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陈永: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的类型逻辑、现实张力与推进路径
- 2026-11-22 00:12:20

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的类型逻辑、现实张力与推进路径
陈 永 胡希冀

教材建设事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国家高度重视教材建设,持续强化教材工作的政治属性、育人属性和战略属性,推动教材体系与教育强国、数字中国、技能社会建设同向同行。在实践层面,数字教材已成为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随着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专业教学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和虚拟仿真实训资源持续建设,职业院校教材形态正在由纸质文本向多介质、交互式、可更新形态转变。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并不是把纸质教材电子化,也不是把视频、课件、题库和案例简单组合,而是以课程标准和岗位任务为依据,将知识、技能、场景、活动、评价和数据整合的新型教材建设过程。
一、类型逻辑: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的内在依据
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技术应用,而是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在教材领域的集中表达。职业教育面向产业、服务岗位、强调实践、突出能力,其教材建设必须回应产业更新、能力生成、实践转化、学习变革和质量治理等多重要求。只有从这些内在依据出发,数字教材建设才能摆脱资源堆积和技术装饰,真正成为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重要支点。
(一)产业变革要求教材内容从稳定知识走向动态更新
职业教育与产业体系之间存在天然联系。普通教育教材更多承载相对稳定的学科知识,而职业院校教材直接面向职业岗位、技术规范、生产流程和行业标准,其内容更新速度必然受到产业技术变革的影响。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快速发展,职业岗位的知识结构、技能要求和工作方式不断变化。如果教材仍然以较长周期固化知识内容,就容易出现教学内容滞后于企业实践、课堂知识脱节于岗位需求、学生所学技能难以适应真实工作场景等问题。数字教材的优势在于能够保持教材基本框架稳定的同时,实现内容模块的动态更新。它可以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新标准、新设备和企业典型案例及时转化为学习内容,使教材不再是一次性出版物,而成为持续迭代的教学载体。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工业互联网、现代服务业等技术迭代较快的专业领域,数字教材可通过案例库更新、任务包替换、标准链接、数据接口和在线扩展资源等方式,保持教材内容与产业现场之间的同步性。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应以职业教育教与学的需求和规律为基础,以课程标准为内容和结构蓝本,服务于教学情境驱动和多元主体互动生成[1]。因此,数字教材建设的关键是要形成面向产业变化的内容更新机制,使教材成为连接专业教学与产业发展的动态桥梁。
(二)能力培养要求教材结构从章节体系走向任务模块
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学生形成胜任岗位需要的职业能力。职业能力并不是孤立知识点的简单累加,而是在真实或模拟工作任务中,通过知识理解、技能操作、问题解决、规范遵守和职业判断综合生成的行动能力。传统教材以章节为基本结构,往往按照概念、原理、方法、例题、练习等逻辑展开。这种结构有利于知识系统呈现,却不一定适合职业院校学生在具体任务中学习、理解和迁移知识。
