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法官培训教材·学习笔记|民商4|17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则
- 2026-11-21 09:12:56
全国法官培训统编教材(2025)·学习笔记
第120条确立"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承担侵权责任",第1164条进一步用"民事权益"统摄本编的保护范围,把"权利"扩张为"权益"。这一改动牵动整个侵权责任编的构造:侵权责任在体系中处于何种定位、债权与身份权这类"非典型"对象能否进入保护、侵害监护权如何填补损害、多数人侵权的责任形态如何落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120 条规定:"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 1164 条进一步规定:"本编调整因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民事关系。"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采取的列举式调整对象不同,《民法典》用"民事权益"一词统摄侵权责任的保护范围,把"权利"扩张为"权益"。这一改动牵动整个侵权责任编的规范构造:侵权责任在《民法典》体系中处于何种定位、债权与身份权这类"非典型"对象能否进入侵权保护、侵害监护权如何填补损害、多数人侵权的责任形态又如何落地。以下沿"一般规则"的线索逐一梳理。
一侵权责任编的定位:从"列举式"到"概括式"
侵权责任独立成编是《民法典》的一大特色。域外民法典通常把侵权行为规定在债编,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则将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共同规定在"民事责任"一章。《民法典》未设债编,但侵权责任编与合同编共同构成二元债法体系。《民法典》第 118 条对债权作了定义,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这一规定明确了侵权责任在《民法典》中的债权定位:侵权责任从《民法通则》的"民事责任"体系,回归到权利保护的请求权体系。
由此产生一个体系衔接问题:没有统一的债编,非合同之债适用什么规则?《民法典》第 468 条规定,非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合同编第一分编通则的有关规定。据此,合同编通则实际承担了债法总则的功能,按份、连带之债及其内部追偿规则,同样适用于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的适用还须与总则编协同。第 179 条规定的十一种责任承担方式中,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登记物权人请求返还财产,属于物权请求权或人格权请求权性质,不适用诉讼时效;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受总则编诉讼时效约束。《民法典》第 995 条规定的人格权请求权,同样不适用诉讼时效。这一"请求权二分"体例,是实务中判断"能否主张时效抗辩"的关键。在调整对象上,第 1164 条的概括式与第 1165 条的一般条款,构成侵权责任编的"总—分"结构:第 1165 条同时容纳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是最常被援引的请求权基础。
配套司法解释的清理与制定,为这一概括式框架补上了可操作的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在 2020 年集中清理时废止侵权领域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 6 部、修改 11 部,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民法典》实施后两次修正,最终实现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标准的城乡统一;2024 年又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释(一)》),共 26 条,针对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监护人责任、用人单位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产品自损、烈性犬致害、高空抛坠物等七类问题作出规定。
二"民事权益"的边界:债权与身份权的进退
"民事权益"大于"民事权利"。《民法典》总则编列举了具体民事权利,但未上升为权利、仍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民事利益,同样在侵权责任的保护范围之内。教材梳理了六类典型民事利益:个人信息等人格利益(《民法典》采"权益"立法主义,意在平衡信息保护与产业发展)、死者的人格利益(第 994 条)、胎儿利益(第 16 条,其"等"为等外之等,为司法预留空间)、数据与网络虚拟财产利益(第 127 条)、纯粹经济损失、环境利益。这些利益的共同点是"合法但未权利化",其救济须借助一般条款或特别规定完成。
真正有争议的是债权。原《侵权责任法》对调整对象采列举式,未列举债权,学理一般认为债权是相对权,缺乏公示性与排他性,纳入侵权保护会限制行为自由。《民法典》改采概括式后,商事法官、金融机构与执行法官普遍希望以司法解释明确"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规则,但立法机关态度审慎:侵权责任原则上不调整合同债权,第三人侵害债权争议大、尚无共识。
司法对此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进—退"的过程。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第 122 条,曾规定第三人故意阻碍债务人履行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199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用社非法转移人民法院冻结款项应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的复函》(已废止)首次对侵害债权作出规定;2022 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执行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7 条,就"错误执行侵犯债权"的赔偿范围作了尝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释(一)》制定时,曾拟规定恶意逃债侵害债权,因争议较大最终删除,这不是一概否定债权作为保护对象,而是留待司法个案先行先试。
