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夢雅 || 寓聖於俗:晚清基督教會教材《漢語入門》編纂考
- 2026-11-19 21:57:30
壹 引言
清代晚期,各地基督教會會為新進教士學習漢語而編寫方言教材,一般為注音、漢語、外文對照,但構成形式不一,有語音類、語法類、文化閱讀類、綜合類;課文內容也不一,如交際對話、民俗傳說、說德勸誡(包括《聖諭廣訓》)、通俗文學、天主教講義等。其中,耶穌會河北獻縣教區(直隸東南牧區)的戴遂良神父(Léon Wieger, 1856‑1933)所編寫的綜合類系列教程《漢語入門》(R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 1892‑1908,直譯《漢語口語入門》),無論在形式或內容上,均涵蓋了晚清基督教會出版的幾乎所有方言教科書,共六卷,各卷注音、漢語、法文對照,具體內容如下:
第一卷《官話入門:漢語口語使用教程》內容有發音、詞彙、語法和交際例句;第二卷《要理問答》(Catéchèses, 1897)和第三卷《佈道要義》(Sermons de mission, 1898)為白話天主教義;第四卷《民間道德與風俗》共二十篇,分為儒、釋、道思想、民間雜觀和習俗五部分,底本包括《聖諭廣訓直解》《太上感應篇》《玉曆至寶鈔傳》等;第五、六卷(合一冊)《民間敘事》共六十三篇,底本包括《傳家寶》《今古奇觀》《聊齋志異》等。後三卷為文化閱讀部分,內容包括生活用語、道德勸告、民俗傳說等,是一部自成體系且極具河北民間特徵的綜合類方言教程,於1892年至1908年陸續出版。《漢語入門》作為獻縣教區唯一齣版的方言口語教程被大量印刷和不斷再版,深受天主教會學校歡迎,認為這是一部“科學而實用的教材”,甚至“找不到比這更為有效的教材了”。1905年,該作榮獲法國漢學“儒蓮獎”,成為第一部獲得該獎項的方言著作。自此,作者戴遂良在西方漢學和天主教會兩界名聲鵲起。

學界已有不少文章考論晚清基督教會的漢語方言教材,此處不逐一列舉;但出於諸作內容各異,研究者往往難以從整體上把握其生成背景和內涵。而《漢語入門》的形式多樣和內容全面,包括方言發音、語法、詞彙、俗諺、交際對話、風俗志、勸善書、佈道文等,兼具傳教佈道、民間教化、人類學資料等多重功能,在晚清教會對外漢語教材中極具代表性。筆者認為,對該教材除以方言學和俗文學角度進行研究之外,應在考證該作底本的基礎上探討該作成書的多元編寫策略,將有利於我們從整體上認識此類教會出版物的內在價值及在中西溝通中的文化橋梁意義。
貳 方言集
《漢語入門》的突出特徵是將河北“土談”納入了文字領域。作者文字化了在當時還沒有固定寫法的北方口語詞彙,並在發音和表達上儘可能地保留了河北方言原貌,如小肚急腸(小肚雞腸)、溪流糊塗(稀裡糊塗)、撇拐騙(坑蒙拐騙)、湊手不及(措手不及)、謾怨(埋怨)、流俐(聰明)、待見(喜歡)、拉倒(不算數)、落臺(了結)、包屈(受委屈)、黑下(夜裡)、落草(出生)、忙喇(趕緊)、相眼(合不來)、格不住(無法承受)、髁髏膊(膝蓋骨)、打總子說(總的來說)等等,根據河北方言發音標註羅馬注音,並逐個標記了可以發兒化音的字。此外,教材儲存了大量的民間俗諺,很多北方民間常見的說法直接被作者紀錄下來,如“話到舌尖留半句,理從是處讓三分”、“能惱遠親不惱近鄰,能惱近鄰不惱對門”、“守著大樹不著霜”、“好漢護三村”、“勤借勤還,再借不難”、“吃虧的常在”、“跟著好人學好人,跟著歹人學歹人”等。有些課文取自古代白話作品(如《今古奇觀》),由於原作的語言風格半文言化,作者刪去諸如“臨歧費盡叮嚀語,只為當初受德深”“今朝訴出衷腸事,鐵石人知也淚垂”等文學色彩較重的詩文對句,代之以河北常見的民間俗諺,如“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一不作,二不休”、“越渴越吃鹽”、“事到臨時後悔難”、“只給大主作梅香,不給小主作童養”等,既統一了課文的通俗語言風格,增加了新進教士的俗諺知識,便於在當地開展口頭佈道工作。因為直接教授地道的方言口語,當時的中國北方天主教區普遍使用這套教材,來自安徽、甘肅、內蒙古等各教區神父均對該作的民間性和實用性稱道。