数字教材建设应从章节体系转向任务模块。所谓任务模块,不是把章节改名为项目,也不是机械嵌入若干实训任务,而是根据典型工作任务重组教材内容,使知识点、技能点和素养点嵌入工作过程之中。每个模块都应包括任务情境、学习目标、知识准备、操作流程、关键规范、常见问题、训练要求、成果标准和评价方式。学生通过完成任务,理解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合格。这种结构转换体现了职业教育教材的类型特征。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应以学生完成职业行动的过程为主线。例如,在数控加工类课程中,数字教材可以围绕零件图识读、工艺方案制定、程序编制、设备调试、加工操作、质量检测等任务构建模块;在护理类课程中,可以围绕患者评估、操作准备、护理实施、风险处置、沟通记录等任务组织内容。教材不只是知识文本,而是成为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行动指南。能力培养要求数字教材把课程目标具体化为任务,把知识学习嵌入任务,把技能训练置于情境,把评价标准贯穿过程,从而推动职业能力从教材结构中自然生成。
(三)实践教学要求教材形态从静态文本走向情境交互
职业教育的许多教学内容具有明显的操作性、过程性和情境性,仅靠静态文本难以充分呈现。设备结构、工艺流程、维修诊断、安全操作、服务沟通、现场管理等内容,往往需要学生在观察、模拟、操作和反思中逐步掌握。传统纸质教材虽然能够说明概念和步骤,但对于复杂流程、动态变化、隐性经验和高风险场景的呈现能力有限。数字教材正是通过多模态资源和交互技术,弥补静态文本在实践教学中的不足。
数字教材可以将文字、图像、视频、动画、三维模型、虚拟仿真、增强现实、互动测评等要素融合起来,为学生提供更加接近工作现场的学习情境。对于高成本、高风险、难重复、难观察的实训项目,数字教材可以通过虚拟仿真和情境模拟提供安全、可控、可重复的训练环境;对于复杂设备和工艺流程,可以通过三维拆解、流程动画和交互演示帮助学生理解结构关系和操作逻辑;对于服务类、管理类和教育类专业,也可以通过案例情境、角色扮演和过程记录提升学生的问题分析与情境应对能力。智能教材能够通过深度交互技术创设线上线下融合的学习环境,并通过数字设备采集学习活动数据,为学习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学习指导[2]。数字教材的价值不在于把纸质内容搬到屏幕上,而在于把职业情境、实践过程和学习交互引入教材。由此,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应把情境交互作为重要形态追求,使教材从静态文本转向可体验、可操作、可反馈的学习环境。
(四)学习方式变革要求教材功能从教师讲授走向学习生成
数字化环境正在改变学生获取知识、参与学习和表达成果的方式。职业院校学生的学习不应仅停留于听讲、记忆和模仿,而应更多经历任务探究、协作训练、反复实践、作品生成和反思改进。传统教材主要服务教师讲授,教材内容需经教师解释后才能转化为学生习得的知识。数字教材则可支撑学生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和生成性学习,其功能重心需要从教师如何讲转向学生如何学、如何练、如何生成。
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应支持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学习。在课前,学生可以依据教材中的任务导学、微课资源和问题清单完成预习;在课中,学生可以围绕教材中的任务情境开展讨论、操作、展示和互评;在课后,学生可以根据教材中的学习诊断结果进行补充训练、拓展学习和反思总结。数字教材还可以记录学生学习轨迹、任务完成情况、互动参与程度和作品修改过程,为教师实施精准指导提供依据。由此,教材不再只是知识传递媒介,而是承载学生学习活动发生、开展和生成的空间。
学习生成并不是放任学生自由浏览资源,而是在明确目标、任务、支架和评价标准基础上的主动建构。数字教材应通过任务单、学习路径、过程提示、资源推荐、问题反馈、作品档案等方式,为学生提供必要支架。学生在完成职业任务的过程中,不仅应理解教材内容,还应形成作品、方案、报告、操作记录和反思日志。由此,教材从知识容器转变为学习过程的组织者。对于职业院校而言,数字教材建设的深层价值,就在于推动课堂由知识讲授中心转向学习活动中心,由教师控制流程转向师生共同生成,由结果性学习转向过程性成长。
(五)质量治理要求教材管理从静态选用走向全过程评价
