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罪(全国法官培训统编教材)
- 2026-11-20 09:57:22
第三节危险驾驶罪
一、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
根据《刑法》第133条之一第1款第1项的规定,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构成危险驾驶罪。追逐竞驶是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创设的行为类型,有关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并无此概念。尽管实践中重点打击的是以竞技、追求刺激为目的的飙车行为,但追逐竞驶并非等同于飙车,还包括开“斗气车”等情形。情节恶劣主要包括发生实害后果、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行为人主观恶性较深三类。具体而言,可考虑以下8种情形:
第一,造成交通事故致他人轻微伤以上伤害或者公私财产损失5万元以上,且负事故同等及以上责任,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情形。危险驾驶是危险犯,发生交通事故是最严重的情形,可认定为情节恶劣。为控制入罪范围,对事故后果可作一定程度的限定,将非常轻微的身体受伤、车辆剐蹭等情形排除在外。考虑到危险驾驶罪的最高刑为拘役的刑罚设置,参考交通肇事罪、污染环境罪等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将致他人轻微伤以上伤害、公私财产损失5万元以上作为事故后果的最低限,将负事故同等及以上责任作为责任认定的最低限。
第二,超过规定时速50%,且超过每小时90公里行驶的情形。超速行驶是追逐竞驶的常见多发情形,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危险性较大,可认定为情节恶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第1款第4项对严重超速处以罚款的规定,将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作为入罪标准的最低限,为避免打击面过宽,以一般城市道路最高限速每小时60公里为基准,超速50%且达到每小时90公里作为最低数值。
第三,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的情形。无驾驶资格是指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虽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但准驾车型不符,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扣留、暂扣、撤销等情形。
第四,明知是伪造、变造或者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牌证而使用的,或者故意遮挡、污损、不按规定安装、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情形。该种情形在“飙车”中较为常见,反映了行为人恶意违法、意图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恶性,且在伪装、掩饰机动车真实牌证的情况下,行为人有恃无恐,更易实施其他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也加大了打击取证的难度,可认定为情节恶劣。
第五,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追逐竞驶的情形。实验表明,行为人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能力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随之增大,故《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2款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的,不得驾驶机动车。此种情形下又追逐竞驶的,进一步加剧了行为的危险性,可认定为情节恶劣。
第六,驾驶特殊车辆追逐竞驶的情形。如驾驶载有乘客的客运机动车、载有师生的校车、重型载货汽车和装有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的机动车等。此类情形中的驾驶人负有更高的安全驾驶注意义务,一旦发生事故,后果更为严重,可认定为情节恶劣。
第七,聚众追逐竞驶的情形。追逐竞驶中最典型、性质最为恶劣的情形当属“飙车”。“飙车族”往往成员固定,经常以俱乐部、车友会的名义聚众组织“飙车”活动,通常规模较大,多人、多次参加,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威胁明显大于单人、单次追逐竞驶,可认定为情节恶劣。需要说明的是,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并非只有实行者即机动车驾驶人才能构成犯罪,对组织者、指挥者、非实行的积极参与者,也可以作为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如组织两车追逐竞驶,多人参与下注赌博等情形,故此处的“聚众”包括组织者、指挥者、其他积极参与者等在内的3人以上。需要注意的是,危险驾驶罪本属轻罪,对于只起辅助作用的从犯,原则上可不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1年内多次追逐竞驶未受处罚或者因追逐竞驶被给予2次行政处罚的情形。行为人曾因追逐竞驶受过行政处罚,却不思悔改再次追逐竞驶,反映其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危险性较大,可认定为情节恶劣。从《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对有关罪名入罪标准的规定看,有“一年内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五年内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受过行政处罚”后不改正再犯等规定,为避免打击面过宽,可限制为“一年内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
此外,从调研情况看,还有一些追逐竞驶情形较为恶劣。例如,在学校、医院、居民区、闹市区等人流量、车流量大的道路追逐竞驶;追逐竞驶过程中闯红灯、逆向行驶、反复并线、频繁穿插等。这些情形的危险程度是否足以认定为情节恶劣,须结合具体案情作出判断。
二、醉酒型危险驾驶
为适应新形势新变化,进一步统一执法司法标准,严格规范、依法办理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以下简称醉驾案件),2023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办理醉驾案件意见》,自同月28日起施行。现结合《办理醉驾案件意见》重点条文,就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司法认定问题,阐述如下。
(一)关于“醉酒”的认定