晚清的漢語方言指南眾多,其編寫緣起一般可追溯至兩大歷史背景:基督話語的方言化傳播和實用漢語教學在西方漢學界的興起。
從西方傳教史來看,此類教材可追溯至中世紀歐洲教會用方言改寫經典的傳統。法國早在加洛林時代,羅曼語或日爾曼方言和拉丁文之間出現重大差異,兩者之間的關係與中國方言口語和文言一樣,前者被認為不配用於書寫。後來,方言的使用範圍大為擴充套件,逐漸囊括了編年史、歷史敘事以及古代文學作品,一度被拉丁文壟斷的聖經中的一些章節也逐漸被從拉丁文翻譯為羅曼語,以便在世俗文盲中間更廣泛的傳播聖人的故事和教化他們學習如何閱讀文學作品。這樣,方言進入文字領域之中,在傳播基督話語過程中開闢了一個重要途徑。1563年,耶穌會奧熱神父編寫了《教理問答》,開闢了天主教口語教義編寫,給教士帶來很大方便;1739年天主教會的《小型學校通俗教程》寫道:“閱讀和書寫……都只能被看作次要的東西……”。於是傳教士更加重視口語能力,越來越多地使用通俗語言,同時更加頻繁地使用民俗民諺,因而《漢語入門》等教會教材首先在語言上要適合大眾口味,適應當地民間文化。
在學術界,法蘭西學院將“儒蓮獎”頒給一部方言教程,其用意包涵了對實用漢語教學的肯定。隨著來華傳教士不斷編纂方言口語字典和教程,提倡交際漢語教學,實用漢語教學開始要求擺脫為漢學研究服務的桎梏,獨立發展。十九世紀中期,法國東方語言學院開設了現代漢語課程,第一任講師巴贊(Louis Bazin, 1799‑1863)致力於提倡真正的口語教學,指出文言和口語的區別在於:“由於同音異義字太多,口語中用多字詞代替在聽覺上容易產生歧義的單字詞”。他在長文《論通俗語的語法》(1845)中批評了經典漢語教材《漢語啟蒙》,認為使用典籍和白話小說原文難以幫助學習口語,首次在學界推崇《聖諭廣訓》,因其“是用來給民眾高聲誦讀的文獻”,是“完全反映現代口語的文獻”。在巴讚的倡導下,以東方語言學院教師為首的實踐型漢學家相繼出版和發表了一批通俗口語教材和相關論文,逐漸打破了學術漢語一統法國漢學的局面。十九世紀中晚期,法國漢學界開始重視實用漢語教學,1884年曾首次將“儒蓮獎”頒予對外漢語教材。時至二十世紀初,對外漢語教學成為晚清時期法國漢學的新趨勢,戴遂良的教程可謂應運而生,與其他在華傳教士的方言教科書一道支援和響應了法國實用漢學的興起。十年後,法國駐華使館翻譯、里昂大學漢語教授古恆(Maurice Courant, 1865‑1935)編寫的《漢語口語語法:北方官話》(Grammaire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Grammaire du Kwan‑hwa septentrional, 1913)再次作為漢語教材摘得“儒蓮獎”,我們可將之視為實用漢學打破學術漢學一統法國漢學界的標誌。
叄 風俗志
然而,同為漢語口語教學用書,教會教材與學院派教材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具有鮮明的民間性,其編者一般是生活在民間的在華傳教士,可利用傳教機會深入接觸民間社會與文化,因此課文內容多為就地取材,原汁原味。
以《漢語入門》第一卷為例,作者按照西方語法體系編寫了一部《漢語口語手冊》內容包括髮音、詞法、句法、索引,各部分在講解過程中給出地道的方言例句,如“他夜來出去串親的了”(動詞詞綴“的”)、“你懶到多喒才拉倒呢”(時間副詞“多喒”)、“放著好的你不要,偏要不好的,豈有此理呢”(比較句)、“我勸你你不聽,高低(兒)把個事(兒)辦壞了”(表示壞結果)等等;每項語法講解又對應了多篇長短不一的交際用語,構成《手冊》的主體部分“用語”(Phraséologie),例句數量龐大且全無底本,是作者在河北當地蒐集到的百姓生活語料,使得《漢語入門》在首卷便達到逾千頁篇幅,實為第一部體系完善的河北方言語法書。