教材具有鲜明的公共性、规范性和育人性。数字教材虽然形态更加开放、内容更加灵活、技术更加复杂,但不能因此削弱教材管理的严肃性。相反,数字教材建设越是动态开放,越需要建立更加系统的质量治理机制。传统教材管理主要围绕编写、审核、选用、发行等环节开展,关注文本质量和出版规范。数字教材则涉及内容更新、资源链接、平台运行、数据采集、互动功能、版权归属、技术安全、伦理风险和应用效果等更多问题,单纯依靠静态选用难以保证教材质量。
职业院校数字教材质量治理应从单一环节把关走向全过程评价。在开发阶段,要关注教材是否符合国家教材建设要求、专业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方案,是否体现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导向和职业教育类型特色;在审核阶段,要同时进行政治性、科学性、适用性、技术性和安全性审核;在使用阶段,要关注教师是否真正将教材嵌入教学过程,学生是否有效使用,资源是否持续更新;在评价阶段,要依据学习成效、课堂转化、企业反馈和数据证据判断教材质量;在反馈阶段,要建立版本管理和质量预警机制,对内容陈旧、使用低效、存在风险的数字教材及时调整或停用。全过程评价还要求改变评价指标。数字教材质量不能只看资源数量、页面美观、访问次数和技术功能,更要看其是否促进学生职业能力形成,是否支持教师教学改进,是否服务专业课程改革,是否与行业企业真实需求保持联系。由此,职业院校数字教材管理应由静态的教材选用制度,走向覆盖开发、审核、使用、更新、评价和退出的全过程治理体系。
二、现实张力: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已经具备一定实践基础,但总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现实中,一些数字教材建设热度较高、投入较大、形式较新,却在教材逻辑、主体协同、课堂转化、质量评价和治理规范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这些问题并非单纯技术问题,而是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张力。
(一)内容建设:资源堆积多,教材逻辑弱
当前,部分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首先表现为资源建设。学校和教师往往投入大量精力制作微课、课件、动画、题库、案例、图片、视频和拓展阅读材料,这些资源在数量上较为丰富,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教学条件,但资源丰富并不等于教材成熟。数字教材不是资源仓库,也不是素材集合,而应具有教材所必需的目标结构、内容逻辑、学习路径和评价体系。
资源堆积的突出问题,是内容之间缺少内在关联。部分数字教材把原有纸质教材章节拆分为知识点,再配套若干视频和练习,表面上实现了数字化,实质上仍然是静态教材的电子搬运。还有一些教材追求多媒体呈现,过度增加视频、动画、交互页面数量,但与课程目标、岗位任务和能力培养之间关系不清,导致资源好看却不好用。为此,教材内容组织需要处理好知识逻辑、职业逻辑和学习逻辑之间的关系,不能把新形态教材简单理解为表现形式创新[3]。对职业院校而言,数字教材建设必须先解决“教材为何而建、围绕什么组织、服务什么能力”的问题。只有以课程标准和典型工作任务为主线,把资源嵌入学习模块、活动流程和评价要求之中,数字资源才可能转化为数字教材。
(二)开发主体:学校主导多,企业参与浅
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理应是校企协同的重要领域。职业院校数字教材需要真实岗位任务、企业生产案例、技术标准、工艺流程和行业规范作为支撑,仅靠学校教师单独开发,很难保证教材内容与产业现场同步。在实践中,数字教材开发仍然以学校为主导,企业参与往往停留在提供素材、审阅案例、参与挂名编写等浅层层面,未能深度进入教材目标确定、任务设计、内容更新和评价标准制定过程。企业参与浅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生产任务紧、保密要求高、参与教育收益不够直接,导致企业难以长期投入教材开发;另一方面,学校在教材建设中仍习惯按照课程章节和教师讲授逻辑组织内容,对企业岗位任务的转化能力不足,企业提供的真实案例往往被简化、改写或符号化,难以保留工作现场的复杂性。此外,数字教材开发涉及出版机构、技术公司、平台服务商等主体,如果缺少清晰的权责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多主体参与容易流于形式。