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可认定为醉酒。该标准来自强制性国家标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24),是根据我国驾驶人员生理特点,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多方论证的结果,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且已实践多年,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在具体认定上,考虑到血液酒精含量鉴定较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更精准,后者多在行政执法初查时使用,故认定被告人是否醉酒,主要以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依据。其中,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提取血液样本前故意饮酒的,可以查获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醉酒的依据。需要注意的是,此种情形还须查明行为人在驾驶前确有饮酒行为,因行为人企图逃避法律追究而再次饮酒,导致难以客观还原其驾驶时血液酒精含量数值的,应由行为人承担对其不利的鉴定后果。此外,被告人在提取血样前脱逃,或者提取血样前找人顶替的,则可以呼气酒精含量检测结果作为认定醉酒的依据。实践中,还有的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发现公安机关执法检查后让同行人“顶包”,其仅被呼气检测,事后公安机关发现存在“顶包”情况,再提取血样已失去条件或者为时过晚。对上述两种情形,规定以呼气检测结果作为认定醉酒的依据,主要考虑是行为人脱逃或者找人“顶包”的,应承担其行为带来的不利后果,体现了法律对上述行为的否定评价。此外,对于行为人系特殊体质或者出于抢救需要等原因不宜提取血样的,也可以呼气检测结果作为认定醉酒的依据。
(二)关于“道路”“机动车”的认定
危险驾驶属行政犯,如无特别需要扩张或者限制解释的理由,对概念性法律术语的规定应当与其对应的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故对“道路”“机动车”的认定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1项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实践中,对机关、企事业单位、厂矿、校园、居民小区等单位管辖范围内的路段是否属于道路,在认定上存在困难。经研究,是否认定以上路段为道路,应当以其是否具有公共性、是否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作为判断标准。无论单位管理方式是收费还是免费、机动车进出是否需要登记,只要允许不特定的社会机动车自由通行的,就属于道路。只允许单位内部机动车、特定来访机动车通行的,可以不认定为道路。特定来访机动车一般指因与单位或者单位内部人员有业务往来、亲友关系等特定事由,经单位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同意方能进入单位管辖范围路段的车辆。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3项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4项规定,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其中,机动车类型可参照公安部发布的公共安全行业标准《道路交通管理机动车类型》(GA802—2019)认定。叉车、场地观光旅游车等以动力驱动的非道路车辆,以及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用机械,亦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机动车”定义,若上道路行驶,须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故醉驾此类车辆的可构成危险驾驶罪。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以下两类车辆:
第一类是超标电动自行车。醉驾人刑之初,市场上大量销售和使用名为电动自行车,实际达到摩托车技术标准的电动二轮车(以下简称超标二轮车)。对此类车辆是否应认定为机动车,曾存在争议。经研究,对相关法规是否明确规定超标二轮车属于机动车存在不同理解,有关部门也难以将超标二轮车一律作为机动车进行管理,公众普遍认为超标二轮车不属于机动车,在此情况下,尽管醉酒驾驶超标二轮车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也不宜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管理的逐步规范,不少超标二轮车已退出市场或者不被允许上道路行驶。有的行为人因无证驾驶超标二轮车被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并被告知该车属于机动车;有的地方要求车辆所有人对超标二轮车按照机动车进行登记,办理、悬挂机动车号牌,驾驶人须持有与准驾车型相符的机动车驾驶证(D、E、F类摩托车驾驶证)方能上道路行驶。有意见认为,在上述情形下交通管理部门对超标二轮车按照机动车进行行政管理,行为人对超标二轮车的机动车属性也有所认知,对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此类车辆的,有认定为危险驾驶罪的余地。
第二类是电动或者其他动力装置驱动的三轮车、四轮车。从技术条件看,这类车辆属于机动车。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工业和信息化部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和产品实施准入许可,对符合条件的机动车产品,包括电动三轮车(摩托车)、电动四轮车(汽车)等,均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对社会公开发布并建立目录管理制度。但各地生产、销售、管理和使用三轮车、四轮车的情况较为混乱,既有在目录中的合标三轮车、四轮车未按照机动车进行销售和使用的,也有生产、销售、使用不在目录中的非标三轮车、四轮车的。特别是在城乡接合部和农村地区,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在道路上无证驾驶无牌合标或者非标三轮车、四轮车的情况比较普遍。在行政管理手段未跟上的情况下,对醉酒驾驶此类车辆的,一律按照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打击面过大,有违刑法的最后手段性。若不予刑事处罚,违规不办牌证的行为人醉酒驾驶上述车辆仅被评价为行政违法行为,守规办牌证的行为人因醉酒驾驶合标三轮车、四轮车构成危险驾驶罪,反而要承担更严重的法律责任,不符合人民群众对公平公正的朴素认知。
解决上述定放两难的问题,有赖于行政管理的持续优化。目前《办理醉驾案件意见》未对上述两类车辆的法律属性作出明确规定,留待实践继续探索。办案中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结合当地行政管理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办案效果,审慎处理。
(三)关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的采信
