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的价值意蕴、 原则遵循与实践路向
- 2026-11-21 18:54:30

(点击查看思维导图)
GB/T 7714-2025
CITE
葛建平,刘德生.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的价值意蕴、原则遵循与实践路向[J].科技与出版,2026(9):18-28.

摘 要
数字教材作为教材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立德树人、育人育才的基础性依托,更是体现国家意志、筑牢意识形态阵地的关键载体。建设高质量的数字教材,需要从战略之需、时代之需、文化文明之需三个层面明晰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的价值意蕴;从技术与教育、发展与安全、开放与自主三个维度明确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的原则遵循;从落实国家事权、数字教材供给侧调整、数字教材建设体制机制创新、构建数字教材发展生态四个方面确立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的实践路向。
关键词
高质量;数字教材;价值意蕴;原则遵循;实践路向

教材建设是立德树人、育人育才的基础性依托,更是体现国家意志、筑牢意识形态阵地的关键载体。《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下文简称“《纲要》”)提出“加快推进教材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要求。可见,伴随着教育数字化战略的全面推进,教材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新时代教材改革的关键命题。近日,教育部办公厅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数字教材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明确提出数字教材建设要“为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供有力支撑”的目标,为新时代数字教材的规范化、体系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了发展方向。
目前关于高质量教材的定义,学界尚无定论。从教材发展的演进历程看,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称谓。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教材评价时,常用“优秀教材”“精品教材”“优质教材”“高质量教材”等概念;进入新时代后,又出现了“原创性教材”的概念。习近平在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的回信中提出,要“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1];《纲要》提到高质量教材,所用描述为“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原创教材”“科学教材”“优质教材”“一流教材”。概括而言,建设高质量教材,应坚持教材建设的根本要求,建设“根、魂结合”的教材,并“打造自主教材体系”,包括各级教材、各类教材、各学科教材、各形态教材以及教材各行业体系 [2]。由此类推,建设高质量数字教材,意指在遵循常规教材建设核心要求的前提下,深度融入数字技术及其特有形态,既保持高质量教材的核心属性,又充分发挥数字化的独特优势,注重形态创新、功能拓展与标准适配,形成一个能够有效支撑现代学习需求、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综合性数字教材体系。
本文以《意见》为政策遵循,紧扣“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这一主题,系统阐释其时代价值与内在意蕴,凝练符合我国教育发展国情的建设原则与实践路向,为健全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赋能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参考。
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的价值意蕴
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是我国教育数字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推动教育公平的重要路径,是体现教育政治属性的重要载体,是构建我国自主教材体系和知识体系的重要部分。
1.1 战略之需: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支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科技、教育、人才一体部署,并且明确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教育强国建设是系统工程,教材体系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高质量教材体系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题中之义。中国近代教育家、出版家陆费逵曾说:“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3] 这是教科书为教育之“本”的最早说法,也是对教材在教育中的意义的“最高评价”[2]。