再以第四卷為例,第四部分“習俗”分為節日、婚禮、收養和葬禮四篇,輯錄了當地的主要儀式和慣俗,篇幅佔全卷的三分之一。在“節日”中,作者從一進臘月寫到正月、寒食、清明、端午、入伏、鬼節、中秋、九月九、十月一,包括節日裡的傳說、穿戴、飲食、行為、俗語等;“婚禮”展示了媒人和主家之間的講究,請八字、擇時、謝媒、寫合帖、定親帖、冥婚、童養媳、同姓不婚以及結婚當天的諸多程式:送帖、貼對子、送嫁妝、夜娶、壓轎、投帖、陪綢、翻桌、上轎、幫轎、送小飯、下轎、冠帶、上拜、插戴、禮、道喜、回門住等等;在“收養”辦法中介紹了過繼、抱養、認乾親等,以及如何防小孩夭折,如何拜盟兄弟、發黃表等;“葬禮”詳述了將嚥氣、裝裹、倒頭飯、獻食罐子、照屍燈、吊左錢、破孝、報廟找魂、抱香、送盤纏、抬信車、墊背錢、入殮、封靈、看風水、買地、點主、祀土、禮教、搭棚、糊紙紮、跑馬、上刀山、開靈、拔墳以及出殯的諸多程式:抬重、打、摔瓦、穿孝、圓墳、燒紙、忌晌等。其中穿插了大量俗諺和對話,真實生動,全無說教口吻,實為河北鄉村的考察記錄。
甚至在改編文言敘事底本時,作者也加入了自己蒐集的民間文化資料,如“鬼節”的城隍拜祭儀式,狐狸作怪的當地聽聞等。第五卷中一些“查無出處”或與現存文本情節有異的民間軼事,使該卷頗具中國民間文學價值,這些故事應是清末河北當地的口傳版本,是戴遂良神父對河北民間故事的真實記錄。他表示:“本書沒有任何現代文人或者環球旅行者的主觀臆斷,佈道者不是某個乘船路過的心理學家和社會學者,在廣東或上海這些大城市裡被僕人服侍著。自以為是的旁觀和獵奇是行不通的”。本著這樣的態度和決心,戴遂良編寫出的宏幅教材堪稱一部紀實性的河北風俗志,透露出向學術界靠攏的野心。
實際上,戴遂良的編寫工作依賴於一位當地文人,他在這位助手的方言翻譯下,使《漢語入門》在語言學價值之外,具有民族誌性質,儲存了清末河北民間寶貴的語料和習俗。從傳教史的角度看,《漢語入門》秉承了早期來華耶穌會士寓傳教於漢學的路徑,甚至成為鴉片戰爭後再度來華耶穌會士中,首批重新激發西方人對中國語言和文化興趣的重要出版物之一。這一時期,《傳信年刊》(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1822‑1933)、《天主教傳教團:傳信工作週報》(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bulletin hebdomadaire de l’Oeuvre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1868‑1927)、《漢學叢書》(Variétés sinologiques, 1892‑1938)、《中國、錫蘭、馬達加斯加:耶穌會法國傳教士的信件》(Chine, Ceylan, Madagascar: Lettres des missionnaires Francai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1902‑1948)、《中國記述:江南》(Relations de Chine: Kiang‑nan, 1903‑1931)等耶穌會叢刊均大量出版和刊登了關於中國人觀念信仰、民間文學藝術、歲時節日、風俗習慣的著述和文章,獻縣教區亦有其他神父撰寫此類作品,而戴遂良的教材是此類著述中,唯一用漢語土話直書的多卷本、多元內容的中國北方風俗志,此亦其獲得“儒蓮獎”的重要原因之一。

法蘭西學院自1875年設立“儒蓮獎”至二十世紀初,曾頒給過法籍外交官羅舍(Émile Rocher, 1846‑1924)的《中國雲南省志》、耶穌會士方殿華(Louis Gaillard, 1850‑1900)的《古今南京》、祿是遒(Henri Doré, 1859‑1931)的《中國民間崇拜》等輯錄中國地區情況的著作,儘管《漢語入門》不是一部專論,卻第一次填補了西方來華人士對河北地區田野調查的空白。法蘭西銘文學院在介紹《漢語入門》時稱:“這套書不僅讓歐洲人瞭解中國人的口語,還帶來遠東當代的民間信仰和觀念”。法國教育部專員評論該作:“如此的民間故事、如此的對話、如此的中國敘事,對我而言是這一民族心理的一大亮點”。