开发主体单一直接影响教材质量。没有企业深度参与,数字教材就难以及时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没有教师深度转化,企业案例又难以进入教学结构;没有出版和技术团队支持,教材呈现与运行质量也难以保障。因此,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不能简单理解为学校信息化项目,而应建立由学校教师、企业专家、课程专家、出版机构和技术团队共同参与的开发共同体。只有让企业从资源提供者转变为任务共建者、标准共定者和质量共评者,数字教材才可能真正体现职业教育的产业属性。
(三)教学应用:平台上线多,课堂转化弱
数字教材建设常常伴随平台建设、资源上线和成果展示。许多学校建立了数字教材平台、课程平台或资源库平台,教材资源可以在线浏览、下载、播放和测试,表面上已经实现了数字化应用。但从课堂教学看,平台上线并不必然带来教学变革。部分教师仍然沿用传统讲授方式,数字教材只是作为课件补充、视频播放或课后作业工具存在,并未真正改变教学活动结构。学生在平台上的学习也容易停留于被动点击、完成任务和应付测试,缺少深度参与和持续生成。课堂转化弱的根本原因是数字教材建设与教学设计脱节。教材开发时没有同步设计课前、课中、课后的学习活动,没有明确教师如何组织任务、学生如何使用资源、评价如何嵌入过程,导致教材上线之后难以自然进入课堂。对于教师而言,如果数字教材不能有效降低教学组织难度,反而增加备课、操作和管理负担,其使用积极性就会下降。对于学生而言,如果数字教材只是资源堆放和任务打卡,也难以激发学习投入。
数字教材的行动逻辑不仅在于内容数字化,更在于通过交互资源、学习工具和数据反馈支持学习方式变革[4]。由此,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必须从建设导向转向应用导向。平台上线只是起点,课堂转化才是关键。数字教材应当嵌入项目教学、任务驱动教学、混合式教学和理实一体化教学之中,成为教师组织教学活动、学生完成实践任务、师生开展评价反馈的共同工具。只有当数字教材改变了课堂中的任务、互动、训练和评价方式,平台建设才能真正转化为教学质量提升。
(四)质量标准:技术指标多,育人评价弱
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容易受到技术逻辑影响。实践中,学校和开发团队常以资源数量、视频时长、页面设计、交互功能、点击率、访问量、题库规模、平台稳定性等指标评价数字教材建设成效。这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数字教材的技术条件和使用基础,但如果过度依赖技术指标,就可能忽视教材的根本属性。教材首先是育人载体,其质量最终要体现在学生发展、职业能力形成和价值引导效果上。育人评价弱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评价不够深入。专业数字教材往往重技能、重操作、重技术呈现,对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职业伦理、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的融入不足。第二,能力形成评价不够充分。数字教材是否帮助学生形成岗位胜任能力,是否提高问题解决能力,是否促进知识迁移和实践反思,常常缺乏有效证据。第三,使用质量评价不够系统。教师怎么用、学生怎么学、企业如何评价、课程目标是否达成,往往没有进入数字教材评价核心。
数字教材质量标准应实现从技术可用到有效育人的转换。技术指标解决的是教材能否运行、是否便捷、呈现是否丰富;育人指标解决的是教材是否符合职业教育培养目标、是否体现类型特色、是否促进学生成长。为此,应把德技并修、能力生成、实践转化、学习投入、过程证据和改进效果纳入数字教材质量标准体系。
(五)治理机制:建设更新快,审核监管难
数字教材具有快速更新、在线运行、资源链接和多主体参与等特点,这既是优势,也带来治理难题。纸质教材一经出版,内容相对稳定,审核和选用边界较为清晰;数字教材则可能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更新文本、图片、视频、案例、链接和交互任务,甚至引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和平台推荐机制。内容更新越灵活,审核监管的准度就越高。如何在动态更新与规范管理之间保持平衡,是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必须面对的问题。
