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中那些“统治危机”解析10--元代
- 2026-11-19 12:51:10
统治危机系列·元朝|
两重身份、一张纸上的军队,与亡国时为它而死的人
一、一张纸上的军队
洪武初年,已经当了皇帝的朱元璋讲过一个故事。当年他攻下金华,住在元朝的廉访司衙门里,几个打扫的老兵给他讲元朝点兵的情形:上面派使者来问主将,你的兵在吗?主将说在。使者问在哪里?主将解下腰间的佩囊,掏出一张纸,指着上面的名字说:“尽在此矣!”
萧启庆认为,这个故事并非孤例。到元朝末年,各地的镇戍军“不过躯壳犹在而已”。从1279年灭南宋到1368年元顺帝撤出大都,元朝在全国的统一统治维持了近九十年。一个从横扫欧亚的蒙古帝国中生长出来的王朝,为什么在中原连一百年都没有撑满?
二、教材原话:两种矛盾
纲要上第10课写道:蒙古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被后人概括为“四等人制”;“随着时间推移,民族矛盾逐渐减弱,社会贫富差距带来的阶级矛盾却日益严重。14世纪中叶,农民起义相继在中原和南方爆发,不久元朝灭亡”。
张帆老师在一次讲座中对元朝统治作过整体评价:元朝“未达到‘王朝周期律’下的常规寿命,统治不算成功”;元朝的民族不平等或歧视“比较明显,但在后人叙述中又被夸大了”,实际上“只是一些对不同族群的差别对待政策,不断积累而被后人概括为‘四等人制’”。教材的谨慎措辞,与这种学术判断相通。
但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萧启庆认为:元朝中期以后,各族群在社会、文化上已有融合的趋势,但在政治、经济方面,蒙古、色目与汉族之间“始终以压迫与剥削为主调”,“元朝之覆亡与族群关系之恶化具有密切关联”。那么,元朝亡于民族矛盾,还是阶级矛盾?本文想换一个问法:元朝的病,是因为它太不像一个中原王朝,还是因为它太像?
三、药方:一个王朝,两重身份
元朝从一开始就有两重身份。萧启庆指出,忽必烈立国中原后,元朝已具有中原王朝的性格,但它仍是蒙古世界帝国的宗主,统治中原的方式带有强烈的征服政权色彩;平定南宋,既是中原王朝的统一战争,也是蒙古世界征服的延续。李治安也说,元朝“既是蒙古帝国的主体延续和宗主,又因实行‘汉法’而进入中原传统王朝序列”。
这两重身份一开始就互相拉扯。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在萧启庆看来也是帝国发展方向之争:阿里不哥胜,帝国仍以草原为重心;忽必烈胜,重心才转向中原。但赢了草原,难题并没有结束。过去一般认为,忽必烈后期推行汉法放缓,是因为李璮叛乱让他觉得汉人不可信。张帆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忽必烈打败阿里不哥、完全控制漠北草原以后,“政权的定位和政策的出发点因而需要有所变化,不能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中原王朝的皇帝,同时还得做草原的大汗。西北诸王遣使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廓,仪文制度,遵用汉法,何故?”1269年,窝阔台之孙海都与察合台、术赤系诸王会盟,约定保持游牧生活与蒙古旧俗,共同对抗忽必烈;此前双方已有军事冲突,此后战争断断续续,萧启庆说前后赓续三十余年。元朝最大的“外部”威胁,来自蒙古宗亲自己。
忽必烈的药方是“多制并举,因俗而治”。行省就是一例:李治安指出,十一行省最初是十一大军区,“机构名称是汉制,实乃军事征服所派生”,权力“大而不专”。教材肯定行省“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统一”,这是这剂药成功的一面。但征服政权的色彩也渗进了社会深处:李治安指出,元朝实行“全民服役当差”,君臣关系出现“主奴化”,这是汉地社会关系受到的“胡化”影响。这些制度张力与统治危机,集中暴露在皇位、钱和兵三个地方。
四、皇位:两套继承规则
汉人王朝的皇位以嫡长子继承为原则;草原上的大汗,则要经过宗亲贵族的忽里勒台推选,蒙古人还有幼子守灶的旧俗。许正弘指出,元朝统一后,两种继承制度的矛盾无法化解,“致使皇位继承的纷争不休,政权扰攘难安,成为其不足百年即亡的重要因素”。世祖以后,对外征伐渐息,围绕嗣君的政争却更加激烈,从1294年到1333年,不到四十年换了十位皇帝。
张帆从另一个角度点出了根源。他指出,分封制在唐宋已经淡化,到元朝又“变实了”,诸王“不仅在草原有封地,在内地还有采邑”,背后是“天下属于皇帝所有,更准确地说属于皇帝家族所有”的“家天下”思维。天下既然属于整个皇族,皇位就很难只凭先帝一人的意志传承,宗亲推选、即位赏赐、宗王起兵,都可从这一政治逻辑中得到部分解释。他还说,元朝皇帝“在理念上专制,实际上却又不爱管事”,与宰相的关系“好比管家和主人”。这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元朝中后期权臣迭出。
前人早就点出了问题的实质。萧功秦称之为“两种政治传统重叠的历史后果”。许正弘总结前人研究说,各方势力并非完全固守蒙古旧制,而是举着旧制的旗帜,视情况引进世祖朝建立的中原储君制度,“达到各取所需的政治目的”。两套规则并存,就等于没有规则。这种内斗的代价不只在宫廷。萧启庆发现,自1308年起宫廷内争不绝,朝廷的注意力集中在大都和上都,对各行省事务渐渐疏忽,地方镇戍的废弛由此进一步加剧。