因此,法國專業漢學把“儒蓮獎”頒給這樣一部方言民俗著作,在實用漢語教學崛起的因素之外,尤見二十世紀初法國漢學對中國宗教民俗研究的重視以及近代西方對海外民族誌資料的需求。漢學家古恆曾在論述晚清教育制度改革問題中引用《漢語入門》訓導男女兒童的課文,葛蘭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曾在論文〈生與死〉中參考了課文中的“鬼節”習俗,說明西方學術界重視和信任戴遂良的工作,將之視為田野實錄,使得該教材在漢語教學功能之外,富有學術性價值。法國漢學權威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稱讚道:“即便是不通漢語者,也可以忽略漢字部分,饒有興致地閱讀《民間道德風俗》或《民間敘事》,該教材值得再版”。
肆 勸善書
除地方話語和習俗的輯錄外,《漢語入門》的另一特徵是充斥著大量的勸善止惡話語,尤其是後三卷,底本是流行於北方民間的善書和道德故事。其中,第四卷的底本包括《聖諭廣訓直解》—源於清廷的官方訓誡,實為儒家思想的民間訓誡,《感應篇》等—宣揚天人感應和因果報應的道家思想,以及《玉曆寶鈔》—形塑了近世國人的地獄觀念,宣傳佛家思想。此外,很多意在警世規勸的通俗作品也被編入《漢語入門》,例如《聊齋志異》和《今古奇觀》中懲惡揚善的故事,民間文集《笑得好》、《笑得好二集》中的諷刺笑話。周作人也注意到了這些笑話的善書性質:“《笑倒》和《笑府》的態度頗有點相近,都是發牢騷,借了笑話去嘲弄世間;但是到了《笑得好》便很不相同,笑話還是笑話,卻是拿去勸善懲惡,有點像寓言了”。
勸善書或稱善書,是宋明以來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文字不吝警世良言,目的是勸人修善止惡,法戒並陳,是民間教化的重要途徑。由於該題材的作品體現出中國人倡導的向善觀念,與天主教義契合,受到在華基督教會的青睞。他們將這類文字寫入教材,呈現給新進教士,能夠幫助他們快速瞭解中國人的思想狀況,在掌握當地知識的前提下對民眾實施教化。

實際上,早在十二、十三世紀,歐洲基督教會的佈道者已經開始編寫和傳播以教誨為宗旨的儆戒故事,並把富有道德價值的軼事趣聞引進佈道文中。當時的《教士訓誡》便以道德故事和寓言的形式寫成,因為其以某些有關世界和社會秩序的重要觀念為基礎,並且這些觀念與基督教道德相一致。由此,歐洲在中世紀時形成了特有的感化文學,近乎於宋明以來的勸善書。十七世紀上半葉,歐洲教會學校迅速發展,教會在教育改革中突出的措施之一便是把古代著作中的智慧和社會道德納入基督形象和觀念。循此傳統,直隸東南教區編譯和印刷了大量的宗教道德小說,如轉譯自德國宗教兒童文學的《孤兒傳》、《羔羊記》、《孝女傳》,中國信徒韓天民創作的道德小說《金牌夢》、《道真來華》等,均結合了民間傳奇故事以宣揚天主教義。戴遂良編寫的課文亦不出其外。
晚清另一部獲“儒蓮獎”的《中國文化教程》(Cursus Litteratuae Sinicae)之“通俗語言”所參考的文集儘管與《漢語入門》近似(如《聖諭廣訓直解》、《傳家寶集》、《今古奇觀》等),但因之用於上海徐匯公學的拉丁文教學,旨在提升教會學生的語言文學修養。戴遂良則以道德勸戒為策,從這些在華基督教會教材的經典底本中擇選了勸善作品,又加入了道教“三經”、佛家《玉曆寶鈔》和反映民間觀念的古代道德小故事,如車胤、姜泌、匡衡等人借光讀書、清代葛繁日行一善、明代韓永椿掃螺植福、錢塘江汪源刻萬部〈感應篇〉、宋朝曾諒替人贖兒女等,還在一些自編故事中生動講述了收養慣俗、防止小孩夭折方法、勸人戒鴉片等,反映了當時官紳和民眾極為關心的社會和民生問題,為新進教士更加完整地呈現了民間的思想傳統和當時社會的真實情形。流行於民間的通俗白話文學是當時很多基督教會文化教材的參考素材,但規模龐大的《漢語入門》將官方訓誡、民間善書和道德故事集於一體,實屬罕見。
通觀此類出版物,旨在幫助傳教士在佈道活動中契合民眾的道德觀念,有利於表明教會立場,樹立向善形象,以區別於當時民間的秘密宗教和極端組織,獲取當地官民的認可和社會尊敬。於這一角度,我們可以窺見《漢語入門》的宗教性核心,實際上這些勸善故事正是一篇篇佈道文。

