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中那些“统治危机”解析11--北洋军阀
- 2026-11-22 08:45:18
统治危机系列·北洋|
内外皆轻、被抵押的税款,与从“合法”到“合道”
一、一张走马灯式的政府表
齐锡生统计过这样一组数字:1916年到1928年不到十二年间,北京政府的首脑换了九次,平均任期不到十六个月;内阁改组二十四次,二十六人当过总理,任期最长的十七个月,最短的只有两天。民国建立十三年间,至少有四部宪法,颁布后不久就成了废纸。1923年,国会议员收受贿赂选举曹锟为总统,得了“猪仔议员”的绰号。
可就是这样一个中央权威时常受限的政府,后来获得了主要国家的普遍承认:它的外交官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代表中国交涉,海关税款在偿付外债和赔款后的余额,通常也按既定安排解往北京。一个对许多地方缺乏有效控制的中央,为什么对外仍能代表“中国”?它又为什么在北伐时期迅速走向终结?袁世凯在世时,北京还一度显出强中央的气象;“号令不出都门”,主要是1916年以后的事。
二、教材原话:分崩离析
纲要上第19课开篇引了鲁迅的一段话:“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学习聚焦”写道:“北洋时期,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相继爆发。军阀混战和割据,政治上分崩离析,是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
教材讲了袁世凯独揽大权、复辟帝制,讲了直、皖、奉各系以英美或日本为靠山,“导致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的军阀所控制”。值得追问的是:中央为什么立不起来?立不起来的中央,又靠什么维持?
三、病根:内外皆轻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北洋军阀是清末地方督抚坐大的延续,所谓“内轻外重”。李细珠提出了不同看法:清末新政时期,清廷向地方督抚收权,结果到辛亥鼎革之际,形成的是“内外皆轻”的格局,中央和地方的权威一并衰落。民初军阀大多不是督抚出身,而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将领,“近代军阀的起源并非地方势力的兴起,而是军人以武力控制地方的结果”。1912年曹锟部下在北京兵变时,前清翰林恽毓鼎就在日记里感叹:“五代骄兵之祸,将见于共和世界矣。”
这里有一个和唐朝、两宋可以对照的地方。唐后期是“外重内轻”,藩镇强而中央弱;宋朝矫枉过正,“内外皆柔”。民初则是内外皆轻,真空中站起来的,是握有枪杆子的人。
陈志让给这种政权起了一个名字:“军—绅政权”。晚清的湘军、淮军由文人行政长官统领,粮饷由行政长官负责,是“绅—军政权”;1912年以后,军人势力壮大,“北京的总统、总理及国务院、国会受军人操纵,各地方的县长、乡长也受军人的操纵”,变成了军人领导绅士。关键在于没有统一的指挥和管理系统,军事领袖只能自筹军饷,于是不得不干预民政、控制地盘:“钱多半来自农业,所以土地和农民变成了私人军队必须控制必须争夺的对象。”陈志让说,中国产生了这样的军官和军人,“就是军阀时期一切主要问题的来源”。
四、药方:袁世凯的强中央
袁世凯开出的药方,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杨天宏指出,袁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并没有固守北洋,反而表现出“去北洋化”的倾向:鼓励文治,禁止军人干政,几年间颁布数十种文官考试、任用、惩戒法规;民初经济立法也出现一段“黄金时期”。时人黄远庸观察到,到1914年,“中央所入已渐能自给”,不必再以行政费仰给外债。
但同一剂药里也有毒。关晓红指出,近代共和制下,权力理论上来自民众自下而上的授权,政府原则上应经选举产生。但在省官制问题上,袁世凯为争取列强承认,绕过临时参议院,以命令代法律,直接公布暂行官制。教材写到,他此后解散国民党,以《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又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连选连任,最后走上帝制,共和制度的约束被逐步削弱。他想用强人重建中央权威,却恰恰拆掉了共和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杨天宏甚至认为,在“天下共主”与“北洋领袖”之间,袁宁愿选择前者,已经导致北洋内部离心,“某种意义上,袁世凯才是北洋体系崩坏的始作俑者”。
五、副作用:权势重心失却