当前,我国教育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变革期。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入报告,教育部启动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要以教育数字化为重要突破口,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发展新优势,全面支撑教育强国建设。在信息技术时代,数字化是教材发展的必然趋势 [4],是从教材大国迈向教材强国的新兴机遇。数字教材建设不是简单的纸质教材与技术的叠加,而是教材体系的系统升级,既是教材强国建设的组成部分,也是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从而构成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点任务和时代使命 [5]。从国家战略层面看,数字教材建设既是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有效路径,也是持续推动教育革新的动力之源和关键举措 [6]。数字教材建设是智能化教育的重要方面,与教、学、管、评等教育流程紧密相连,能够为教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重要着力点,助力夯实教育强国建设的根基以及2035年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
1.2 时代之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要载体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教育领域也有诸多体现,比如,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配置不均衡等。我国的教育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教育公平一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期盼。以教育信息化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成为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选择 [7]。高质量的数字教材是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支撑,可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人民需求,破解教育公平、优质教材资源供给方面的难题。
首先,高质量的数字教材能够大幅提升学习的便利性。数字技术延展了教材的场域空间,使其突破了物理意义上的存在形态,也打破了既有知识学习的时空限制,使数字化的泛在学习成为可能 [8],是服务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社会的有效途径。其次,高质量的数字教材是大规模因材施教的路径选择。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辅助之下,数字教材能够依托平台,运用贝叶斯知识追踪技术 [9]、可视化手段 [10] 等对学生学习路径和学习行为进行追踪,定位学生不同时段的知识与能力水平,描绘学习者画像,推荐合适的学习资源 [10]。这些功能极大地增强了学习的针对性和效果,对教师在课堂的感性认识形成有益补充,帮助教师改进教学设计,增强学生的“互动、体验与获得感”,因为教学过程不仅是一种认识过程和智力发展过程,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过程和价值观习得的过程 [11]。
再次,高质量的数字教材能够助力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纸质教材受印刷、物流、采购经费、地域条件的限制,在乡村或山区有一定的使用局限;数字教材依托数字化分发,能够解决优质资源流转难的问题,让上述地区的学生与教育发达地区的学生接触同一套优质教学内容,缩小区域校际资源起点的差距。再者,数字教材能够根据学习者的实际情况定制和推送适合学习的内容,关照特殊群体与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实现对个体的因材施教。此外,数字教材平台配有丰富的学习教学资源,能够对教育资源匮乏地区形成有益的教学资源补充,推动教育从“书本公平”走向教学质量公平。虽然在实践中,数字教材的推广仍面临接入条件、资源适配性、教学应用能力等挑战 [12],但是随着数字教材软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其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的潜力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1.3 文化文明之需:构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和知识体系的重要部分
《纲要》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重要任务,对推出“中国系列”原创教材、打造自主教材体系作出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文简称“《建议》”)也提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13]。自主的教材体系必然要求是高质量的教材体系。数字教材作为教材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理应以构建自主的数字教材体系和自主的知识体系为目标。
自主教材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在“学科知识的概念、范畴、观点、理论方面具有天然互通性”[14],两者双向赋能,尤其是前者对后者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数字教材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首先,数字教材不仅用于教学,还是知识生产的重要载体。我国教材的编写和出版需经过编写者审核、出版机构审校和管理部门审定,教材内容相较互联网、自媒体的内容,更具权威性与科学性,且数字教材内容可以结合数字技术,构建起基于学科体系、聚焦特定群体需求的垂类知识大模型,更新迅速,保证知识的前沿性。其次,数字教材建设是系统工程,是对知识进行的系统组织、整理、呈现与保存。数字教材随着知识和学科体系的更新,不断进行版本更新,从侧面“刻录着学科知识演进的全生命周期,保存着知识体系生成流变和新旧演替的印迹,是回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宝贵资源”[15]。近年来,国家要求缴送纸质出版物的数字样本,为知识数字化做储备。这也从侧面记录着人类文明的形态演进和历史。再次,教材建设是自主知识体系“从理论建构走向实践赋能、从学术创新走向社会影响的核心环节”[16]。有些教材能够被较大规模地使用,其在促进知识传播的同时,通过教学应用效果反馈建立起“理论联系实践的桥梁”,从而“推动理论的检验、反思与创新”[15],有效促进自主知识体系的持续完善。概括而言,高质量的数字教材本身即是高质量的知识库,是宝贵的知识“数字化”资产。