行为人是否醉酒,是醉驾案件的关键事实,也是此类案件审查的重点、难点。控辩双方常围绕血样提取、封装、保管、送检、鉴定等环节的程序是否合法展开辩论,存在的问题多为未严格按照公安部、司法部有关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鉴定规则等的规定进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对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的采信。有的地方将瑕疵证据作为非法证据一律排除,导致难以认定被告人醉酒这一基本事实,进而放纵了犯罪。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瑕疵证据予以采信还是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在刑事审判实践中,须结合证据审查判断标准具体分析。具体而言,司法实践中重点要关注如下问题。
1.血样提取、封装、保管不规范
其中,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主要有:血样来源不明或者污染不具备鉴定条件;未使用一次性促凝管提取的血样;血样未冷藏保存且在室温下保存超过一定时间(实验参考数据为10日左右,具体结合保管情况认定,下同),或者冷藏保存时间过长(实验参考数据为超过30日)等。瑕疵证据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排除严重影响鉴定结果、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可能性后,可以采信的情形主要有:提取、封装血样未全程录音录像;封装血样的签字不齐全;未使用一次性采血器材,但提取血样使用的试管、抗凝剂、消毒剂符合相关要求;提取血样后未轻轻摇动,致使血样在许可范围内轻微凝固;血样提取少于2毫升;使用醇类消毒液进行皮肤消毒后提取血样,血液污染程度对血液酒精含量关键数值(80毫克/100毫升、150毫克/100毫升)影响不大;等等。
2.未按规定的时间和程序送检、出具鉴定意见
其中,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主要有:因延时送检、鉴定,或者未使用低温送检箱,导致血样被污染不具备鉴定条件;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资质,或者鉴定事项超出该鉴定机构的业务范围、技术条件;鉴定人不具备法定资质,不具有相关专业技术或者职称,或者违反回避规定;鉴定过程和方法不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等等。瑕疵证据经过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排除严重影响鉴定结果、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可能性,可以采信的情形主要有:因防控、偏远地区交通不便等特殊原因导致未按规定时间送检、出具鉴定意见,但血样保管规范、妥善,具备鉴定条件;鉴定文书签名、盖章或者编号不符合制作要求;图谱不清晰、记录不完备;鉴定方法未使用指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而使用其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等。
3.鉴定过程未按规定同步录音录像
公安部、司法部有关鉴定规则并未要求鉴定过程中应当同步录音录像,《办理醉驾案件意见》之所以要求同步录音录像,主要考虑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是认定行为人醉酒的关键证据,社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众多,难免存在操作不当之处,如果不影响实质性的鉴定结果,从惩处醉驾犯罪的角度考虑,不宜一律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如果当事人或者办案单位对鉴定过程有疑问,鉴定机构应当提供完整、清晰的反映送检血样由封装状态解封、取样、添加试剂等操作到运用仪器设备开展检测过程的录音录像,以证明鉴定结果客观有效。未能提供同步录音录像,导致对血样来源、鉴定过程和方法是否符合相关专业规范的要求产生合理怀疑的,对相关鉴定意见应当予以排除。
需要说明的是,对瑕疵证据进行补正或者解释,可以采取由相关人员出具书面情况说明、在原鉴定意见上补正或者出具补正书等方式;必要时,可以通知血样提取人、鉴定人等人员出庭作证,相关人员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排除相关鉴定意见的,呼气检测结果可以作为认定醉酒的依据,但应慎重使用,须有其他证据印证,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四)关于醉驾从重处理的情形
第一,关于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情形。一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认定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尽管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认定行为人事故责任的重要依据,但仍有必要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若事故对方的过错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乃至全部原因,不能仅因行为人醉驾(即没有其他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导致事故发生),就加重评定其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二是交通事故范围一般限于造成他人人身伤亡或者公私财产损失,对造成单方事故,如仅致本人受伤或者财产损失的,其已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从法、理、情相融合的角度,可不对其从重处理。若醉驾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受伤或者公私财产损失的,应从重处罚,原则上不以达到何种受伤程度或者损失数额为前提,程度和数额仅对量刑产生影响。
第二,关于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情形。一是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到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即可,不要求对事故细节都有具体认识。二是行为客观上表现为逃跑、躲避,没有时间和场所的限定,包括但不限于逃离事故现场,留在现场但藏匿在人群中不配合交通管理部门调查,将伤者送至医院后逃跑,等等。
第三,关于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汽车的情形。一是为统一执法司法标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是指自始未取得与所驾汽车车型相符的机动车驾驶证,不包括驾驶证被吊销、暂扣或者注销的情形;对采取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导致驾驶证被撤销的,视为自始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二是汽车的范围,参照《道路交通管理机动车类型》(GA802—2019)认定,不包括摩托车、挂车等车型。三是持有军队、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未换领地方驾驶证,境外中国公民回国(入境)后持境外驾驶证未换领中国驾驶证,驾驶对应准驾车型汽车的,行政管理上一般按照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处理,但在刑事处罚上是否作为该项规定的从重处理情形认定,实践中存在争议。基于实质合理性的刑法解释理念,可不予从重处理。
