主流汉语教材使用,现已译有多语种版本,在海外广泛使用;其三,主导一项国家标准,牵头研制法国汉语教育国家标准,该标准后续为欧洲多国借鉴,有力助推欧洲中文教育走向规范化;其四,搭建一套教考体系,主持修订法国全国汉语教学大纲与考试大纲,参与汉语师资考核聘任相关工作,推动汉语正式纳入法国国民教育体系,成为法国高考科目。白乐桑教授深耕汉语与中国文化,兼具深厚学养与人文情怀,亦投身鲁迅作品的译介与研究,为汉语及中华文化在欧洲乃至全球的传播作出卓越贡献。

在讲座中,白乐桑教授围绕德范克(John DeFrancis)与李先科(Lyssenko)的中文教材编纂理念展开阐释。他指出了目前国内学界针对德范克教材教学思想的研究仍存在空白,同时深入剖析国际中文教育中的非对称现象,以及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第二文字教育内部存在的割裂问题,提出诸多极具启发性的观点,并提出本学科范式亟待重新溯源界定。
开场白
白乐桑教授首先梳理两位学者的学术时段:德范克的学术影响集中于二十世纪六、七、八十年代,李先科则于八九十年代在巴黎开展研究。他借此寄语在场硕博预备研究者:学术探索既要跟进公认的前沿热点,也应当主动发掘尚未被充分开垦的研究空白;而空白之所以可贵,也正因其涉足者寥寥。他以两位学者为例佐证这一点:德范克是海外汉语二语教学界极具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但中国对其思想的研究仍较为有限;置于类型学与国际中文二语教材谱系之中,李先科的研究成果更是独树一帜,属于近乎未被开拓的领域,专门探讨其成果的文献十分稀缺,仅有白乐桑教授曾在少量讲座中对其有所提及。

随后,白乐桑教授围绕外语教育分支下的教材评估研究展开分享,并回顾了他与吴勇毅先生就此议题的交流。他认为汉语教材评估可借鉴其他外语领域业已成熟的评估框架与评判标准,现有相关成果具备较高参考价值。在他看来,一元论与二元论应当成为汉语教材评估体系里一项核心乃至首要的评判维度。教学一元论认为,汉语与其它语言一样,只有一个语言教学单位,即词;而二元论则认为,汉语具有两个语言教学单位,即词和字/语素。他进一步阐释汉语二语教育长期存在的理念分野: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对外汉语教材多以一元论为底层逻辑,而在西方产生广泛影响的汉语教材,则普遍遵循二元论思路。
一、夏威夷大学的荣誉中文教授约翰·德范克(John DeFrancis, 1911-2009)及其教材教学观
白乐桑教授首先梳理德范克的生平脉络,着重强调其在国际中文教育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德范克是美国知名语言学家、中文教育家与词典编纂家,夏威夷大学荣誉教授。他出身意大利普通移民家庭,父亲早逝,母亲为文盲。1933 年,德范克于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随后远赴中国学习中文、筹备商事活动。1935 年,他随同加拿大军事历史学家德斯蒙德·马丁(Henry Desmond Martin,1908-1973)长途跋涉,重走成吉思汗西征路线,游历蒙古与中国西北,此后辗转中国、朝鲜、日本多地,这段经历也映照出他对远方与跨文化探索的追求。

(德范克在耶鲁大学中文学校任教,前排右三为德范克)

德范克是耶鲁大学设立的中国研究项目的首个个博士生。他194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先后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高校任教。1948 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加入夏威夷大学,投身中文课程建设。1964-1966 年,他担任美国中国语言教师协会会长。1966-1976 年任夏威夷大学中文教授,1966-1978 年兼任《中国语言教师协会杂志》副主编。20世纪70至80年代,他编写的中文教材风靡海外课堂,影响甚广。其代表作《汉语:事实与幻想》(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 1984)辨析流传甚广的汉语认知误区,系统阐发自身汉语理论。晚年,德范克担任《ABC 汉英英汉词典》主编。

