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数字教材建设新趋势——进入“为用而建”的深水区
- 2026-11-22 00:24:18
2026年,数字教材建设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转向。
“十四五”期间,数字教材在国规教材中的占比从首批的1%跃升至第二批的5.7%,数量从76种增至167种,增幅119.7%;“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批7本数字教材出版,标志着数字教材开发“由个人行为上升为国家意志”;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十四五”期间累计开发57种数字教材。从“建了多少”的维度看,成绩是显著的。-1
但同一时间,另一组事实构成了鲜明对照:调研显示,部分地区和职业院校的数字教材“开通率较高,但常态化教学应用频率偏低” ;教师使用数字教材的行为“高度集中在多媒体内容展示、电子板书呈现、作业在线提交等浅层次功能上”,学生“以被动观看与跟读为主,缺乏主动探究、合作交流和批判性思维训练”。数字教材分布在不同平台,数据不互通、格式不兼容,“教师和学生使用不同数字教材需要在多个平台间切换”。一项基于东中西部7省11353名学生的调查则揭示了一个更微妙的规律:数字教育产品的使用时长与自主学习能力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用得太少无效,用得过度反而抑制。-1
这两组事实放在一起,指向同一个判断:2026年数字教材的真正分水岭,已经不是“建不建”,而是“为谁而建、为什么而建、建成之后是否真正改变了学习”。 数字教材建设正在进入一个以“用”为尺度重新检验一切的深水区。
一、使用端的“浅层化”:一个被“建成率”遮蔽的结构性困境
数字教材“建成”与“用起来”之间的落差,首先表现为使用行为的“浅层化”。
职教之声的调研将这一困境描述得非常具体:有图片、视频、动画等嵌入的数字教材占比虽高,但“实际在课堂教学中被有效调用的比例较低”;教师将数字教材的功能窄化为“展示”和“提交”,学生在教材中的行为以“观看”和“跟读”为主。这意味着,数字教材虽然进入了课堂,但它的教学功能并没有真正进入“教与学”的核心环节——它被当作一个更花哨的“展示工具”,而不是一个能够触发主动学习、协作探究和批判性思维的教学系统。-1
更值得警惕的是学生端的体验数据。电子科技大学一项针对643名师生的调查发现,学生层面的困境集中在“使用习惯难转化、视觉疲劳(58%非常同意)与注意力分散(54%非常同意)”,结果是“浅层浏览多”。这与“倒U型”关系的发现相互印证:数字教材如果只是增加了“屏幕时间”而没有改变学习任务的性质,它不仅不能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反而可能消耗它。
“浅层化”的根源不在教师的态度,也不在学生的能力,而在于数字教材的设计逻辑本身仍然以“内容呈现”为中心,而不是以“学习行为的发生”为中心。一本数字教材如果只是把纸质教材的线性内容转化为多媒体的线性内容,学生的学习方式就不会发生实质变化——教师仍然在“讲”,学生仍然在“看”,只是“看”的对象从纸面变成了屏幕。
二、平台割裂与标准补位:“为用而建”的基础设施难题
“浅层化”的另一个结构性成因,是平台生态的割裂。
调研明确指出,数字教材“分布在不同平台,其中出版单位自有平台占比最高”,不同平台“技术架构、内容标准、数据接口不一”,直接后果是“数据不互通、格式不兼容”,师生需要在多个平台间切换,“增加了使用门槛”。当教师为了使用三本不同的数字教材而需要登录三个平台、适应三套操作逻辑时,数字教材的“可用性”就已经被平台壁垒消耗殆尽。学生端同样如此:学习行为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无法形成完整的学习画像,个性化推荐和精准干预也就失去了数据基础。-1
标准体系正在回应这一问题。2024年发布的 T/CADPA 58-2024《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出版平台接口技术要求》 已经确立了出版平台接口的设计要求,2026年4月发布的 T/CADPA 65-2026《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出版平台基本功能要求》 则进一步要求平台“按照T/CADPA 58的要求提供相关接口服务”,并明确“多端适配”需支持“手机、平板电脑、计算机等多终端设备的同步学习和互联互通”。标准的方向是清晰的:从“各建各的平台”转向“在统一接口和功能规范下实现互通” 。但标准的落地需要时间,而当前大量数字教材已经在割裂的平台上运行。对于建设者而言,一个前置性决策变得至关重要:选择平台时,是否将“接口合规性”和“数据可迁移性”作为硬指标,而不是事后补救。
三、政策与采购的转向:“用”正在从倡导变为门槛
2026年的政策信号表明,“用”正在被嵌入数字教材建设的制度框架,而不再仅仅是一个事后呼吁。
2026年4月,“十五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研讨会在京召开,明确提出“十五五”教材建设要“提升操作性,优化推荐遴选流程,设计引入人工智能技术,确保优质教材脱颖而出”。更具方向性的表述来自同期行业研讨会:在“十五五”教材建设的语境下,“应用为王” 被明确提出,要求“加强在线课程与数字教材的战略性合作,实现二者互联互通,提升学生使用便捷性”。“互联互通”和“使用便捷性”成为政策话语中的关键词,意味着数字教材的评价尺度正在从“内容是否丰富”向“是否真正降低了使用门槛、是否真正嵌入了教学流程”迁移。-10-14