第四,关于严重超员、超载、超速驾驶的情形。一是原则上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2条、第99条的规定,严重超员是指超过额定乘员20%;严重超载,是指超过核定载质量①30%;严重超速是指超过规定时速50%。二是考虑到路况、车辆类型差别较大,特殊情形下可适当提高比例。例如,摩托车类型不同,是否允许载人以及准载人数也不同,驾驶摩托车超员1人的,一般不宜认定为严重超员。又如,在限速15公里/小时的辅路、二轮车专用道等路段驾驶,行驶速度未超过30公里/小时的,一般不宜认定为严重超速。三是认定严重超速,一般以机动车实际行驶道路的最高限速标志为基准,采取将行为人的信息录入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的方式,核查其在醉驾过程中是否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了超速违法行为,不需要调取所有行驶路段的监控设备进行核查,有争议的除外。
第五,关于服用国家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的情形。一是该情形既包括非法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车(“毒驾”),又包括合法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车(“药驾”)。二是国家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品种,以有关部门发布的管制目录为准。同时兼顾执法实际,检测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不要求覆盖目录列管的所有品种。三是检验“毒驾”“药驾”,按照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进行。实践中发现有影响安全驾驶的“毒驾”“药驾”嫌疑的,多采用唾液或者尿液现场检测进行初筛,再提取血样送检的方式确认。
第六,关于驾驶机动车从事客运活动且载有乘客的情形。一是客运活动,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使用机动车运送旅客的活动,既包括依法取得营运许可的客运活动,也包括未取得营运许可的客运活动。客运活动具有公共性、营利性的特点,同事朋友间使用私家车拼车、单位组织非营利性质的内部班车接送员工等客运活动,不属于该项规定的客运活动范围。二是载有乘客,是指醉驾时实际载有乘客,包括查获时载有乘客,以及乘客下车之后被查获的情形。
第七,关于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业务且载有师生的情形。一是校车业务,是指学校、幼儿园以及其他教育机构、校车服务提供者使用机动车,或者他人以营利为目的使用机动车,接送学生或者学龄前幼儿上下学的活动;为组织活动而使用机动车接送学生或者学龄前幼儿的,视为从事校车业务。在主体方面,为防止打击面过宽,对一般主体设有“以营利为目的”的条件限制,将家长自行组织驾驶私家车,拼车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情形排除在外;在车型方面,涵盖所有机动车,既包括合规专用校车,也包括非专用校车;在业务方面,既包括接送上下学,也包括组织活动使用。二是载有师生,包括载有老师和学生、幼儿,或者仅载有一方的情形。
第八,关于在高速公路上驾驶的情形。一是为统一执法司法标准,结合行为人主观认知,一般以高速公路收费站作为其他道路与高速公路的分界点;没有设置收费站或者不收费的高速公路路段,结合该路段设计文件、管理和运行方式、路标等认定;同时设置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标志的路段,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认定为城市快速路。二是对于仅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或者停车区内驾驶的,不属于在高速公路上驾驶。
第九,关于驾驶重型载货汽车的情形。按照《道路交通管理机动车类型》(GA802—2019)对机动车规格的分类,重型载货汽车是指,车长大于等于6米,总质量大于或者等于12000千克的载货汽车;审查时,无须考虑该车是否实际载货。
第十,关于运输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的情形。一是危险化学品指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界定,具体列于《危险化学品目录》的品种。危险货物是指按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界定,具体列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JT/T 617)的物品,未列入《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的,以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结果为准。二是运输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是指行为,不限具体车型,既包括使用专门的运输车辆,也包括使用其他机动车运输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的情形。
第十一,关于逃避、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情形。一是对尚不构成其他犯罪的逃避、阻碍情形的把握。逃避,通常表现为看见或者察觉到前方执法人员正在进行依法检查,掉转车头逃跑、弃车逃跑、更换驾驶人、与执法人员或者执法设备无接触的一般驾车闯卡行为,为逃避法律追究大量饮水或者再次饮酒等行为。阻碍,通常表现为抗拒检查行为,如不配合呼气检测导致未能读取有效呼气检测结果,不配合提取血样导致强制抽血,抢夺呼气检测仪器或者血样、取血设备,围堵、推搡、抓挠、挣脱执法人员等轻微肢体冲突行为,轻微辱骂、讽刺等言语攻击行为,等等。对于行为人只是短时间不开车窗、车门,不配合或者拒绝呼气检测,经口头警告即配合呼气检测,抗拒程度较轻且事后改正的,可不认定为逃避、阻碍检查。是逃避、阻碍情节恶劣,符合《刑法》第277条规定的,行为人可能构成妨害公务罪、袭警罪。判断情节是否恶劣,须综合考虑暴力、威胁手段的严重程度,是否导致依法执行职务的活动无法正常进行等因素。认定为情节恶劣的情形一般有:对执法人员以杀害、伤害、毁坏财产、损坏名誉相威胁;实施撕咬、掌掴、踢打、抱摔、投掷物品等较为严重的人身攻击行为,造成轻微伤以上后果;打砸、毁坏执法设备,抢夺警用装备,驾车冲撞执法人员或者车辆、栏杆等执法设备,造成执法人员受伤、财物受损或者多人围观、交通堵塞等恶劣社会影响;等等。
第十二,关于实施威胁、打击报复、引诱、贿买证人、鉴定人等人员或者毁灭、伪造证据等妨害司法行为的情形。一是认定的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客观上是否一定程度上妨害了司法。常见的情形有:采取威胁、打击报复、引诱、贿买等方式,强迫、指使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等人员,违背事实作出虚假陈述、证言、鉴定意见,或者导致上述人员不胜其扰甚至不敢作证;自行或者强迫、指使他人毁灭、伪造、隐匿证据;强迫、指使、配合他人顶罪;隐瞒真实身份等。二是此类行为如果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305条、第307条、第310条等规定的,醉驾者可能构成妨害作证罪,其他人员可能构成伪证罪、包庇罪或者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罪。判断情节是否严重,一般以是否导致刑事诉讼活动受到实质性影响为标准,如关键证据灭失不可补正,该立案而未立案、难立案,错误立案、起诉、审判等。