白乐桑教授继而介绍德范克教材体系在海外的接受史。这套由耶鲁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共计十二册的教材系列,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深刻重塑美国及多国中文教学格局,成为西方汉学界广受认可的中文课本。该套教材虽无法文译本,却很早就传入法国,持续发挥影响。知名汉语教学家、总统翻译戴千里(PatrickDestenay,1942-1982)将其定为普罗旺斯大学中文系主干教材;法国多所高校中文系,包括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都曾采用这套教材,教学反馈良好。白教授补充道,马赛普罗旺斯大学一度是法国中文教学水准顶尖的中文系,新近考证发现,德范克曾与该校教授通信,交流这套英文原版教材的使用方案。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国内专门研讨德范克教材教学思想的文献十分稀缺,构成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中一处显著盲点。



紧接着,白乐桑教授提出国际中文教育中的非对称现象,从学科缘起、基础教学、教学范式、经典接受四个维度展开对比。在学科起源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制度化教学最早自1814 年发端于法兰西公学院;而在中国,吕必松(1935-2017)先生于 1978 年首次正式提出将对外汉语教学建设为独立学科。在基础教育落地层面,法国 1958 年便有高中开设中文课程,1968 年中文纳入法国高考体系——这是标志性的质变:进入高考意味着全国统一考核标准、教学目标必须规范化。白教授以亲身经历回顾:1980 年代,尚在中学任教的他向法国教育部倡议设立“400高频汉字门槛”,选字依据字频与构词能力。统一字表可以规避“超纲”争议,避免家校纠纷。该方案最终被教育部采纳,相关成果于1980 年代末发表。中等教育阶段中文教学标准化,是二元论教学路径的关键里程碑,而国内并不存在相同的制度条件,这正是典型的非对称表现。在教学范式层面,法国、美国、英国等海外中文教学多以二元论为主流;国内对外汉语教学长期以一元论为主导。在经典接受层面,德范克教材深刻影响欧美中文教育,在国内学界却长期处于边缘,鲜少被充分讨论。

白乐桑教授梳理了国内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盛炎 1989 年刊发于《世界汉语教学》的《评狄佛朗西斯的汉语教材跟其它结构派》一文,指出德范克主张语言与文字既相互区分,又需要在教学中结合,反对将二者机械割裂。白乐桑教授认为早期研究多简单将德范克归入结构主义阵营,未能体察其理论的独特性。北语传统模式倾向把汉字视作口语的书写符号,而德范克将汉字看作独立于词之外的表意单位、构词单位与统计频率单位,重视“语和文”之间的特殊关系。新冠之后问世的《约翰·德范克的汉语教材在中国的影响研究考略》则取得推进,该文关联吕必松的教学思想,点明德范克理论与“字本位”之间的亲缘性,意识到二元视角下汉字复现率的价值。

白乐桑教授进一步阐释中文二语文字教育的内在分裂。自1980年代汉语二语教学走向学科化以来,学界在一个根本问题上持续分歧:中文教学是否需要正视汉语自身的独特性。由此分化出两条路线:一元论(词本位)与二元论(字本位)。他认为德范克在学科史中长期被遮蔽,堪称国际中文教育史中的“缺失之环”。整套德范克教材贯穿着系统的二元论思路,理应被视作二元论/字本位教学的先驱。陆俭明先生亦曾对二元教学思路予以肯定,关注汉字掌握、字的复现率等核心问题。
白教授提炼德范克教材Beginning Chinese Reader的五项核心特征:以字为基础教学单位之一(二元论立场);每课开篇单列生字;每课设置10个生字,兼顾记忆规律;选字标准依托字频、构词能力;依靠高频字实现文本覆盖率。这套思路具备超前的“字本位”特质:汉字被确立为独立教学单位,字频、文本覆盖率成为教材编写的核心标尺。德范克参考了陈鹤琴(1892-1982)《语体文应用字汇》等近代扫盲汉字统计成果,敏锐捕捉“语”与“文”之间的间隙(the gap between writing and speech)。这也是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关键特质。白教授指出:德范克依托汉字字频统计编写的“Chinese Reader”系列为破解海外学习者汉字学习难题提供了科学化方案:前500个高频字可覆盖文本汉字总量的72.1%-79.2%,后续500字仅占11.9%-14.1%。