五、财政:纸币与起义的恶性循环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把纸币作为主币的王朝,教材对此有专门介绍。管汉晖、毛捷的研究显示,元钞发行初期以白银为本位,运行良好。问题出在财政:至元二十九年(1292),全年岁入额二百九十七万余锭,而到十月支出已达三百六十三万余锭。成宗、武宗即位后大行赏赐,朝廷又借支各地钞本以充国用,纸币的准备基础受到侵蚀。这里有一条与“两重身份”相连的线索:管汉晖、毛捷指出,元代皇帝即位后,往往通过巨额赏赐来稳定政权。可以推想,在推选传统仍有分量的局面下,新君需要用赏赐换取宗亲贵族的拥戴。至正十年(1350)元廷变更钞法、发行至正交钞,管、毛认为其主要用意在于降低名义物价水平,以便更多地发行纸币。最后,“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纸币被视为“弊楮”。
元末流传的《醉太平》小令唱道:“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李晓、李黎明指出,真正的病根不是“变钞”,而是“钞变”,也就是货币信用的崩溃;红巾军大起事恰在最后一次币制改革的第二年。管汉晖、毛捷的实证结果更值得注意:在他们的模型中,多省起义带来的财政压力,是纸币发行持续增加的重要原因;统一战争、皇室内讧和赏赐,在他们的模型中都不显著。当然,“统计上不显著”是模型中的判断,并不等于这些因素在历史上毫无作用。较稳妥的理解是:前期赏赐和财政亏空侵蚀了钞本,后期多省起义的军费压力又进一步推动超发;超发加剧通货膨胀与民生困境,又削弱了元朝的统治基础。
六、军队:戍所渐成空壳
元朝靠军户制度维持镇戍:军户世代当兵,出征的鞍马费用自备。军户是元朝“诸色户计”的一种。张帆在访谈中指出,元朝老百姓的职业由朝廷规定,“不准改行”,国家对百姓的人身控制明显强化。负担一重,军户很难合法脱身。萧启庆的研究显示,到14世纪初,镇戍的重担已使军户物力衰竭。当时奏议说,山东、河南的蒙古军远戍甘肃,“每行必鬻田产,甚则卖妻子”。大德三年(1299)已发现“江南军数多缺,官吏因而作弊”,萧启庆认为与军官贪吃空额有关,而且“日甚一日”。至正五年(1345),管理军户的诸军奥鲁被取消,萧启庆判断此后轮戍制度“似已废弃不行”,“戍所渐成空壳”。
后果很快显现。至正六年(1346),一伙只有四十人的“骑贼”纵横运河,劫船三百艘,官府竟不能捕治。第二年,南京附近花山只有三十六人的盗贼,三省调兵三个多月都收捕不了,最后靠招募盐贩才一举擒获。陶宗仪记下了一句话:“从此天下之人,视官军为无用。”1351年红巾军起事后,镇戍军未能有效遏制起义扩散,萧启庆说起义者攻城夺寨,“未遇到镇戍军的抵御”;元廷先靠京师禁军,后来越来越依赖地方自募的“义兵”。
七、天灾:至正之渊
压在这一切之上的,是一个越来越冷、灾害频发的时代。卜正民把元明时期九次持续三到七年的大灾称为“九渊”,元朝占了三次:“元贞之渊”(1295—1297)、“泰定之渊”(1324—1330)和“至正之渊”(1342—1345)。后者从大范围的旱涝开始,接着是至正四年到五年的洪水和疾疫。《明史·太祖本纪》开篇就写:“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这一年朱元璋十六岁(按卜正民的算法;《明史》以虚岁记为十七),卜正民说,正是他所处的环境把他送上了反叛的道路。卜正民还指出,1344年到1353年是元朝最冷的年份;他说1338年到1352年间,地震“几乎是无年不有”。
治理黄河、变更钞法本是应对危机的手段,却成了压垮民力的最后两根稻草。灾荒、财政、军队,三条线在14世纪40年代汇到了一起。不过卜正民也提醒:元朝统治在这之后又维持了约二十年,因为挑战者之间的内斗,延缓了它的崩溃。
八、合法性:亡国时为它而死的人
看到这里,似乎可以说元朝失尽了人心,但另一组材料让问题复杂起来。元朝科举总共只录取了一千一百三十九名进士,胡蓉、杨富学统计,元末死节的进士见于记载的多达四十三人,有名可考的六十二名色目进士中,死节者竟有十七人。清人赵翼早已感慨:元朝“末年仗义死节者,多在进士出身之人”。萧启庆统计元明之际的一百四十四名进士,“忠元”型八十七人,占百分之六十点四,而且以汉人和南人为主。“忠元”并不都是殉元,也包括北归、守节不仕等不同选择;但至少在萧启庆考察的这些进士中,“君臣大义”往往是比“夷夏之辨”更直接的政治伦理。
连朱元璋也承认元朝曾经拥有天命。刘浦江指出,朱元璋自称“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即位诏书说元朝“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当然,承认天命曾在元朝,正是为了宣告天命如今已转到自己手中;洪武六年还把元世祖请进了历代帝王庙。但这并不意味着元朝的统治很成功。萧启庆借用政治学的“统合门槛”概念指出,元朝始终没有迈过这道门槛:用人看“根脚”,族群之间“公则胡越一家,私则肝胆楚越”;元末明初人叶子奇说,元朝“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王泽之施,少及于南”。萧启庆称之为南人付出的“混一的代价”,这种怨愤也是元末反元运动的重要推动力。元朝在相当一部分士人中仍保有君臣大义层面的认同,却没能把南北各族真正统合成一个共同体。