袁世凯死后,教材说,“北洋军阀中难以产生一个能统御整个北洋派的人”。杨天宏把这概括为“权势重心失却”。皖系、直系先后打出“北洋正统”的招牌,想以武力统一全国,都失败了。
齐锡生用“权力均势”解释了这种循环。各派军阀都相信国家最终必须统一,这反而让每个人都有“固有的不安全感”:谁一旦强大,就想以自己为中心统一全国,其余两家便联合起来打倒它。段祺瑞之后,直系在1922年、奉系在1924年都重复了这条路。统一的愿望没有带来统一,反而成了连年混战的发动机。中央政府对许多地方长期缺乏有效控制,但各派仍渴望控制它,因为控制北京能“大大提高这个角色的声誉”。北京政府由此成了一件被争夺的战利品,而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中心。
六、财政:被抵押、被截留的税款
一个中央要立得住,先得有钱。齐锡生梳理了北京政府的家底。土地税本是最重要的收入,可1915年反袁起义后许多省停止交款,1918年内战扩大后几乎全部停解。关税由外国人管理的海关征收,大部分先用来偿付外债和赔款,1912年到1927年间,归北京政府自己支配的“关余”只占关税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八,到1922年也全部押给了借款。盐税则成了中央与地方争夺的目标,1924年地方所得第一次超过北京,到1928年北京所得降为零。
于是,北京政府越来越依赖借债。据齐锡生引徐义生的统计,1916年到1927年,北京政府与北洋军阀共借外债三百一十九次,总额七亿四千多万元;1920年段祺瑞倒台前,仅日本借款就至少有三亿五千万元。国内则发行了七十多种公债和国库证券,其价格随着控制北京的军阀的命运剧烈波动。熊昌锟、张紫源的研究显示,早在1913年,为了给善后大借款提供盐税担保,北京就与广东地方、商人和外国银行团反复拉锯。中央收入中,相当部分被用于偿债,另有大量税款在地方被截留。
钱都去了哪里?按陈志让的估计,这一时期的武装士兵在一百万到三百万人之间,此外还有大量民团、土匪;以每个士兵每年一百二十元计,1912年到1928年中国的军费最低在二十四亿元左右;如果能裁兵到五十万人,十六年可省下十五亿四千万元,已超过当时中国新式工业的总资本。养兵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是军—绅政权不能统一中国的根源之一。这套财政也拖垮了共和的制度。王梅考察北洋时期的国会审议预算,发现各党议员抢占预算委员会、主导审查报告、控制表决,会外势力又通过各种渠道干预,预算审议成了各派争权夺利的校场,国会“由此堕至众贿毕集”。
七、外部:被承认的政府
那么,北京政府靠什么撑了十六年?一个重要答案在外部。关余虽少,齐锡生指出,它是北京“固定收入中最可靠的来源”,各省军人无法干预,因为海关握在外国人手里,而列强只把关余交给他们承认的北京政府。也正因如此,控制北京才有实际的价值。齐锡生说,“国内的政治现实与北京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的常理形成矛盾”。北京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中央政府的资格,与外国承认及海关收入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
这当然有代价。教材指出,各派军阀分别以英美或日本为靠山;齐锡生也发现,列强不仅借钱给北京,也直接借给军阀个人和地方政府。但另一方面,唐启华利用北洋外交档案发现,北京政府的外交并不都是“卖国”:从清末到北洋,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努力一直在进行,“‘修约’而非‘废约’可能是外交史的主调”,关税自主的交涉也是从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一直延续到南京政府才达成的。陈志让也提醒,说军阀甘当“帝国主义的爪牙”,涉及“意愿”问题,很难证明。湖北督军王占元在五四运动时说:“我国既无实力,何可言外交,何可享国际平等权利?只要不吃大亏已属万幸。”这是怕列强,却很难说是甘心卖国。一个对内软弱的政府,对外却并非一无作为;它的外交困境,根子仍在内政。
八、合法性:从“合法”到“合道”