审核监管难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内容边界不清。数字教材往往包含主教材、扩展资源、外部链接、企业案例、学生作品和平台推荐内容,哪些属于教材内容,哪些属于辅助资源,哪些需要严格审核,哪些可以动态更新,实践中界定并不清晰。其次,责任边界不清。学校、教师、企业、出版社、平台公司和技术服务商共同参与建设,一旦出现内容错误、版权争议、数据泄露或价值导向问题,责任划分容易模糊。再次,版本管理不清。数字教材频繁更新后,教师使用版本、学生学习版本、审核备案版本可能不一致,影响教材管理的严肃性。此外,数字教材还涉及数据安全、学生隐私、算法推荐、知识产权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使用等新问题。如果缺少制度约束,数字教材可能出现内容失范、数据滥用、版权不清和技术依赖等风险。职业院校数字教材治理必须从单本教材管理走向教材生态治理,建立开发备案、内容审核、版本控制、数据安全、使用监测、质量评价和责任追溯机制,使数字教材既能保持更新活力,又能守住教材建设底线。
三、建设机制: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的运行模型
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需要从分散化资源开发走向系统化机制建构。结合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可以构建“岗位任务—课程模块—数字资源—学习活动—数据评价”五位一体运行模型。该模型以岗位任务确定教材内容来源,以课程模块重组教材结构,以数字资源丰富呈现形态,以学习活动推动课堂转化,以数据评价促进持续优化,形成从产业现场到学习现场再到质量改进的闭环机制。
(一)以岗位任务为起点,确定教材内容来源
不同于普通学科教材主要依据学科知识体系展开,职业教育教材必须从职业岗位、工作过程和能力要求中寻找内容来源。岗位任务是产业需求进入教材的基本通道,也是教材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逻辑起点。如果缺少岗位任务分析,数字教材就容易回到传统知识章节,难以支撑学生职业能力形成。以岗位任务为起点,并不是把企业操作流程简单搬进教材,而是要对真实工作任务进行教育转化。开发团队需要通过企业调研、岗位访谈、工作过程观察、职业标准分析和典型案例收集,明确某一课程所对应的职业活动、工作对象、操作流程、质量标准、工具设备和能力要求。在此基础上,筛选具有教学价值的典型工作任务,将其转化为适合学生学习的教材任务。任务既要保持职业真实性,又要符合学生认知基础和教学规律。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强调,职业教育课程应沟通职业场与教育场,围绕职业行动过程组织学习内容[5]。数字教材建设可以遵循这一思路,把岗位任务作为教材内容组织的入口。例如,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数字教材可以从故障诊断任务出发,整合车辆结构知识、检测设备使用、故障码分析、维修方案制定和质量检验;电子商务专业数字教材可以围绕店铺运营、商品发布、客户沟通、数据分析和营销优化组织内容。由此,教材内容不再是抽象知识排列,而是来自工作现场、指向职业行动、服务能力生成的任务体系。
(二)以课程模块为骨架,重组教材内容结构
岗位任务确定了教材内容来源,但要进入教学过程,还需要通过课程模块进行结构化重组。课程模块是数字教材的基本骨架,承担着连接课程目标、岗位任务、学习资源和评价标准的功能。没有模块化结构,数字教材就容易陷入资源碎片化;没有任务导向的模块设计,数字教材又会退回传统章节体系。因此,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必须以课程模块为骨架,形成清晰、稳定、可更新的教材结构。
课程模块设计应遵循“目标—任务—知识—训练—评价”的逻辑。每个模块先明确学习目标和能力要求,然后设置典型任务或项目情境,再配置必要的知识说明、操作示范、案例资源、训练任务和评价标准。模块内部既要有学习顺序,又要有资源支架;既要体现知识系统,又要服务任务完成;既要方便教师组织教学,也要方便学生自主学习。数字教材模块还可以根据不同学生基础设置基础学习、拓展学习和挑战任务,满足差异化学习需要。数字教材的关键不只是呈现方式的变化,而在于以职业能力清单和学习任务重构教材内容框架[6]。数字教材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模块化、颗粒化和可组合特征。模块化解决教学单元的完整性,颗粒化解决资源调用的灵活性,可组合解决不同教学场景下的适配性。职业院校可以围绕专业核心课程,构建由若干任务模块组成的数字教材体系,使教材既能服务一门课程,也能与专业群课程、证书培训、技能竞赛和企业培训相衔接。由此,数字教材从一本教材转向一个可持续更新、可灵活组合的课程内容系统。