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的原则遵循
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需要把握好三对关系:技术与教育、发展与安全、开放与自主。这三对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教育是基础,技术是变量,在把握根本的同时发挥变量的最大作用;安全是基石,发展是硬道理,根基稳固方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开放是打开眼界,自主是底色和自信,越是开放就越要自主,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特色之路。
2.1 不忘本来:育人为基,技术赋能
技术的发展会促进教育的发展,同时,教育也对技术具有反作用,“当教育观念、教育体制适应信息技术教育应用的需要时,对信息技术的教育应用和新的教学模式的生成有加速与促进作用;反之,则可能有减缓甚至阻碍作用”[16]。高质量的数字教材建设,要在遵循教材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基础要求之上,结合我国教育观念、教育体制以及教育的基本情况,既要“立足教材看教材”,又要“跳出教材看教材”,审慎为之。
“技术赋能教育是一个多维过程,涉及资源分配、教学方式和管理效率等的全方位变革。教育系统面临公平与包容、教育质量、效率等三方面挑战,技术赋能教育的基本考量维度在于其能否有效应对这些挑战。”[17] 因此,数字教材建设要关注并有效应对上述挑战。其一,应充分考虑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研发适合不同软硬件教学设施的数字教材配置,比如轻量版、高清版等,要能促进学习者平等地享受教育资源。其二,高质量的数字教材应能促进学生的学习参与、合作以及探究,提升学习效果;还要思考一系列问题,比如,数字教材到底需要哪些功能,数字教材的内容与结构如何编排才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叶圣陶曾言,“编写教科书,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吸取百花精华,酿出蜜来,我们要吸收有关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写成教科书”[18]。不顾及认知规律将各类数字教学资源“灌”到平台里生产出的产品不能被称为高质量数字教材。其三,高质量的数字教材,应能减轻师生不必要的负担,使之将时间投入到更有意义的教育与学习活动中。比如,如何设计数字教材的交互性、智能问答、学情统计等功能,给教师的过程管理减负;如何提升教育评价的科学性。简而言之,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离不开有利于“教”与“学”。
2.2 面向未来:安全为要,科学发展
在我国教育综合改革的征途上,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发展和安全相生相伴,既要办好保证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又要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19]。数字教材既具有纸质教材的教材属性,又具有数字化的一般特征。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需要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快速发展。
一方面,在推进教材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要锚定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大力推进数字教材建设。面对集成电路等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学科和产业,加快探索该领域的高质量教材以及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明确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如何做好,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服务人才的自主培养。另一方面,要完善数字教材治理体系,保证国家事权,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层面,数字教材建设面临意识形态方面的风险、数据安全可控的风险;在法律法规层面,面临版权识别和版权保护的风险;在出版层面,面临内容选择和内容编制方面的风险以及数字资源审核标准缺失的风险;在伦理层面,面临“技术理性”产生“数据统治”的风险以及“技术理性”对独立人格形成造成影响的风险 [20]。同时,还存在其他诸如学生身心健康以及课堂环境健康等方面的风险。在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安全底线,这样,才能发展得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
2.3 吸收外来:扎根中国,融通中外
自1897年南洋公学推出自编教科书《蒙学课本》算起,现代意义上的教材建设在我国已走过120余年的历程。从教材发展历史可以窥见我国教材发展路径的几个关键词:吸收、借鉴、转化、自主发展。建设高质量的教材体系,“吸收”“借鉴”是手段,“自主”和“中国特色”是目标。建设高质量的数字教材,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要能与世界学科体系对话,处理好扎根中国与交流互鉴的关系。