第十三,关于2年内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获或者受过行政处罚的、五年内曾因危险驾驶行为被判决有罪或者作相对不起诉的情形。从统一执法司法标准和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考虑,2年、5年的起算日自其实施上一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行为或者危险驾驶行为之日起计算。
(五)关于醉驾从宽处理的情形
醉驾从宽处理的情形包括自首、坦白、立功,自愿认罪认罚,赔偿事故对方损失或者取得谅解等《刑法》《刑事诉讼法》已作出规定且司法实践中常用的法定、酌定从宽处理情形,以及其他法定、酌定从宽处理情形,如中止犯、未成年犯、在校大学生、怀孕或者正在哺乳期的妇女,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等。对某一具体案件的处理是否体现总体从宽,以是否有利于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否有利于实现案件办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为原则。
(六)关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
第一,醉酒程度一般的情形,即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不满150毫克/100毫升,且不具有《办理醉驾案件意见》第10条规定的从重处理情形。
第二,紧急情况下醉驾,尚不构成紧急避险,且不具有《办理醉驾案件意见》第10条规定的从重处理的情形。以急救伤病人员为例,对患者病情不够严重、无须紧急送医,或者有借助其他方式的条件而选择醉驾的,因不符合危险程度的紧急性、避险行为的不得已性而不构成紧急避险。但考虑行为人有避险意图,系一时情急实施的醉驾行为,虽不构成紧急避险,但也可予以从宽处理。
第三,短距离驾驶,且不具有《办理醉驾案件意见》第10条规定的从重处理的情形。具体分为两种:一是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因挪车、停车位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的情形。二是由他人驾驶至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接替驾驶停放机动车,或者为了交由他人驾驶,自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驶出的情形。该类情形下,行为人对醉驾行为的违法性和危险性有一定认识,驾驶的动机和目的并非上道路长距离行驶,通常雇请了代驾人员或者委托亲友代为驾驶,为与对方交接车辆而短距离驾车,或者因车辆停放位置不当而短距离挪车、停车位,可予以从宽处理。认定该类情形,要重点考察行为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场所、短距离的认定也应以此展开。若醉酒后打算自己驾车上道路长距离行驶,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发动车辆起步、掉头时被查获,虽然行驶距离很短,也不属于该类情形;若打算交由他人驾驶,因居民小区、停车场较大或者路况复杂,向代驾人员、亲友说不清交接地点,自行驾车数百米,也可认定为短距离驾驶。在居民小区、停车场以外的其他场所的道路醉驾的,若行为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符合该类情形,也可予以认定。
(七)关于醉驾型紧急避险的认定
第一,准确定性。醉驾型紧急避险,是指行为人为保护一方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在道路上醉驾,危及乃至损害道路交通安全的情形。常见的情形是急救伤病人员,也有逃避他人追杀、夺回被盗抢财物、帮助抓捕逃犯等特殊情形。以急救伤病人员为例,该情形构成紧急避险需具备以下两方面要素:一方面是危险达到紧急程度,即以一般人的认知并结合行为人所处情境,认为患者病情严重,确有紧急送医的必要;另一方面是避险行为的不得已性,即行为人醉驾是当时唯一可供选择的手段,没有借助其他手段的条件,如地处偏僻,无法雇请代驾人员,不能向其他在场或者附近人员求助,120急救中心派车时间较长,可能延误抢救时机,给患者带来生命危险,等等。
第二,把握限度。根据《刑法》第21条的规定,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造成交通事故致他人轻微伤,或者公私财产受损但能赔偿损失的,一般不宜认定超过必要限度。
第三,与认定情节显著轻微不同,无须排除《办理醉驾案件意见》第10条规定的从重处理情形,即依据紧急避险制度无须作为犯罪处理。
(八)关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形
《办理醉驾案件意见》第13条规定,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道路情况、行驶时间、速度、距离以及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认为属于犯罪情节轻微的,依照《刑法》第37条、《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处理。该规定较为原则,适用的情形一般应重于《办理醉驾案件意见》第12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形而轻于《办理醉驾案件意见》第14条规定的“一般不适用缓刑”的情形。常见的情形有:醉酒程度一般,同时具有《办理醉驾案件意见》第10条规定的从重处理情形,但情节较轻;符合紧急情况驾驶尚不构成紧急避险或者短距离驾驶类,同时具有《办理醉驾案件意见》第10条规定的从重处理情形;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不多;等等。
(九)关于缓刑适用标准
第一,《刑法》总则关于缓刑的规定是醉驾案件适用缓刑的基本原则。对符合《刑法》第72条规定的醉驾被告人,即对醉驾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这4项条件,应当宣告缓刑的,依法宣告缓刑。
第二,有如下情形的,一般不适用缓刑。其中,4种情形与《办理醉驾案件意见》第10条规定的从重处理情形一致,即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①、未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驾驶汽车、服用国家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实施妨害司法机关依法查处的行为。5种情形系《办理醉驾案件意见》第10条规定的从重处理情形中更需体现从严惩处的情形:一是造成交通事故的后果较为严重,达到致他人轻微伤或者轻伤的程度;二是造成交通事故后未赔偿损失,需要注意的是“未赔偿损失”不包括事故对方不要求赔偿,以及被告人愿意赔偿,但事故对方漫天要价、拒绝提供损失证明等情形;三是逃避、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手段恶劣,具有暴力性;四是5年内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获或者受过行政处罚,时限从2年延长至5年;五是曾因危险驾驶行为被判决有罪或者作相对不起诉,没有时间限制要求。还有一种情形系醉酒程度较高,血液酒精含量超过180毫克/100毫升。同时,要注意将正反两方面规定结合理解,“一般不适用”不是“一律不适用”,具体案件能否适用缓刑,依照《刑法》第72条规定处理。