(三)以数字资源为支撑,丰富教材表现形态
数字资源是数字教材区别于传统纸质教材的重要支撑,但数字资源必须服务教材目标和学习过程。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中的数字资源不应是简单附加物,而应根据不同知识类型、技能要求和学习场景进行精准配置。概念性内容可以采用图示、微课、知识图谱和案例说明;流程性内容可以采用动画、视频和交互演示;操作性内容可以采用虚拟仿真、三维模型和实操录像;评价性内容可以采用在线测验、作品提交、过程记录和智能反馈。
数字资源建设要遵循三方面原则。第一,资源要有教学指向。每一个视频、动画、案例或练习都应对应具体学习目标,避免为了丰富形式而堆砌资源。第二,资源要有职业情境。职业院校数字教材中的资源应尽可能来自真实企业、真实岗位和真实任务,体现设备、工具、标准和场景的真实性。第三,资源要有交互功能。数字教材不能停留于观看资源,而要引导学生完成选择、判断、操作、记录、提交和反思,使资源成为学习活动的一部分。数字教材可以通过交互技术、数据采集和学习指导创新教学模式[7]。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应将这一思路转化为面向实践教学的资源设计。例如,机械类课程可通过三维拆装模型帮助学生理解设备结构;化工类课程可通过虚拟仿真降低危险操作风险;旅游服务类课程可通过情境视频训练服务沟通;学前教育类课程可通过儿童行为观察案例培养分析能力。数字资源的价值在于让难以看见的过程可视化、难以重复的训练可再现、难以及时反馈的学习可诊断。由此,数字资源应成为职业能力形成的支撑系统,而不是教材外部的装饰系统。
(四)以学习活动为中心,推动教材进入课堂
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必须坚持以学习活动为中心,把教材资源转化为教学活动、学习任务和评价过程。教师需围绕数字教材设计课前预习、课中训练、课后拓展和综合评价,使数字教材从平台资源转化为课堂生产力。
以学习活动为中心。首先,设计清晰的任务链。每个模块应围绕典型任务设置导入问题、学习准备、操作训练、协作探究、成果展示和反思改进等环节。其次,设计适当的学习支架。学生在数字教材中不仅能看到资源,还能获得步骤提示、标准说明、常见错误提醒和评价量规。再次,设计多元互动。数字教材应支持师生互动、生生协作、人机反馈和校企交流,使学习过程不再是单向接收。最后,设计学习成果。学生应通过数字教材生成方案、作品、报告、操作记录、学习档案等成果,留下可评价、可改进的证据。
职业院校课堂具有理实一体、任务驱动和实践生成的特点,数字教材应主动适配这些课堂形态。在理实一体课堂中,教师可以用数字教材导入任务、演示流程、组织训练和即时反馈;在项目化教学中,数字教材可以提供任务书、资源包、评价表和作品提交通道;在实习实训中,数字教材可以成为操作指南、风险提醒和过程记录工具。由此,数字教材建设必须与课堂教学改革同步推进,避免出现教材建设与教学应用“两张皮”。
(五)以数据评价为闭环,促进教材持续优化
数字教材区别于传统教材的重要优势,在于能够记录学习过程并形成数据反馈。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把数据评价作为持续优化的重要闭环。这里的数据评价不是单纯统计点击率、访问量和在线时长,而是通过学习过程数据、任务完成数据、测评结果数据、作品质量数据和教师反馈数据,判断教材是否有效支持学生学习和能力形成。
首先,数据评价应服务学生学习诊断。数字教材可以记录学生在哪些知识点停留时间较长、哪些任务完成困难、哪些练习错误集中、哪些资源反复观看,从而帮助教师发现学习障碍。其次,数据评价应服务教师教学改进。教师可以根据数据调整讲授重点、训练节奏、分组方式和辅导策略。再次,数据评价应服务教材内容优化。开发团队可以根据资源使用频率、学生反馈、学习结果和企业评价,及时更新案例、调整任务难度、优化资源呈现和完善评价标准。最后,数据评价应服务专业质量治理。数字教材积累的数据可以为课程诊改、专业评估和人才培养质量分析提供证据。以数据评价为闭环,也要防止数据主义倾向。因此,数字教材评价应把数据证据与教师观察、学生作品、企业评价、实训表现和反思记录结合起来,形成综合判断。只有建立“使用—反馈—诊断—更新—再使用”的循环机制,数字教材才能从一次性建设成果转变为持续生长的教学系统。