第一,立足中国本土教育实践,建设中国的数字教材体系。当前,我国的数字教材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处于初级阶段。在数字教材的整体规划思路、平台搭建、与课程资源的深度融合以及教学应用推广模式等方面积极借鉴国际经验是有益的。然而,借鉴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教情、学情及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现状,因地制宜,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的数字教材发展路径。在引进数字教材资源时,必须严把内容导向关。同时,要根据中国各学段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进行本土化改造与“量体裁衣”。针对不同学科的发展阶段,采取差异化策略:对于体系尚不成熟的初兴学科,可侧重引进和借鉴国际优质数字教材;对于已较为成熟的学科,则应着力探索自主创新的数字教材建设之路;而对于某些因国际环境等因素制约、处于发展初期但人才需求紧迫的学科,则需立足自身,加速自主研发数字教材,以支撑该领域人才的自主培养。
第二,加强数字教材内容与形态的原创性,支撑自主教材体系和知识体系构建。数字教材的原创性是形成自主教材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关键。教材建设要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根本,深入总结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将提炼出的标识性概念、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及特色学科方法,转化为适合数字化学习与传播的内容 [21]。具体而言,应立足中国本土文化根基,着力开发“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的数字教材叙事体系,将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创新理论和方法有机融入数字教材的内容组织与交互设计之中,突破传统线性叙事的局限。同时,结合时代需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教材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以自然科学领域的数字教材为例,其建设应以讲述中国科技故事、传递中国科技自信为立足点,在遵循学科规律的基础上,在案例选取、互动模拟等环节,侧重融入中国科技进展相关内容,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并展现中华优秀传统科技文明的智慧,通过数字教材的载体,塑造学科知识的中国式表达。
3
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的实践路向
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需要把握技术与教育、发展与安全、开放与自主之间的逻辑关系,遵循相应的原则,并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框架之内,做到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
3.1 落实国家事权,把握高质量数字教材的建设方向
数字教材落实国家事权,是数字化时代进一步贯彻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重要方面 [5],也是数字教材建设的根本遵循和建设方向。
3.1.1 着眼于数字教材的政治性功能,坚持举旗定向
数字教材虽然实现了传播介质从纸质到电子的转变,但其作为教育内容核心载体、立德树人重要媒介的基本功能不会改变。数字教材落实国家事权,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让数字教材的育人功能转化为坚定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确保教材发挥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政治功能。
加强数字教材的政治性功能,是一个将政治导向、内容设计、治理体系和教学应用相结合的系统工程。数字教材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充分凝练、及时总结和呈现新时代伟大变革的案例和生动实践,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凝聚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在内容设计方面,要考虑对知识的选择、建构与呈现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强化对数字资源的选取和把关,对于教材中的多媒体、超链接等数字资源,须有明确、系统的政治与价值标准作为筛选原则,避免内容的随意堆砌或价值偏离。
3.1.2 着眼于数字教材的思想性功能,坚持培根铸魂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目标高度契合。建设高质量数字教材,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之成为引导学生认识中国、理解时代、坚定信仰的核心思想载体。
其一,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要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易教易学的教育内容,以技术赋能价值引领。充分运用图文、音视频、虚拟仿真、互动问答等多元形式,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嵌入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全流程,贯通课堂教学与课后自主学习,构建沉浸式育人环境,让价值引领更入人心。其二,数字教材建设要紧扣“两个结合”,彰显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服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方面,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发挥数字教材动态更新、资源融合优势,通过专题模块、案例更新、数据链接等形式,及时呈现党的创新理论与实践成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精准、鲜活地进教材。另一方面,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与道德理念,运用数字技术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呈现,使学生坚定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