基于文献梳理与系统研究,白乐桑教授把中文教育史上的二元论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早期朴素二元论观:以19 世纪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材为代表,教材单独为单字释义,区分字与词,是二元教学意识的雏形;与之对照,只处理词、不单独释字的模式属于一元论。
第二阶段是现代二元论:以德范克为标志性人物,奠定现代二元教材的学理基础。
第三阶段是制度化二元论:以法国的实践为代表。1980年代确立的400 高频汉字门槛,标志着二元路径进入国家教育体制。设立汉字门槛本身,就是承认字具备独立教学地位。后续配套形成法国官方中文教学大纲、汉字字表、《汉语语言文字启蒙》以及“滚雪球短文”系列,构成一套体系最完备、落地最深的二元教学方案。

二、李先科(NicolasLyssenko, 1944-2016)及其教材教学观
白乐桑教授指出,相较于德范克广泛深远的学术影响,李先科的影响范围相对有限,基本局限于他曾经任教的巴黎七大中文系——也正是白教授早年执教的同一所中文系。在校外虽有少量同道知晓李先科的研究,但并未形成大范围传播。二者的影响力并不具备可比性。尽管如此,白乐桑教授强调:李先科的教材编写路径极具特殊性,在国际中文二语教材谱系中独树一帜。即便他本人对李先科的部分主张持有不同看法,仍然主张李先科是国际中文教育方向研究生的必读研究对象:在教材本体设计这条脉络上,仅此一家,无可替代。白教授也提及,他本人有幸与李先科有过交往。
李先科1944 年生于萨哈林岛,继父为华人,自幼在黑河成长,先后就读于当地华校与俄校,甚至一直用中文学习算术。他在甲骨文领域造诣深厚,见解理性且富有科学性,只是相关成果未曾公开发表,这一点仅少数同道知晓。1961 年,17 岁的李先科离开黑河返回苏联,进入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中文系学习;1970 年离开苏联赴法,自 1971 年起在巴黎第七大学任教。十来年之后,白乐桑教授入职该校,成为他的同事,彼时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选用的正是李先科编写的教材。

随后,白教授结合李先科的《现代汉语程序教程》(Méthode programmée de chinois moderne),阐释其编写思路与呈现方式。“Sinogramme”(汉字)这一术语由李先科首创,白乐桑教授后续在自己的著作中沿用了该词。尽管白乐桑的教材问世时间更晚(1989 年底),但传播范围更广,这一术语也随之在法国广泛通行。

白教授以教材篇目为例展开分析。该书第一课生字选取“斗”、“鬼”、“口”、“牛”、“三”、“山”、“十”等,以独体字开篇,是彻底的字本位路线。这与白乐桑自身的教学思路形成区分:白教授兼顾字与词,但不会以独体字作为教学起点。教材第三课出现“宝贝”、“国王”、“工人”、“王国”等组合,还会反向组配“人工”、“井水”等,配套例句与语法讲解。若以听说读写的交际能力为目标,部分例句在日常语境中实用性有限;但如果着眼于文字体系本身、打通古今汉语的隔阂,这套体系逻辑自洽。李先科全然以字作为基础单位,选字并不参照使用频率,因此被称作“绝对字本位”。教材中甚至创制“木爿片”“正止才”等人名,用意在于依托字形规律辅助记忆。部分生词如“井水”“力气”,日常使用场景不多,价值在于展示汉字构形组合规则。换言之,李先科敏锐把握了汉语文字体系的独特性,这一点和国内主流教材的取向截然不同;但对于他所选择的这条实现路径,白乐桑仍持审慎态度。教材生字表会标注字义、拼音,同时注明该字是否为自由语素,书中还收录了唐诗文本。


白乐桑教授将这套教程概括为一条独辟蹊径的探索路径。这是一套以汉字为单位的教材,核心特征包括:立足汉字教学的系统性;融入字源、字形原型等文字学知识;遵循由独体字建构合体字的生成逻辑;为每个生字标注造字类型,区分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符号字;遵循记忆规律,由浅入深,贴合汉字书写逻辑,每课内容精简为少量句子。
讲座最后,白乐桑教授重申:汉语二语教学的学科范式需要从头界定。汉语二语教学论长期面临认识论与本体论层面的根本难题:汉语教学的本质、学科归属与基本属性、学科最小单位究竟是一元还是二元,始终悬而未决。学科范式规约着研究对象、问题意识、提问方式与阐释准则。由此观之,汉语二语教学领域现有的范式亟待根本性革新。
互动提问环节
在交流环节,白教授就现场师生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切实详尽的解答。
问题1:二元论的内涵是否是将字与词严格割裂?抑或是字中有词、词中有字?例如“山”“水”这类单字,本身也可以独立成词。面向海外学习者开展中文教学时,字与词是否应当严格区分呢?