北京政府手里还有一块招牌:“法统”。约法、国会、选举,这些是共和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可这块招牌被各方反复利用,也被反复撕毁。1917年,张勋借调停府院之争进京,黎元洪在其压力下解散国会,随后张勋拥溥仪复辟;复辟失败后,段祺瑞拒绝恢复旧国会,教材写道,南下的一百五十余名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成立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可西南军阀“借孙中山的名望争权夺势”,1918年孙中山愤而辞职,痛言“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杨天宏的分析很有启发:北方各派标榜“北洋正统”,孙中山标榜“护法”,双方争的都是“合法性”。早在1920年,杨荫杭就说“护法”已陷入穷途,“频年护法,频年内乱”;到1922年,他又撰文说,“北洋正统”已从让人敬畏的名词败落成了“丑语”。1924年以后,国民党跳出了追求“合法性”的藩篱,改组自身,以“主义”建党建军,打出“打倒军阀”的口号,转而追求政治的“合道性”。胡适说,1926年至1927年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国民党”,是六七十年来没有过的“新气象”。清华的张彭春在1925年写道:“无论什么能统一的权力总比没有好。”
北京政府的覆灭,既有北伐军事推进的直接作用,也有其政治号召力不断流失的背景。杨天宏以“合道性”解释国民党何以形成新的政治优势,认为这说明了北伐为什么没有遭遇太大困难就取得胜利。
九、争议:日薄虞渊的两面
北洋时期长期被写成一团漆黑。杨天宏借“日薄虞渊”一语提醒,北洋是夕阳西下,但也有“落日余晖”:制度调适、经济立法、外交交涉,都不可漠视。他还指出,军阀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制度问题”:督军制度以及督军兼管民政的规定,恰恰与反军阀一方在革命时期的制度设计有关,以致时人有“南北军阀皆一丘之貉”的说法,这与前引孙中山的痛言如出一辙。另一方面,北洋时期思想文化的多元,杨天宏认为并非北洋政府刻意为之,而是“国家权势重心失却,北洋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有限使然”,不能把“功劳”记在军人身上。
罗志田则提醒注意北伐前后的根本差别:北伐前的民国大致延续晚清的“小政府”模式,国家的作用比清末新政时还略有退缩;北伐以后,国家才真正努力渗入社会、直抵基层。唐启华更进一步,主张从“北洋视角”看清末到抗战,许多脉络的连续性可能远超过断裂性。这些看法并不为北洋翻案,而是提醒我们:讲北洋的统治危机,既要看到乱象,也要看到乱象背后的制度困境。
十、病历小结
把这些线索连起来,北洋的病历大致是:清末形成“内外皆轻”,辛亥之后,握有军队的人填补了真空;袁世凯想用强人重建中央,却拆掉了共和的合法性基础;袁死后权势重心失却,各派以统一为名互相征伐;中央的税款被外债抵押、被地方截留,越来越依赖关余和借债维持;它对外仍能代表“中国”,对内却难以号令各省;最后,在“北洋正统”和“护法”都失去号召力的时候,一个追求“合道性”的新政治力量取而代之。
1928年北京政府结束;同年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全国统一。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建立一个更能深入社会、直抵基层的“大政府”,但形式上的统一能否转化为稳定的统治能力,仍是另一回事。下一篇,国民党政权。
延伸阅读
1. 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2. 李细珠:《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清史研究》2017年第2期。
3. 杨天宏:《日薄虞渊:“北洋军阀史”研究之两面观》,《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4. 杨天宏:《袁世凯的“去北洋化”与“北洋正统”幻灭》。
5. 关晓红:《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制度传承与变异》,《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6. 王梅:《北洋时期国家预算审议与国会党争》,《历史研究》2025年第7期。
7. 熊昌锟、张紫源:《央地财政关系的多方博弈与非正式治理——以民初广东盐税改征银毫为中心》,《学术月刊》2026年第5期。
8.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修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9. 唐启华:《北洋视角与近代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10. 罗志田:《民国初年尝试共和的反思》,《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11.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