3.1.3 着眼于数字教材的知识性功能,坚持启智增慧
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需遵循双重规律:一方面,要遵循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与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确保知识呈现具有深度上的螺旋上升、广度上的渐次拓展以及难度上的循序渐进;另一方面,要遵循技术迭代与数字认知发展规律,考虑技术功能与教学内容的适配性,发挥多模态媒体融合的优势,科学调控学生的认知负荷,探索沉浸式体验、跨时空协作、过程性探究的学习模式 [8]。
在内容选择上,应关注学科知识体系、概念知识表达以及学科方法论,以彰显学科知识的基础性、逻辑性与结构性 [22]。同时,需保持开放性,及时吸纳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创新成果,将前沿知识、时代热点有机融入学科框架,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发展的能力。此外,还应注重知识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既要在内容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发展成就,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也要适当引入国际先进理念与前沿成果,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服务于数字教材启智增慧的育人目标。
3.2 结合人才培养的需求导向,加强数字教材供给侧调整
3.2.1 适配学段专业差异,分类建设数字教材
数字教材的研发与应用应基于学生学习需求、教师教学能力和教学需要,结合不同学段、不同学科(专业)、不同个体的需求开发数字教材 [23]。在不同学段,数字教材体系建设的侧重点不同。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处于身心及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数字教材的开发需考虑年龄适宜性,在内容呈现上控制单次连续使用时间,并选用符合该年龄段认知负荷的多媒体资源;在知识组织上,应注重年级、学科教材之间的纵向衔接与横向关联,把握知识梯度,保障学习过程的连贯性与系统性。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学生通常已具备较高的数字素养,数字教材的建设重点应转向支持深层次、探究式学习,数字教材的设计需侧重课堂互动性、复杂知识的可视化呈现以及启发性内容的编排,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
针对同一学段的不同学科(专业),要有侧重地优先发展。根据《意见》,在中小学,尤其是初中以上,优先选择在信息技术、体育与健康、艺术、外语等科目以及特殊教育等领域进行数字教材开发。高等教育试点聚焦基础学科、战略性新兴领域和紧缺专业领域人才培养需要。职业教育优先选择在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进行示范性数字教材建设和推广。职业教育学生提倡在真实的工作情境、生活情境中进行学习,数字教材恰恰满足了内容动态更新的需求,能够及时动态更新行业、企业发展的新工艺、新规范、新技术和新标准,便于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开展学习,因此,对于职业教育可能更适合开发快速迭代、更新的数字教材 [23]。
3.2.2 针对人才培养难点,服务创新人才培养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问题。以高等教育工程类专业为例,部分高校毕业生的实践能力与岗位要求存在差距,毕业生入职后,往往需要企业进行较长时间的再培养才能胜任工作 [24]。其深层原因在于,高校的科研布局虽具前瞻性,但其科研优势向教学资源的转化尚不充分,而企业更关注科研成果转化和产品经济效益 [25],需要能够优化产品性能、有效控制成本、实现系统可靠性的实践型人才。因此,高等教育数字教材的内容建设,应紧密追踪企业技术发展,及时融入行业最新工程理念与技术,确保内容的先进性。在形式与功能层面,应着力开发多模态资源,利用三维模型、动态仿真等技术直观呈现复杂的工程原理与结构,并构建可供开展虚拟实验与方案设计的仿真环境,让学生在模拟实践中提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例如,航空发动机专业教材可通过集成高精度、可交互的三维模型,支持虚拟拆装与沉浸式漫游,使学生直观洞察其内部构造与工作原理。在过程评价层面,应依托数字教材在线平台,融合知识获取与学习过程评价,支持师生、生生间的实时协作与研讨,从而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培养其沟通协作的能力,提升培养效能。
这一挑战在职业教育领域同样突出,主要表现为理论教学与真实工作场景的割裂。例如,某机械专业数字化教材内置的虚拟机床操作模块,因未能与企业真实的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系统协议兼容,导致学生所学无法直接迁移至车间实践,出现“数字孪生”不“孪生”的现象 [26]。因此,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必须紧扣职业教育“对接产业、强化实践”的育人目标,确保其模拟环境、操作逻辑与技术标准与行业真实生产体系的高度一致,助力实现学用合一。
3.2.3 完善人机协同编审机制,保障数字教材质量
编好数字教材,需把握共性要求与个性特征的辩证统一。在共性层面,应遵循教材编写的一般规律,统筹理论与实际、知识与经验、传统与当代、材料与观点、广度与深度等关系,并注意学科学段的分工与关联;在个性层面,则需结合数字教材以音视频、三维动画等多模态内容为载体,依赖平台呈现的特点,创新编写与审校模式。