四、推进路径: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的实践策略
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建设既需要理念更新,也需要制度支撑和实践路径。推进数字教材建设,不能仅靠个别教师自发探索,也不能简单依赖平台公司技术供给,而应形成学校统筹、企业参与、教师主导、技术支持、制度保障的系统机制。具体而言,应从开发共同体、内容标准、资源贯通、教师能力和治理机制等方面协同推进。
(一)建立校企协同的数字教材开发共同体
数字教材建设是一项跨专业、跨行业、跨技术的系统工程。职业院校应改变单一教师或单一学校开发教材的方式,建立校企协同的数字教材开发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应包括专业教师、企业技术专家、课程专家、教材编辑、数字技术人员、教学管理人员和学生代表等。专业教师把握课程目标和教学规律,企业专家提供真实任务和技术标准,课程专家负责结构设计和学习逻辑,出版机构保障教材规范,技术团队负责数字呈现和平台运行,学生反馈使用体验。在需求分析阶段,企业参与岗位任务分析和能力标准确定;在内容开发阶段,企业提供生产案例、工艺流程、操作规范和真实问题;在资源建设阶段,校企共同完成现场拍摄、案例转化、虚拟仿真和任务设计;在应用评价阶段,企业参与学生作品评价和教材适用性反馈。由此,教材才能保持职业真实性和教学适切性的统一。
新形态教材开发需要重视多元主体参与、内容重构和形态创新[8]。数字教材建设更应强化共同体机制,学校可以依托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专业群建设平台和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立长期稳定的教材开发组织。对于区域重点产业和紧缺专业,可以由龙头院校联合行业企业共同开发共享型数字教材,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二)构建面向工作过程的数字教材内容标准
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内容标准应不同于普通学科教材标准,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平台资源建设标准,而应体现职业教育工作过程导向和能力培养要求。其核心是回答教材内容应从哪里来、如何组织、达到什么质量、怎样更新和如何评价。
面向工作过程的教材内容标准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岗位适配标准。教材内容应对应专业面向的典型岗位、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明确任务来源和能力要求。第二,课程衔接标准。教材应依据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和人才培养方案,处理好专业基础、专业核心和拓展能力之间的关系。第三,任务组织标准。教材模块应以真实或模拟工作任务为载体,体现任务情境、操作流程、知识支撑、技能训练和成果评价。第四,资源配置标准。数字资源应与学习目标匹配,避免与教材内容脱节。第五,动态更新标准。教材应建立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新案例进入教材的周期和程序。
构建教材内容标准还要注意价值导向。职业院校数字教材不仅传授技术技能,也承担立德树人和德技并修任务。因此,教材内容标准应把劳动教育、工匠精神、职业伦理、安全规范、质量意识和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教材要求。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入教材开发的背景下,更要明确内容来源、审核程序和引用规范,防止错误知识、价值偏差和版权风险进入教材。
(三)推动数字教材与专业教学资源库贯通建设
近年来,职业院校已经积累了大量专业教学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虚拟仿真实训资源、校本课程资源和技能培训资源。这些资源为数字教材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在现实中,资源库与数字教材之间常常处于分离状态:资源库重在资源储备和共享,数字教材重在课程学习和教学组织。二者分离的状态造成重复建设、资源闲置和应用低效。因此,应推动数字教材与专业教学资源库贯通建设。