(十)关于《办理醉驾案件意见》第10条、第12条、第14条的关系问题
《办理醉驾案件意见》第10条规定了15种需要从重处理的情形,第12条规定了认定情节显著轻微的5种情形,第14条规定了缓刑适用标准。其中第12条同时引用了第10条,第14条与第10条的部分规定重合。有意见认为,在入罪时适用第10条,在量刑时就不能对同一情形再适用第14条,否则就是重复评价。例如,被告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为90毫克/100毫升,因不满150毫克/100毫升,醉酒程度符合《办理醉驾案件意见》第12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但采取暴力手段抗拒警察依法检查,具有《办理醉驾案件意见》第10条第11项规定的情形,构成危险驾驶罪,在量刑时不能再适用《办理醉驾案件意见》第14条第7项的规定,对其不适用缓刑。
上述意见并不准确,属于对第10条规定的不当理解。从规范表述看,若规定“血液酒精含量不满150毫克/100毫升,且具有第10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则第10条规定的情形属于入罪标准、定罪情节。但第10条并未如此规定,而是表述为“醉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其他犯罪的,从重处理”,且非惯常表述的从重“处罚”。“处理”与“处罚”的一字之差旨在提示该条具有双重作用。一是结合《办理醉驾案件意见》第12条的规定起反向排除作用,将那些反映醉驾情节严重的情形排除在认定情节显著轻微之外,处理上体现从严立案。不能因为结合第12条适用,就认为该条规定属于入罪标准、定罪情节。二是量刑时起从重处罚作用。第14条只是从第10条中挑出一些更需体现从严惩处的情形,规定一般不适用缓刑,同时符合第10条、第14条规定的,可以“一通到底”,直接适用第14条,不属于重复评价。
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例子中,若被告人暴力抗拒警察依法检查的情节在不认定醉驾情节显著轻微时被评价过一次,认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又因该情节恶劣被评价构成袭警罪的,应择一重罪论处,即以袭警罪一罪定罪。若被告人同时具有严重超速情节,则可将严重超速情节在不认定醉驾情节显著轻微时评价(即排除因醉酒程度较轻而不作为犯罪处理),将袭警情节单独评价,对被告人以危险驾驶罪、袭警罪数罪并罚。
(十一)关于“逆向情节”并存的处理
在被告人同时具有《办理醉驾案件意见》第10条、第11条、第14条规定的从重、从宽处理或者一般不适用缓刑的情形时,应如何处理?《办理醉驾案件意见》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主要是考虑同时具有“逆向情节”的情形比较复杂,有多种排列组合,即便作出规定也难以细化。对此,可参照《贯彻宽严相济意见》第28条所作的原则性规定,即“对于被告人同时具有法定、酌定从严和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案件,要在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基础上,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治安状况等因素,综合作出分析判断,总体从严,或者总体从宽”。换言之,办理醉驾案件,需要全面准确考察被告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道路情况、行驶时间、速度、距离、后果以及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对造成交通事故且不思悔改的再次醉驾者,总体从严处理,该严惩的依法严惩,该判处实刑的依法判处实刑;对未造成交通事故且自愿认罪认罚的初次醉驾者,总体从宽处理,可轻判的依法轻判,可宣告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依法宣告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给予被告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十二)关于判处罚金的折抵问题
按照“一事不二罚”的原则,《刑事诉讼法解释》第523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对被告人就同一事实已经处以罚款的,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应当折抵,扣除行政处罚已执行的部分。具体到醉驾案件中,若公安机关因醉驾行为本身已对被告人处以罚款的,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应予折抵;若公安机关是因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汽车、严重超员、超载、超速等其他行政违法行为而罚款的,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则须区分三种情形,决定是否折抵。一是其他违法行为在入罪时被作为从重处理情形予以考虑的,应予折抵;二是其他行政违法行为被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此增加罚金数额的,应予折抵;三是其他行政违法行为未被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未因此增加罚金数额的,不予折抵。醉驾案件中行政拘留与拘役的折抵,也应按照上述情形分别处理。这种区分不同情形具体分析的裁判罪行,正是基于“同一事实”前提下的“一事不二罚”原则的生动体现。
三、“两超一危”型危险驾驶
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对危险驾驶罪进行了修改,增设了两类危险驾驶行为,即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行为;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简称“两超一危”),并规定对“两超一危”型危险驾驶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依照危险驾驶罪的规定处罚。
(一)关于“校车业务”的认定
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对校车业务进行界定,只有对校车的规定。①实践中,对何谓校车业务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校车业务,是严格参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校车的规定,仅指学校、幼儿园使用专用校车,接送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或者3周岁以上学龄前幼儿上下学的活动。广义的校车业务,是在参照校车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实践中将其他机动车作为校车使用的常见多发情形,对校车业务的实质内容进行解释,指学校、幼儿园以及其他教育机构、校车服务提供者使用机动车,或者他人以营利为目的使用机动车,接送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幼儿上下学以及参加各类活动的情形。最广义的校车业务在乘坐对象上还包括高中生、大学生等其他学生。