首先,数字教材编写团队需要进行多元协作。数字教材的制作常模糊内容编写与技术实现的边界,因此应构建包括擅长文字内容编写的学科专家以及精通非文字表现形式的技术创作人员的协作团队。尤其在工科领域,团队还需纳入产业一线人员,以弥补高校教师工程经验不足、企业导师教学研究有限的短板,实现数字教材的产教融合功能。在理想情况下,团队可设置数字教材设计师或架构师角色,统筹教学目标、课程设计与技术实现。其次,数字教材审校机制应强化人机协同。目前数字教材审校仍多参照纸质教材“凡编必审、凡选必审”的标准,但亟需建立适应数字时代特点的审校流程。借助智能审校工具对音视频等资源进行初步检测,再结合人工复核,提升效率与覆盖率;针对数字教材更新便捷的特点,坚持“更新必审”原则,逐步构建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类型的数字教材内容质量审核评价指标体系 [23],推动审校工作系统化、标准化。
3.3 秉持系统思维,加强数字教材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
3.3.1 纵向上,完善数字教材全生命周期管理
单本数字教材建设一般包含“创、编、用、管”流程,各个流程应贯通融合,实现教材、课程、教学资源沉淀的闭环。在数字教材创编阶段,要考虑教学目标、课程目标,使教材内容与课程匹配,呈现方式与该学段学生情况适配。比如,纸质教材主要用于课前预习、课中随堂阅读以及课后的知识复习,但数字教材还具有课堂互动功能,以及预习或复习时的AI伴学功能,如何恰当地设计这些功能?在编写时,要注重知识的组织符合教育规律与学生的认知规律,使之具有科学性。在课堂使用时,要紧扣课程目标,做到支持纸质教材、数字教材和在线课程等的一体化设计 [27],提升课堂教学效率。不同的数字教材之间,尤其是学科交叉的教材之间,要避免内容同质化。相关院校应常态化梳理教材,组织交叉学科教材论证,以便协同发力,形成体系。
3.3.2 横向上,加强标准贯通和平台融通
高质量的数字教材建设,要有一定的教材标准作为支撑。目前,我国已有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三项数字教材相关的国家标准,以及高等教育阶段的一些团体标准,这些标准多聚焦出版流程、元数据等层面,对于数字教材的内容建设和质量评价的相关标准还比较缺乏。在推广实施已发布的国家标准的同时,还要加快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相关标准的制定与落地,建立数字教材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体系 [28],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多模态资源嵌入、技术兼容与安全等方面的规范标准,提升数字教材标准体系建设的科学性、完善性。
同时,要加强数字教材建设的平台融通。目前,出版机构、技术企业等多方主体均参与数字教材平台建设,技术标准不一,数字资源和相关数据在传播、使用、存储方面的共享比较困难;不同的数字教材分散于多种平台,教师在课堂上如果需要使用多本教材,还需登录多个平台,不同课程的教材切换也不便捷,给“教”与“学”带来诸多现实障碍。后续需要实现数字教材平台间的融通以及与学校教学平台、教务管理平台的贯通,制定跨平台的兼容标准,确保数字教材能够在不同设备和操作系统上流畅运行,提高教育资源的可访问性和可用性 [29]。
3.3.3 形态上,注重“纸”“数”协同发展
纸质教材向数字教材的演进是一场深刻变革,但并不意味着纸质教材将被完全取代或未来教材应“全盘数字化”[30]。至少,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二者将长期共存、协同发展。目前,即便在美国、韩国等数字教材发展较为领先的国家,数字教材也并未完全替代纸质教材。纸质教材经过长期发展,已具备较为成熟的编写规范、知识组织逻辑与内容呈现形式。数字教材在我国的发展历史相对较短,我国需要发挥制度优势,加强对数字教材体系的有组织统筹与建设。
从实践看,当前我国数字教材建设的模式主要包括将纸质教材转化为数字教材,或同步出版“纸”“数”两种形态,使用不同书号。数字教材初期的内容常与纸质版一致,不同之处是增加了多媒体资源。这些模式在短期内有助于稳步推动教材的数字化转型,避免盲目建设。但从长远看,需要关注书号等资源的管理效能,以及数字教材的知识体系构建逻辑与纸质教材存在的差异性。虽然基于纸质教材转化是现阶段数字教材发展的重要基础,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高质量数字教材体系建设应有的创新。因此,相关管理部门在制定政策、内容规范与评价体系时,需立足当前发展阶段,进行系统性与前瞻性考量。
3.4 坚持协同开放,构建数字教材发展良性生态
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涉及政策发布、创作、出版、技术、推广、使用等多个环节,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努力,并从政策、治理、研究等维度共创良性生态。只有坚持协同开放的理念,打破行业壁垒与部门分割,从制度保障、规范治理、理论支撑三个维度同向发力,才能构建起权责清晰、充满活力、可持续发展的数字教材生态体系。
3.4.1 完善政策协同体系,筑牢数字教材发展的支撑根基
其一,构建跨层级、跨主体的协同推进机制。强化教育、出版、工信、网信等多部门的政策协同,统一数字教材内容审核、技术标准、数据安全等核心规范,破解多头管理、标准不一的难题。近年来,国家从教育数字化战略与教材建设管理两方面双轨并行出台政策,“十四五”国家级教材规划将数字教材纳入体系,全国教材建设奖也将其纳入参评范围,形成了上下联动的政策导向。《意见》的出台也为数字教材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要健全校地企协同落地机制,鼓励地方政府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高校与优质出版机构、科技企业共建研发中心;推动高校将数字教材建设纳入教学改革考核,建立教师参与开发的激励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建立涵盖内容质量、教学设计、交互功能与用户体验等多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29],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客观评估并进行持续监督,确保数字教材真正满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求。浙江大学自2023年起立项多种数字教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数字教材给予较纸质教材更大的资助力度,均是协同推进的有效实践。
