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后期美洲作物还未推广开来。
美洲粮食作物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多样性的国家中的传播，需要的过程比先前一些学者所想象的要慢得多。
（1）花生
花生在16世纪初已传入中国，但花生广泛传播到长江下游地区和东南沿海省份的沙地，却花了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时间，在1700年之前，在东南地区花生还不是很普遍廉价的食物，而是被当作一种美食。
而在中国北方，花生直到18世纪后期还比较少见。
（2）番薯
番薯的最初记载见于16世纪60、70年代，17世纪前期东南沿海一些地方改种了番薯。
18世纪，番薯逐渐传播到长江流域内地各省，其中四川成为主要产地。
到1800年前后，无论东南还是北方，番薯都已经成了穷人的主食。
（3）玉米
玉米在16世纪中叶之前传入中国，在云南首先取得成功，后逐渐由云南传入贵州和四川，在18世纪前期和19世纪后期，西南很多山区都以玉米为主要粮食作物。
在闽浙沿海地区，玉米出现虽早，但一直不受重视，18世纪当长江流域低地人满为患时，移入长江内地省份的移民发现玉米是利用丘陵和山地的关键作物。
在华北，直到19世纪相当晚时，玉米仍未广泛种植。
晚清是玉米的地位巩固期和进一步扩展期，在南方从一般粮食作物上升到主要粮食作物，在北方玉米进一步扩展，在华北平原、西北地区、东北平原也开始大放异彩，并赶超南方。
（4）马铃薯
马铃薯至18世纪才由福建慢慢传到长江流域内地若干有限的地点。
在19世纪前半期，在一些高山区，特别是四川盆地边缘和汉水流域，马铃薯成为重要作物。
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前期，马铃薯在黄土高原、甘肃、内蒙和东北普遍种植。
不过其主要作为菜粮兼用作物，在影响上无法与甘薯、玉米相比。
（5）明后期中国粮食生产结构
宋应星于1637年称“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十七而麦黍稷居十三”。宋应星未提美洲作物，但正因为其未提，反映出在讨论主要粮食作物时，美洲作物还未进入视野。
现代学者李昕升等认为“明代处于美洲作物的局部引种时期，除了个别省份的个别作物有所推广，基本处在萌芽阶段，除了闽、粤之番薯推广有可圈可点之处，意义不甚明显，直到清中期美洲作物才可以称之为蓬勃兴盛”。
2、清代及民国番薯、玉米的种植情况
李昕升等估计：
就全国而言，即使作较高估计，清代大部分时间玉米、番薯无论在作物总面积还是粮食总产量的比重都不高，玉米在3%下游荡，番薯在1%下徘徊，当然在局部地区，玉米、番薯可能发挥了仅次于稻、麦的价值。
民国初年，玉米占粮食总产量的5%，占作物面积4%；番薯占总产量的2%，占作物面积的1%。
3、美洲作物引入的影响
至19世纪中期，玉米、番薯的引入使全国亩产提高了1%，即2.562斤。
1931—1934 年玉米、番薯在民食消费中所占比例分别为8%和1－2%。合计不到10%；1938年人均年消费玉米47.5市斤，占消费食粮总量的9.6%，番薯作较高估计3%，合计也不过12.6%。
在清代峰值人口时期，如果玉米、番薯只使得亩产增加 1% ，也就无法支撑美洲作物造就了清代人口的异常增长的传统论点。且清代人口仍然主要集中在平原地区，而平原地区依然靠传统粮食作物养活，美洲作物主要促进的是人口基数较低的山区人口的增长。
传统说法可能倒置了因果。事实上清中期美洲作物的推广不是刺激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相反它是积极应对人口压力的措施。清代农业达到传统农业的最高峰和养活众多的人口归根结底还是双季稻等精耕细作提高了复种指数。而美洲作物反作用于人口的进一步增长，这个联系主要发生19世纪之后。
也就是说，生齿日繁在先，作物应对在后，并进一步成为人口压力的缓冲剂。
当然，也不能过于低估美洲作物的影响，番薯玉米可种植于边际土地、产量稳定、生长周期短，可最大限度地降低灾荒的的消极影响。
（让笔者有些惊讶的是，在万恶的传统社会，番薯玉米消费占比竟然这么低，远低于光明的新时代。应反思，前工业化时代普遍贫困究竟是事实还是某段历史影响下产生的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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