实践中多采用广义的校车业务概念。主要考虑是:《刑法修正案(九)》将从事校车业务严重超员超速行为入刑的目的是保护幼儿、小学生、初中生等未成年人的出行安全。非法从事校车业务的,使用的机动车通常不符合校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驾驶人的资格、随车照管人员的配备、相关责任者的管理水平和力度等往往也不符合安全运行要求,不管是发生交通事故的现实性还是潜在的危险性,均大于合法从事校车业务的情形。从查处的情况看,涉案机动车大部分是非法校车。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教育产业蓬勃发展,中小学生、幼儿常在课余时间和寒暑假参加学校、幼儿园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组织的各种培训、参观学习、郊游等活动,有时也会乘坐组织方提供的机动车。如不将非法从事校车业务的情形纳入打击范围,既放纵犯罪,也不利于鼓励使用专用校车,难以保障未成年人利益。
综上,认定校车业务,在主体方面,既包括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学校、幼儿园、校车服务提供者,也包括其他教育机构和一般主体。同时,为防止打击面过宽,对一般主体入罪设有“以营利为目的”的条件限制,将家长自行组织的“拼车”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情形排除在外;在车型方面,涵盖所有机动车,既包括专用校车,也包括非专用校车;在业务方面,既包括接送上下学,也包括组织活动使用。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各种早教中心普遍对1周岁以上幼儿开展教育,“学龄前幼儿”不宜局限于3周岁以上的入园儿童,应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对“幼儿”年龄范围的规定,包括1周岁以上不满6周岁的儿童。
(二)关于“旅客运输”的认定
关于旅客运输,相关行政法规并无统一规定。《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3条规定,道路旅客运输经营(道路客运经营),是指用客车运送旅客、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具有商业性质的道路客运活动,包括班车(加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道路交通管理机动车类型》(GA802—2019)规定,机动车按使用性质可分为营运、非营运和运送学生,营运机动车具体可分为公路客运、公交客运、出租客运、旅游客运、租赁、教练、货运、危化品运输等8类。2015年11月20日,公安部发布《超员超速危险驾驶案件立案标准》,供公安机关参考掌握。《超员超速危险驾驶案件立案标准》规定了三类客运情形,即公路客运、旅游客运、包车客运。上述规定反映出对旅客运输的认定主要有三点争议,即是否强调以营利为目的,是否包括非法从事旅客运输的情形,是否包括出租客运、公交客运。经研究,旅客运输一般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使用载客汽车运送旅客的活动,包括依法取得营运许可的客运活动,以及未取得营运许可的客运活动。
第一,应以营利为目的。不管驾驶何种载客机动车,严重超员超速均会对车上乘客的生命健康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如果不加区分,一律入罪处理,打击面过宽。危险驾驶罪规定的是从事旅客运输这一业务的行为,即将旅客运输作为业务经营。根据上述行政法规等规定,旅客运输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具有商业性质、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客运活动。因此,旅客运输具有公共性、营利性的特点,单位班车、同事朋友间拼车等客运活动的乘员相对固定,不具有营利性质,不应纳入旅客运输范围。
第二,应包括非法客运的情形。与非法从事校车业务的情形类似,非法从事旅客运输的安全性也较低,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为充分保护旅客出行安全,也应将此类情形纳入打击范围。故在资质上既包括取得营运许可的客运活动,也包括未取得营运许可的客运活动。
(三)关于“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的认定标准
《超员超速危险驾驶案件立案标准》对“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的规定,区分了大型、中型、小型、微型四种载客汽车类型,分别设定了超员50%、80%、100%三种比例,同时分别对应超员15人、10人、7人三种数值。经研究,可考虑不区分车型,将以下三种情形认定为“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
第一,载客超过额定乘员50%的,且造成较为严重交通事故的情形。主要考虑是:虽然《超员超速危险驾驶案件立案标准》对该种情形没有专门作出规定,但发生实害后果是危险驾驶最严重的情形,应作入罪处理。超员比例上,参考《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2条关于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20%,最高可处以2000元罚款,《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关于驾驶校车、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一次记12分等规定。规定为超员50%,既与行政法之间有适当空间,也符合《超员超速危险驾驶立案标准》规定的超员50%的最低值。交通事故的程度限定上,与追逐竞驶案件保持一致性,即致他人轻微伤以上或者公私财产损失5万元以上,且负事故同等及以上责任,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
第二,载客超过额定乘员100%的情形。主要考虑是:《超员超速危险驾驶案件立案标准》区分四种车型确定三种超员比例,是因为同样的超员比例对不同类型的车辆行驶安全的影响程度不同,为体现这种差异性而规定了不同的超员比例。但不同车型分别设置多少的超员比例,危险性大致相当,并无精准的实验研究数据。超员比例上,为体现行为的高度危险性,以及与发生实害后果的超员比例有层次差别,可按照《超员超速危险驾驶案件立案标准》规定的100%的最高值确定。
第三,载客超过额定乘员30人的情形。主要考虑是:不同车型的核定人数不同,小型、微型载客汽车不超过10人,中型载客汽车为10~19人,大型载客汽车为20人以上,其中公共汽车可达七八十人,其他大型客车可达五六十人。若只设定统一的超员比例,会导致车辆核定人数越多,入罪门槛越高,与超员行为实际危害性不符。故可在超员比例基础上设定超员人数作为补充。数值上,因《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均未规定处罚公共汽车超员的情形,故以其他大型客车最高值为参考,设定严重超员人数为30人。
(四)关于“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认定标准
主要包括以下情形:一是行驶速度超过规定时速50%,且造成较为严重的交通事故的情形(同上述严重超员);二是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且超过每小时120公里的;三是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100%,且超过每小时80公里的;四是通过铁路道口或者设有急弯路、窄路、窄桥、掉头、转弯、下陡坡、傍山险路、连续下坡、连续弯路等标志的道路,或者遇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不利气象条件时,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且超过每小时60公里的。如此认定的主要考虑是:
1.区分不同道路类型
《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针对高速公路、普通公路、城市道路分别规定了限速值,《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2011)(部分失效)、《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 已失效)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也对公路、城市道路规定了不同的设计速度。其中,高速公路设计时速为20公里至120公里,其他公路为20公里至100公里,城市快速路为60公里至100公里,其他城市道路为20公里至60公里。从实践看,分道路限速已为广大驾驶人所认可,交通管理部门以此为执法依据也基本无争议。因此,可区分不同道路类型认定严重超速的标准。
2.以超速比例结合速度数值作为标准
我国道路限速较为复杂,同类道路不同线型限速不同、同一道路不同路段限速也不同,如不加区分,一律以超速数值作为入罪标准,不符合实际,也显失公平。《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均按照机动车超速比例设计了不同的处罚和记分规则。同时,虽经有关部门反复排查清理,部分道路仍存在限速标志设置不规范,限速过低或者不科学、不合理等问题。为进一步严格入罪范围,可将超速比例和速度数值作为严重超速的并列条件。
3.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严重超速标准的确定
超速与乘客伤害性关系的研究表明,行驶速度越快,发生碰撞时乘客受到重度创伤、死亡的概率越大。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设计最高时速数值已经较高,超速比例不宜过高,故可以50%作为严重超速的比例标准。数值上,对单纯的超速行为限速不宜过低,以突出打击具有高度危险性的行为,可以小型载客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最高限速每小时120公里为标准。
4.其他道路严重超速标准的确定
鉴于其他道路限速基本低于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宜适当提高严重超速的比例,故以100%作为严重超速的比例标准。数值上,以其他道路最高限速的中间数值每小时80公里为标准。
5.特殊情况下严重超速标准的确定
在特殊路段及不利气象条件下,车辆超速的危险性更大,应从严认定,以50%作为严重超速的比例标准。考虑到一些地方的道路特别是公路上的限速标志标线以及急转弯、窄路、窄桥等标志还存在不完善、不齐全等问题,在没有设置标志的特殊路段严重超速的,与在明确设置标志的特殊路段严重超速的,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有所区别,对前者不宜作为犯罪处理,故应注意审查道路标志设置情况。数值上,以不利气象条件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最高限速每小时60公里为标准。
(五)关于“危及公共安全”的认定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133条之一第1款第4项规定的“危及公共安全”:一是造成较为严重的交通事故,致他人轻微伤以上或者公私财产损失5万元以上,且负事故同等及以上责任,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二是运输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在医院、学校、居民区等人口集中地区发生流散、泄漏等情形,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三是装载危险化学品超过车辆核定载质量50%的;四是超过规定时速50%,且超过每小时90公里行驶的;五是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六是1年内曾因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被给予2次行政处罚的。
(六)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两超一危”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认定
1.关于机动车“管理人”的范围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38条规定,学校、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指派随车照管人员负责校车乘车安全;《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规定,客运车辆管理负有职责的人员包括客运经营者、客运站经营者;《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全面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应当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亦对运输安全负有一定职责。据此,从事校车业务、旅客运输或者危险化学品运输的机动车管理人包括学校、校车服务提供者、随车照管人员、客运经营者、客运站经营者、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等。此外,虽不在上述法规规定范围内,但实际对机动车安全负有管理职责的人员,也应认定为管理人。
2.关于“负有直接责任”的认定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强令、指使或者严重不负责任纵容机动车驾驶人实施“两超一危”行为的,属于负有直接责任的情形,依法应追究其危险驾驶罪刑事责任。关于“严重不负责任纵容”也应认定为负有直接责任,主要考虑如下:一是负有直接责任,是指负有管理、监督或者约束责任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驾驶人实施“两超一危”行为积极作为或者消极不作为的情形,强令、指使属于积极作为的情形;明知驾驶人实施“两超一危”行为而不加制止,任其发展,就是纵容行为,属于消极不作为的情形。二是规定“纵容”有法律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3款规定,任何人不得强迫、指使、纵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以“纵容”追究管理人的刑事责任,也有司法解释先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危害军事通信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建设、施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施工管理人员,明知是军事通信线路、设备而指使、强令、纵容他人予以损毁的,或者不听管护人员劝阻,指使、强令、纵容他人违章作业,造成军事通信线路、设备损毁的,以破坏军事通信罪定罪处罚。三是为避免打击面过宽,将“纵容”的情形限定为“严重不负责任”,即认定“纵容”的前提是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负有管理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