九、争议:“民族革命”与“四等人制”
讲元亡,绕不开两个说法。第一个是“民族革命”。1906年孙中山说“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刘浦江梳理发现,早在1930年代,吴晗、蒙思明就提出元末起事主要源于贫民乏食,蒙思明说“初无抗元之口号”,反抗起义军的也多是汉人富室。朱元璋《谕中原檄》里“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一语,到明中叶以后才受到士人的强烈推崇,到清末又被革命党人重新唤起。刘浦江因此认为,元明鼎革的“民族革命”色彩,有相当一部分是后世历史记忆层层叠加的结果。这一判断并非定论,前文萧启庆关于族群关系恶化与元亡密切相关的看法,就提醒我们不能把族群因素一笔抹去。
第二个是“四等人制”。舩田善之指出,“色目人”是汉语词汇,同时代的蒙古语史料里找不到对应的概念;元代户籍并没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类并列的划分;高官多由蒙古、色目人充任,靠的是“根脚”。蔡凤林则认为其实质是政治和文化问题。张帆在访谈中说得更具体:把它定义为“元朝法定的民族等级制度”,“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太对”,元朝并没有就此做过明确、系统的规定,它“只是一个笼统的原则,并非刚性规定”。金庸曾问他“四等人制”是哪年颁布的,他的回答是:“确实查不到,因为就没有颁布过。”他甚至认为叫“四圈人制”更恰当,因为元人抱怨的是“内北国而外中国”,是内外之别而非上下之别。差别待遇确实存在,但它是否构成一套整齐的“四等”制度,学界并无定论。
十、病历小结:太像,又太不像
回到开头的问题。元朝太不像中原王朝的地方,是它的两重身份:皇位继承在草原推选和嫡长继承之间摇摆,不到四十年换了十位皇帝;用人看“根脚”而不重科举,迟迟没有完成族群统合;最大的外敌是蒙古宗亲,张帆还提到,皇帝和少数高层贵族死后回葬草原。元朝太像中原王朝的地方,是它的末世:财政崩溃、军制败坏、灾荒与民变叠加,这些末世综合征与其他王朝相通;纸币信用的崩溃,则是元朝末世危机的特殊形态。
两重身份让元朝的中原王朝病来得更快,也让它多了一条退路。1368年,元顺帝没有像南宋那样亡于海上,而是退回了草原,史称北元。张帆把元朝归为“族群身份不同,但基本接受并大部分认同‘中国’文化”的王朝,认同程度比北魏、金、清低一些,“但并没有本质差别”。他在讲座中还认为,元朝后期统治者的草原认同已在淡化,以“中国”自居的意识逐渐加强,如果统治时间更长,这种认同会越来越巩固。可惜历史没有给它这个时间。元朝的统治危机,不是一个征服王朝被汉化击垮,而是一个两重身份始终没能合一的王朝,在中原王朝的老病面前失去了招架之力。接替它的明朝,把元朝的教训开成了新的药方,这已是明朝篇的故事。
延伸阅读
1.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
2. 许正弘:《元成宗继位问题探析》,《清华学报》新51卷第3期,2021年。
3. 管汉晖、毛捷:《本位、战争与通胀:元代纸币的运行机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
4. 李晓、李黎明:《元朝纸币制度的选择、运行与崩溃——元朝快速灭亡原因的货币维度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年第3期。
5. 卜正民:《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中信出版社。
6. 胡蓉、杨富学:《元代色目进士与仕宦死节现象考析》,《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3期。
7. 刘浦江:《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像》。
8. 舩田善之:《色目人与元代制度、社会——重新探讨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划分的位置》,《蒙古学信息》2003年第2期。
9. 蔡凤林:《论元朝的“四等人制”——兼论元朝政治文化的若干特征》,《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0. 李治安:《蒙元帝国与13—14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文史哲》2013年第6期。
11. 张帆:《如何看待元朝》(讲座整理稿),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9年11月24日。
12. 张帆:《元朝开启了“大中国”时代》(访谈,黄晓峰、钱冠宇采访),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5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