伍 佈道書
作為教會用書,《漢語入門》表面上是民俗集、勸善書,實際上卻處處因循天主教義,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第二、三卷為天主教義,出版年代雖晚(1897、1898年),卻被作者編在1894年出版的後三卷之前,且“沒有采取‘喋喋不休’的方言講述,取消了很多地方性表達,行文簡潔”,應是出於對天主的敬意。
(二)教材尤為青睞那些反映來世觀、冥判類等與天主教信仰接近的故事,例如,第五卷的底本《笑得好二集・拔毛》,《笑府》之〈冥王訪名醫〉、〈別字〉,《聊齋志異》之〈任秀〉、〈考城隍〉,《今古奇觀》之〈看財奴刁買冤家主〉、〈滕大尹鬼斷傢俬〉、〈懷私怨狠僕告主〉等。
(三)教材將漢語教學與佈道文巧妙結合在一起,分為以下幾類關於天主或天主教的例句:
1.讚美性例句。如“得天堂(的)永遠福的功勞”(“的”省略),“天主時至善至聖的”(最高階表達),“耶穌,為我們人,受了各樣的苦難”(情感類名詞),“天主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否定句),“奉教的求天主,把天天(兒)用的吃喝,見天(兒)賞給他們”(屬格特徵),“天主賞善罰惡”、“生死在天主,不在人”、“天主不棄絕人”(單字動詞),“人所說的話,所做的事,連心裡所存的多細微的意思,沒有天主所不知道的”(關係代詞“所”)等。
2.教化性例句。如:“寧可死了也不得罪天主”(選擇的表達),“頭到睡覺,先求天主保護”(時間順序),“該把你的心全獻給天主,求天主收著,免得有不好”、“呼天主聖名”、“賴天主的仁慈”(單字動詞),“事奉天主,不許好歹子混,得周道”(方式狀語)等。
3.知識性例句。如:“一年四個大瞻禮”“恭敬天主的那個日子,回回合耶穌教的,都叫禮拜”(時間表達),“一起頭上中國來傳天主教的,就是利瑪竇”(開始的表達),“天主是自有的”(復字形容詞),“天主造天地神人萬物,也不費心,也不費力。說了一句,全都有了”(單字動詞),“摸不著昇天堂,摸著見天主”(助動詞“著”)“世界上一總的人,都是亞當厄娃的後代”(普遍的表達)等。
(四)教材刪去了對天主教的不利文字,例如第四卷在改寫《廣訓直解》時,或因《大清律》各條屬於現世報的思想,與天主教信仰不符,一概未寫入教材,〈黜異端以崇正學〉中“就是那天主教,談天說地,無影無形,也不是正道,只因他們通曉天文、會算曆法,所以朝廷用他造歷,並不重他的教,你們斷不可信他”也被刪去,保留了對道教、佛教、白蓮教、盂蘭教等異教的非議。
(五)教材對敬天之外的民間信仰均持反對態度,認為這是必須對抗打擊的異端迷信,例如“合太陽叫老爺(兒),那是異端” “這外教道理,沒有可信的,沒有可救靈魂的”、“老太太們常上廟裡燒香禱告的,那淨是瞎鬧”、“正月初一陰天,主潦;打春的這一天,若是晴天,就主著好年頭;五月端午下雨,主著出蟲子;六月初一下雨,主旱;九月九,若是晴天就主著冬天冷,若是陰天就主著暖和。這都是些個瞎道道(兒)媽媽論(兒)”等。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教材卻收錄了大量反映敬天觀的話語,例如“天神,就是護人的,那好神”、“暗裡還有天神常幫助,所以事事(兒)沒有個辦不成”、“善人淨是順著人心做事,所以人也都恭敬他;還常與天心相和,所以天也常常的保佑他”、“因為你有陰德,天賜給你一個兒”、“不論好事歹事打在誰頭上,誰也得算著,只有老天爺看著呢”、“善人每逢到了這幾個日子……合上眼(兒),暗想自己作的事,淨覺著各人有過犯,對不著天神,暗叫一聲:天爺,你饒我罷”等等。晚清時期,天主教仍然禁止中國禮儀,儘管戴遂良不能把這些反映敬天信仰的詞彙直接等同於天主—他把“天主”一律譯為Dieu,而將“天神”譯為les anges、l’esprit du ciel、le chenn du ciel,把“老天爺”音譯為Lao‑t’ien‑ye,“蒼天”“天”一般譯為le ciel等—卻有意在行文中突出“天”“天神”或“老天爺”等字眼,甚至一處將原作的“上帝”改為“上天”,試對比:
上天說我沒罪,封我作這一縣的城隍……我已經奏明瞭上天了。你命裡本當絕戶,上天憐愛你老行善,賜給你一個兒傳流後代……高知縣和你老同心行善,上天也賞賜他那倆兒作大官,報答他的陰功。(《漢語入門》)
上帝察其清廉,憫其無罪,敕封吾為本縣城隍之神……吾已奏聞上帝。君命中本無子嗣,上帝以公行善,賜公一子,昌大其門……鄰縣高公與君同心,願娶孤女,上帝嘉悅,亦賜二子高官厚祿,以酬其德。(《今古奇觀》)

戴遂良在教材中不斷呈現中國百姓對上天的崇敬,把這種敬天觀傳遞給傳教士,意在幫助瞭解這種可資利用的民間思想,以在佈道活動中輔助他們對天主至上信仰的宣講。這種方法由來已久。十七世紀末,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曾在《古今敬天鑑》中,將含有“天”“老天爺”“蒼天”“皇天”等詞彙的民諺、雅語和經文互證,宣揚中國人的敬天傳統,旨在藉助中國人自己的口頭謠諺、傳說故事和迷信崇拜,使之明白天主的存在及聖經的教義,這種方式成為後續來華天主教士的主要適應策略之一。戴神父在《漢語入門》中沿用了同樣策略,將“天學”自然融入樸素的民間話語中,便於中國民眾信服天主早已在他們心間。因此,《漢語入門》在表面上集方言集、風俗志和勸善書於一體,卻在本質上具有濃厚的宗教性。在華耶穌會反覆再版和增訂這套教程,並在其獲獎後刊文祝賀,稱作者完成了“現代漢學最恢弘的著作之一”,“教會同行們應致以熱烈祝賀”。
陸 結語
綜上所述,《漢語入門》的編寫策略多元,兼具教化、佈道和學術三重功能,其內容契合了晚清時期中國民間百姓的話語和觀念,其使用地方土語勸善止惡的方式沿襲了天主教會口頭佈道和德化傳統,其對地方風俗資料的收錄符合了西方漢學的發展趨勢,無形中連結起中國百姓、天主教會與西方學界。
在考察這部教材的成書動機和歷史背景之外,本文嘗試從整體上剖窺晚清教會漢語方言著述的內在價值—此類著述在西方學術界看來是中國民間文化集萃,對中國官民來說是一部方言勸善書,其實質又是一篇篇口頭佈道文。傳教士漢學家把基督話語融入民間流行的善書和通俗讀物中,在化育百姓的同時樹立天主形象;伴隨著這些出版物的西傳,他們又將中國的民間話語傳播到西方世界,將雖存愚昧陋習,但推崇修身改過、行善懲惡、嚮往福壽安樂的中國百姓形象帶給歐洲讀者,因而在幾百年的“中學西傳”過程中,歐洲也不斷利用中國學來反觀自身。以中西民間文化歷史“橋梁”的視角去理解此類方言教材,或許能夠為我們審讀早期華人漢語基督教文獻新增特殊的一筆。
晚清來華教士主動將當地的民間道德觀念和習俗輯錄起來,寫入教會教材,成為在當地宣教佈道的輔助知識,這種策略在傳教活動中普遍獲得成功,而其背後實際上體現出了中國民間與西方基督教在道德觀念和教化途徑方面的可溝通性—倡導向善和敬天。這一相通之處可以說明,在摒棄殖民和霸權主義思想和行為的前提下,中西文化、“聖俗”文化有可能在一些基本的道德觀念基礎上交流對話,求同存異。綜上所述,以《漢語入門》為代表的晚清耶穌會漢語教材,容納了民間文化和天主教會傳統,是中西民間教化方式合璧的有益嘗試,它們在晚清時的多重歷史語境下誕生和發展,成為中西溝通交流的歷史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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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夢雅 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本文原載於《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2022年6月總第三十五期。註釋從略,詳情參見原文)
卢梦雅 等 || 从沙畹《史记》译本看其对早期中国史书编写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