“双高计划”的采购数据则从预算端印证了这一转向。2026年,数字教材已经进入双高建设的硬预算: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第二期“双高计划”教材资源开发项目中,《数据库技术应用》数字教材建设单包预算25.5万元;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双高计划”数字教材建设项目预算58万元,采购内容明确包括“调研访谈与跟岗挖掘、能力分析与标准建设、教材内容开发、数字资源建设、数字资源适配性开发与部署测试”,其实施周期仅为合同签订后60日历天;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钻井技术双高专业群数字教材项目中标金额278.5万元;北京经管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数字化教材资源建设与出版项目预算167.12万元,涵盖“活页式”和“数字教材”的数字资源开发服务。这些采购需求的共同特征是:它们不再只是“买一个平台”或“做一批资源”,而是要求供应商交付从跟岗挖掘到部署测试的完整“用”的链条。-18-19
四、从“资源集成”到“知识资产”:大学社的路径转向
在平台割裂和使用浅层化的双重压力下,部分大学出版社正在尝试一条不同的路径:不是把数字教材做成“资源的容器”,而是把它做成可被教学系统和人工智能调用的“知识资产”。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华中云教材平台”提供了一个值得分析的样本。该平台自2024年推出,已上架140余种数字教材,近百所院校达成共建合作;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1000余名师生在2026年秋季学期继续使用其《AutoCAD 2024项目化教程》数字教材开展日常教学。更关键的变化发生在平台的建设重心上。据该社总编辑余庆介绍,平台“建设重点由数字资源集成进一步转向教材知识组织、课程数据建设与智能教学服务”。-36
具体而言,平台不再仅按篇、章、节组织教材,而是“细化到具体知识点,梳理知识点之间的先后关系、关联关系和支撑关系”,将图片、视频、案例、习题、交互程序“挂接到相应知识点之下”,使教材“由线性的篇章结构转化为具有内在关联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平台为每本重点教材建设“课程数据集”——“不是对教材PDF文件进行简单拆分,而是对教材正文、知识点、案例、习题、图片、视频、交互资源和拓展资料等,进行结构化加工、关联组织和质量审核,形成可供知识库、知识图谱和人工智能应用调用的专业数据底座”。-36
这一转向的深层逻辑,是对“用”的重新定义:数字教材的“用”,不再只是“让学生看到更多内容”,而是“让教材的结构化知识成为教学决策和智能服务的基础” 。当通用人工智能面对专业教材中的概念、公式和操作规范时可能出现“回答范围不清、依据不明”,出版社审校过的课程数据集就成为AI可信的知识来源。这意味着,数字教材的价值正在从“前端呈现”转向“后端支撑”——它不再只是一个学生打开阅读的产品,而是一个支撑教师教学设计、AI辅导和学习分析的基础设施。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余庆的判断是:“出版社不仅负责出版教材,还要对教材内容进行结构化、数据化和知识化加工,将经过作者、编辑和学科专家审核的权威内容,转化为可以被人工智能准确调用、持续更新和反复使用的课程数据资产”。-36
五、“为用而建”的检验标准:三个需要被回答的问题
“为用而建”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转化为建设前可以被追问、建设后可以被检验的具体标准。
第一,建设前是否明确了“要改变哪一种具体的学习行为”? “提升教学质量”无法验证。可验证的目标应当是行为层面的:学生是否会在没有教师指令的情况下主动打开教材进行学习?学生在遇到困难时是否会通过教材的交互功能寻求解决,而不是等待课堂讲解?如果建设方案中写不出一个具体的行为变化目标,那么“用”就失去了方向。
第二,教材与课程的关系是“嵌入”还是“附加”? 如果数字教材是课程之外的“额外资源”,它的使用率注定有限。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采购需求将“跟岗挖掘”和“能力分析”置于“教材内容开发”之前,说明“用”的逻辑应当从岗位能力出发,而不是从已有内容出发。“课材融通”正在成为“十五五”教材建设的明确导向,教材必须嵌入课程运行,而不是漂浮在课程之上。-14-19
第三,使用数据是否被纳入迭代机制? 如果一本数字教材上线后没有行为数据回传、没有基于数据的修订决策,“动态更新”就只是技术可能性。职教之声的调研建议“建立‘使用—反馈—优化’迭代机制”,“让一线教师成为优化数字教材的重要参与者和共创者”。这意味着,“用”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循环的起点——使用产生数据,数据驱动修订,修订改善使用。没有这个循环,数字教材就只是一次性的交付物,而不是持续生长的教学资产。-1
结语
2026年数字教材建设的核心矛盾,不是“建得不够多”,而是“建了之后是否真正被用、被用好、被用出效果”。数量增长的数据证明“基建”阶段已经取得了实质进展,但使用浅层化、平台割裂、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倒U型”风险,以及采购端从“买资源”向“买用的链条”的转向,共同指向一个判断:数字教材正在从“建设竞赛”进入“使用检验”的阶段。
“为用而建”的深水区,意味着评价数字教材的标准不再是“它有什么”,而是“它改变了什么”。如果一本数字教材建成后,学生的学习行为没有变化、教师的教学决策没有变化、教材在课程系统中的位置没有变化——那么无论它的资源多么丰富、技术多么先进,它在教育意义上仍然是“闲置”的,即使它每天都有点击量。深水区的真正挑战,不是技术能力,而是建设者是否愿意在动笔之前,先回答那个最朴素也最困难的问题:我们建这本数字教材,究竟是为了让它“存在”,还是为了让某种学习改变“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