白乐桑教授回应说:二元论并不要求字和词严格切分,其核心主张是承认中文本身具备“语和文”的二元属性,而他一贯坚持的教学立场是字词兼顾。他认为国内不少汉语教材的短板,恰恰在于未能落实字词兼顾的思路,教学重心只落在词的层面,缺少生字表,很少向学习者提供汉字的基础释义。他提出,绝大部分汉字都应当向学习者说明本义,即便遇到音译词也同样适用。以“拿破仑”为例,该词整体是音译单位,“拿”“破”“仑”单独在此处不承担表意功能,但拆分字形有助于学习者记忆,符合人的记忆运行规律;而对于“课堂”这类复合表意词,只告知“课堂”整体词义,却不解释“课”与“堂”各自的含义,是教学上的缺失。

白乐桑教授以“电影”为例阐释这一思路:“电”“影”分别承载独立字义,“电话”“电报”等词也依托“电”的字义进行组合,这正是汉字表意属性的体现。如果教学中不做拆分讲解,就违背了基础记忆原理。他对比西文形态,指出英文、法语的语素往往隐藏在词形之中,普通学习者很难直接识别;而汉语的特点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言,字是现成的基础单位,词语多由字组合而成,这也是中文教学应当重视汉字单位的重要依据。
问题2:在日常教学中,拆分复合词、分别讲解字义,方便学生识记;但到高年级阶段,部分词语的现代含义和汉字本源义差距较大,此时追溯字源本义,是否会加重学生的理解与记忆负担?

白乐桑教授先反向设问对比:如果采用一元论教材,完全不提供任何汉字相关信息,无论字义是否保留在词语当中,记忆难度反而会更高。因为记忆的底层逻辑依赖拆分与标识,跳过拆分,既违背人类记忆规律,也无视汉字本身的表意特质。他坦言,确实存在部分词语字义融合、本源义不再凸显的情况,但即便如此,字形拆分依然对记忆有价值,不能因为部分案例的复杂性,就放弃这一教学原则。

借此机会,他延伸谈及汉语拼音标注的问题。白乐桑教授提出,国内很多教材习惯在课文汉字旁随文标注拼音,在他看来这会让学生形成依赖,回避认读汉字,无形中抬高汉字的学习门槛。他认为这背后暗含一种对汉字的不自觉的“自卑心态”:现实中不存在纯拼音的中文出版物,随文标注拼音的做法,反而向学习者传递“汉字很难、可以优先看拼音”的暗示,和吕必松先生提出的“我们把汉语教难了”的反思形成呼应。他同时补充,汉语本身对他本人来讲,并非最难的学科,难度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习动机与教学路径,法语复杂的时态体系同样有学习难点。
尾声
讲座尾声,白乐桑教授的三卷本文集《庐山内外观:白乐桑中文教育文集》新近付梓出版,与会师生有幸聆听编者对这部新作的介绍。文集编者龚君姬博士亲临现场,向大家介绍著作构成:文集文稿时间跨度自1980 年代延续至 2026 年,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收录白乐桑教授多年围绕国际中文教育、中文作为第二语言与文字教学主题的学术论文;第二部分是他自 70 年代来华留学之后写下的回忆随笔,记录在中国生活的珍贵经历;第三部分收录多篇学术访谈。龚君姬博士诚挚邀请在场师生品读研讨。

在白乐桑教授向湖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赠送《庐山内外观:白乐桑中文教育文集》以后,沈敏副院长代表学院向白乐桑教授赠送了富有湖湘文化特色的湘绣纪念品,希望湖湘文化能够被更多的法国人知道和了解。

最后,曾丽娟副教授代表全体参会师生向白乐桑教授致以诚挚谢意。整场讲座内容厚重、逻辑清晰,为在场师生打开新的思考维度,深化了大家对国际中文教育学科范式、字词教学路径的理解。与会师生共同期待未来能继续与白乐桑教授开展更多深入的学术对话与交流!
文字:金晓童
照片:陈雨佳、张弛
图片:白乐桑、来源网络
编辑:曾凌楷
审核:张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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