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豪放置于前，婉约置于后，不知出于何种考虑。
实际上婉约派才是词之“正”，豪放派是词之“变”。宋词的正宗家数依然是吟风弄月、儿女情怀，抒情性与音乐性要比诗歌考究得多。直到苏轼进入词的创作领域，才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不管如何看待这种“变”，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变”置于“正”之前吧。
而苏轼能为词”变“，不是因为其重视词，反而是因为传统的包括宋朝代在内的历代文人，绝大多数都是以诗为主要创作，词的数量偏少，也不是最费心力的范畴。既然如此，苏轼便不太理会词的形式要求，把他豪迈不羁的性格放进词里面，大开大阖，反倒对词这个文类有了突破，化妩媚为阳刚，词的层次就不再那么只限于儿女情长了。
况且苏轼的“变”也并非毫无问题。苏轼“以诗为词”，使得其词在词调固定的格式中仍然有其节奏感，但音乐性已经不是很强了。陈师道《后山诗话》说东坡“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称东坡词为“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有故事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