其二,完善多元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保障体系。目前,美国已建立涵盖内容订阅、数据服务、个性化支持的数字教材多元盈利体系,以及包含研究、反馈与修订的闭环优化机制 [31];韩国自2015年大力推行数字教材试点,至2021年学生使用率已超80% [32]。针对我国数字教材产业盈利模式单一、商业闭环尚未形成等问题,可探索建立政府购买基本服务、市场提供增值服务的协同激励模式,即对基础性、公益性数字教材实行政府主导定价,保障教育公平;对个性化、智能化教学服务放开市场定价。同时,完善数字教材知识产权保护与收益分配机制,保障创作者、出版方、技术方的合法权益,形成“投入—产出—再投入”的良性循环,激发市场主体参与数字教材建设的内生动力。
3.4.2 健全综合治理体系,赋能数字教材规范发展
第一,健全制度与法律体系,筑牢规范基础。数字教材的规范使用,应明确各方权责边界,重点解决知识产权保护与数据安全两大问题。因此,应明确多模态资源的版权归属与使用规则,加大侵权惩处力度,细化侵权类型和认定条件,针对数字教材所涉及的内容数据、用户数据、交互数据等新型版权客体进行分类规制 [26]。针对数字教材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用户个人信息、学习习惯、互动问答等信息,严格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规范师生学习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与流转。同时,建立由教育行政部门、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三方机构、一线师生共同参与的多元评价体系,实行数字教材“准入—使用—退出”全生命周期管理,畅通用户反馈渠道,以科学评价引导质量提升。
第二,加强伦理治理,引导技术向善。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算法偏见、教育责任转移、情感伦理等新挑战。首先,应防范数字教材中价值判断的伦理错位,警惕“自动化偏见”[33],即过度依赖系统建议,导致教育责任转移至机器。其次,应管控情感与算法伦理风险。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虽然可以增强数字教材的互动功能,但其情感度量与算法决策若存在偏差,可能触及学生情感脆弱点或引发错误价值导向 [34]。因此,必须强化技术开发的教育导向与场景适配,避免为追求经济利益而盲目发展,推动行业制定数字教材技术伦理规范,引导技术开发者坚持教育本位,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穿于研发与应用全过程,实现技术向善发展。
3.4.3 加强理论研究,推动数字教材可持续发展
其一,集聚复合型研究力量,搭建跨域协同科研智库。加强数字教材的系统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是为教育范式变革奠定坚实学理基础、指导实践发展的前提。各级教育部门应整合专业力量,依托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及相关教研机构,汇聚一批“懂教育、懂出版、懂技术、懂伦理”的复合型人才,聚焦教材重大课题研究,打造专业智库,充分发挥科学研究对教材建设的科学支撑作用 [35],营造教育、出版、技术等多领域交叉协同的研究生态,形成驱动数字教材基础研究的创新策源地。
其二,创新教育理论,构建中国特色教材学体系。自20世纪90年代起,教育学界便呼吁构建“教材学”,以提升教材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与科学性 [36]。在教材与人工智能技术日益融合的当下,一系列关乎数字教材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亟待回答,比如,传统教育理论如何阐释数字技术融入教学的基本原理,如何找准技术应用与教育理论的最佳契合点。解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业界厘清数字技术的教育赋能逻辑,并基于实践总结迭代,还需要学界提出创新的教育理论给予指导。因此,应以数字教材建设为契机,深化教材建设的基础性研究,探索建立独立的“教材学”学科与专业,将数字教材设为重要研究方向。在借鉴国际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中国数字教材独有的概念体系、内容范畴与认识框架,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数字教材建设 [37]。
结语
当前,建设教育强国的号角已经吹响。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是我国应对数字时代、迈向教育强国的战略性工程,是响应时代需求、社会需要、人民期盼的基础性工程,承载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传承与创新文明的重大使命。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并非单纯的技术升级或资源数字化,而是一场深刻的教育理念重塑、知识供给改革与治理模式创新。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需要站在国家发展与教育现代化的全局高度,统筹谋划,久久为功,围绕“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以及“为谁教、教什么、教给谁、怎样教”的核心问题,在安全底线之上加快推进教材数字化转型,支撑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培养创新人才,助力民族复兴。
参 考 文 献
(上滑查看)
[1] 习近平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回信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N].人民日报,2020-12-01(1).
[2] 郭戈.教育强国建设要有高质量教材体系作支撑[J].教育研究,2025,46(6):34-39.
[3] 吕达.陆费逵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93.