首先,要实现结构贯通。专业教学资源库中的课程体系、知识点、技能点、岗位任务和资源素材,应能够转化为数字教材的模块结构和学习路径。其次,要实现资源贯通。资源库中的视频、动画、案例、虚拟仿真、题库和标准文件,应经过教学化重组后嵌入数字教材,而不是简单链接。再次,要实现应用贯通。数字教材在课堂中的使用数据、学生学习记录和教师反馈,可以反向进入资源库,成为资源更新和课程优化的依据。最后,要实现平台贯通。数字教材平台、资源库平台和学校教学管理平台之间应加强数据衔接、身份认证和资源调用协同。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存在资源建设、应用推广和持续更新等方面问题,需要通过质量提升和机制完善推动资源库有效应用[9]。数字教材建设可以成为资源库深化应用的重要方向。资源库提供资源底座,数字教材提供教学组织逻辑;资源库解决资源共享,数字教材解决课程学习;资源库强调开放服务,数字教材强调教材规范。
(四)提升教师数字教材开发与应用能力
教师是数字教材建设和应用的关键主体。职业院校教师不仅要会使用数字平台和数字资源,更要具备数字教材开发、教学设计、学习活动组织、数据分析和持续改进能力。数字教材建设对教师提出的是复合能力要求,而不是简单的信息技术操作要求。教师数字教材能力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岗位任务转化能力。教师要能够理解企业工作过程,把岗位任务转化为教学任务。二是模块化设计能力。教师要能够围绕课程目标设计学习模块、任务链和评价标准。三是数字资源开发能力。教师要能够选择或制作适合教学需要的视频、案例、动画、仿真和交互资源。四是混合式教学组织能力。教师要能够基于数字教材设计课前、课中、课后学习活动。五是学习数据分析能力。教师要能够利用学习数据发现问题、调整教学和优化教材。
教师数字素养提升与高职教育数字化转型密切相关,需要从数字意识、数字技能、教学应用和发展支持等方面系统推进。因此,职业院校应将数字教材能力纳入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可以通过专题培训、教材开发工作坊、校企联合研修、优秀案例观摩、项目化实践和教学竞赛等方式提升教师能力。同时,要在职称评审、教学成果认定、绩效奖励和工作量核算中合理体现数字教材建设贡献,避免教师因投入大、收益低而缺乏持续动力。
(五)完善数字教材审核、选用、更新和评价机制
数字教材既有教材属性,又有数字产品属性;既涉及教学质量,又涉及意识形态、数据安全、知识产权和技术伦理。因此,必须建立覆盖审核、选用、更新和评价的制度机制,使数字教材建设有章可循、有责可问、有据可评。
在审核机制上,应坚持凡编必审、凡用必审。审核内容不仅应包括政治方向、价值导向、科学性和适用性,也应包括资源来源、版权授权、技术安全、数据合规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使用情况。对于动态更新内容,应建立分级审核制度,区分主体内容更新、案例更新、资源链接更新和练习题更新,明确不同更新类型的审核程序。在选用机制上,应建立学校教材工作领导机构统筹、院系专业组织论证、教师团队试用反馈、学生学习体验评价相结合的程序,防止数字教材选用随意化和平台依赖化。在更新机制上,应明确教材版本管理、更新周期和退出条件。职业院校数字教材要及时吸收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标准,但不能无序频繁变动,影响教学稳定。可以建立年度小更新、周期性大修订和重大变化即时更新相结合的制度。在评价机制上,应从教材本体质量、教学应用质量、学习成效质量和治理安全质量四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既用于教材改进,也用于教材选用、建设立项和资源投入决策。此外,数字教材治理还应重视风险防控。要防止重建设轻监管、重应用轻安全、重技术轻育人。对外部链接、平台推荐、学生数据采集、企业案例使用和AI生成内容,应建立明确的边界和责任机制。
来源:《职业技术教育》2026年第29期
编辑:李杰
责任编辑:王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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