[4] 靳玉乐,张铭凯,孟宪云.信息技术时代的课程论发展[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37(4):47-56.
[5] 张海鹏.数字教材落实国家事权的价值意蕴、原则遵循与实践理路[J].课程·教材·教法,2025,45(4):43-48.
[6] 杨文正,杨俊锋.数智赋能教育新质生产力:作用机理与实践进路[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5,37(2):62-72.
[7] 本书编写组.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141.
[8] 余宏亮.数字教材创新路在何方[J].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5,8(5):76-89,145.
[9] 黄诗雯,刘朝晖,罗凌云,等.融合行为和遗忘因素的贝叶斯知识追踪模型研究[J].计算机应用研究,2021,
38(7):1993-1997.
[10] 李锋,盛洁,黄炜.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突破点:智能教材的设计与实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3):101-109.
[11] 石中英.教育强国建设中的教育观念转变问题[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5,46(1):1-9,78.
[12] 廖鸿婧,孙有中.教育强国视域下数字教材公平建设的机制与路径研究:基于美国K-12经验的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2026,55(6):13-25.
[1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新民晚报,2025-10-29(5).
[14] 吕建晴,李超.自主知识体系与自主教材体系双向赋能探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5,43(9):79-84.
[15] 韩筠,陈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新时代原创性教材的“筑基”与“引领”[J].中国大学教学,2025(9):4-9,17.
[16] 王竹立.技术是如何改变教育的?—兼论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J].电化教育研究,2018,39(4):5-11.
[17] 刘嘉豪,刘德建,李至晟,等.技术赋能教育的维度、限度与向度:源自《2023全球教育监测报告》专题部分的启示[J].中国电化教育,2025(2):100-107.
[18] 叶立群.课程教材改革探索[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340.
[19] 新华社评论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EB/OL].(2023-03-18)[2025-10-09].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18/content_5747319.htm.
[20] 葛建平.人工智能背景下数字教材风险与治理[J].科技与出版,2024(10):103-112.
[21] 谭方正.教育出版如何着力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7):4-10.
[22] 石娟,石鸥.数字教科书研制的适用性困境与进路思考[J].课程·教材·教法,2021,41(8):51-55.
[23] 徐晔,罗妍,杨子睿.数字教材建设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J].中国大学教学,2025(10):89-96.
[24] 李海南.法国高等工程教育理念及其现实启示[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5(6):177-184.
[25] 赵巍胜.以“三个有组织”推进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改革[J].中国高等教育,2024(22):29-33.
[26] 张新新,杜欢欢.数字教材出版:价值定位、瓶颈分析与实践进路[J].出版与印刷,2025(6):48-57.
[27] 刘超,黄荣怀,王宏宇.基于知识图谱的新型教材建设与应用路径探索[J].中国大学教学,2023(8):10-16.
[28] 张新新,周颖燕.加快推进高质量数字教材建设研究[J].中国大学教学,2025(9):87-96.
[29] 周美云,吴涵清.指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数字教材研制逻辑[J].教学与管理,2025(27):69-73.
[30] 钟启泉.从“纸质教材”到“数字教材”:网络时代教材研究的课题与展望[J].教育发展研究,2019,39(6):1-7.
[31] 张振.新时代教材体系建设的三重逻辑:价值、理论与实践[J].课程·教材·教法,2023,43(4):34-41.
[32] 姚又琳,祝智敏.中美韩数字教材建设及应用对比研究[J].出版科学,2025,33(2):99-108.
[33] 沈苑,汪琼.生成式人工智能支持教学决策的实践困境与关键进路[J].电化教育研究,2024,45(11):92-99.
[34] 吴南中.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学变革:以深度学习驱动课堂形态嬗变[J].课程·教材·教法,2024,44(9):82-90.
[35] 刘一飞,李广.高质量教材建设规划的价值意蕴、核心向度与实践路径[J].课程·教材·教法,2025,45(1):28-34.
[36] 彭泽平,胡飞.教材史研究:教材基础研究的历史面相[J].全球教育展望,2025,54(5):3-14.
[37] 张玉,罗生全,杨柳.数字教材落实国家事权:要义证成、逻辑图景与实践探索[J].教育科学研究,2024(11):43-50.
葛建平1)2)刘德生1)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清华大学教育学院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科技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