教材由此提出认定恶意逃债侵害债权的三项条件:其一,第三人明知债权债务关系存在;其二,第三人以虚构债务、隐匿财产等违背公序良俗的方式帮助债务人逃避债务;其三,该行为导致债权人难以通过合同、担保、破产等制度实现清偿。三项条件叠加,目的正在于严格限缩:能通过合同制度救济的,就不走侵权。至于请求权基础,侵害债权可依第 1165 条认定,主观过错原则上限于故意,并参照情势变更的层报经验,认定时应逐级请示、必要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身份权则循另一条路径进入保护范围。《民法典》第 112 条规定,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身份权不同于人格权的特征在于,它是权利与义务的结合体、以义务为中心,监护在《民法典》中被表述为"监护职责"而非单纯权利,即其体现。第 1001 条确立了身份权利保护参照人格权规则的引致条款:总则编、婚姻家庭编及单行法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人格权编的规定,协同侵权责任编认定侵权责任。
三侵害监护权的损害填补:错抱婴儿案的展开
侵害身份权如何适用法律,教材以一起广受关注的错抱婴儿案展开(案号未见于教材原文,系真实社会事件):姚某患肝癌,其父母决定割肝救子,术前检查发现姚某并非亲生,经查系 28 年前两家在同一医院分娩时因管理混乱错抱,姚某系乙肝携带者郭某夫妇所生,错抱导致其未注射乙肝疫苗,最终姚某因肝癌死亡。姚某夫妇及其亲子郭某起诉医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医疗费与死亡赔偿金。
本案的裁判说理可分三步,正是三段论的典型运用。大前提是《民法典》第 1165 条第 1 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小前提是医院因管理混乱导致新生儿互换,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该过失行为造成监护权丧失、亲子关系严重损害的后果,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为医院的过错行为具备过错责任的全部构成要件,所以医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损害范围的认定另有分寸。教材指出,医院的错抱行为与姚某因乙肝死亡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为姚某的死亡并非错抱行为直接造成,故不应把死亡赔偿金纳入损害后果,这是"相当因果关系"对责任范围的限制。至于财产损失,2020 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 条仅就精神损害作出规定,不能反向解读为"监护权受侵害只赔精神损害"。《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释(一)》第 1 条对此明确: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监护人为恢复监护状态支出的合理费用等财产损失,应予支持;第 2 条进一步把"导致父母子女关系或其他近亲属关系受到严重损害"认定为《民法典》第 1183 条第 1 款的"严重精神损害";第 3 条则允许权利人在人身损害案件中合并请求赔偿人身损害与寻亲费用。
这三条规范共同完成了一件事:把监护从"身份"还原为可救济的"权益",并为其损害填补确立财产与精神两条轨道。寻亲费用以"合理"为限,法理基础是"恢复原状""禁止得利",既给法官裁量弹性,又避免损失范围不当扩张。
四责任形态:多数人侵权与"相应的责任"
侵权责任成立之后,是责任形态的认定,单独责任、连带责任、按份责任还是补充责任,审判实务中最易分歧。按不同标准,责任形态可分三组:直接责任与替代责任(依责任承担主体是否与行为人分离)、单方责任与双方责任(依被侵权人是否也担责)、单独责任与共同责任(依加害人数量)。其中替代责任多为无过错责任,典型如用人单位对工作人员职务侵权的责任(第 1191 条);双方责任的难点在于受害人过错(第 1173 条)与公平责任(第 1186 条)的适用,后者经《民法典》改造,增加了"依照法律的规定",把过去宽泛的公平责任适用法定化。
共同责任又分连带、按份、补充与不真正连带四种。补充责任是有顺位的责任,补充责任主体享有顺位抗辩权。为便于一次性解纷,《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释(一)》把补充责任人的顺位抗辩设计为执行程序中的顺位抗辩,权利人可将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一并列为共同被告,法院一并判决,判项写明补充责任人"对直接责任人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部分"承担责任,顺位在执行程序中体现。这一程序设计避免了"先诉直接责任人、执行不能再诉补充责任人"造成的低效。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多处使用"相应的责任",如委托监护中受托人、教唆帮助侵权中监护人、劳务派遣中派遣单位、承揽关系中定作人等。这些情形均涉及两个以上责任主体,且立法未明定其为按份、连带还是补充。以第 1189 条委托监护为例,教材提炼出三点:其一,监护人将监护职责委托他人,不发生监护职责的移转,监护人仍对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承担全部替代责任,受托人的过错不减轻监护人责任;其二,被侵权人可任意选择由谁承担,受托人的过错责任不以监护人先行承担为前提,也不符合补充责任的特征;其三,在连带责任法定化背景下,受托人的"相应"责任不宜解释为比例连带责任。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释(一)》第 10 条第 1 款于是借鉴不真正连带责任原理:被侵权人合并请求监护人和受托人担责的,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受托人在过错范围内与监护人共同承担责任,但各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总额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这一"总额封顶"的表述,专门为避免"过错范围内共同承担责任"被误解为超额赔偿。内部求偿上,该解释区分情形:监护人与受托人之间参照《民法典》第 929 条委托合同内部求偿的规定;责任主体自愿支付超出其相应责任的部分,可向其他主体追偿;劳务派遣、承揽属于合同关系,内部追偿坚持约定优先。
教材以一个案例收束:"甲某诱杀乙某"案中,甲某作案时不满 14 周岁,长期由外祖父母代为照管,离异父母在外务工。本案核心争点是离异父母与代为监护的外祖父母如何担责。因为《民法典》第 27 条第 1 款、第 1084 条确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职责不因离婚而消除,所以离异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应对未成年子女的侵权行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是否直接抚养、是否共同生活只是内部责任划分的考量;因为外祖父母作为代为履行监护职责的受托人存在过错,所以在 15% 的损害范围内与父母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被侵权人受偿总额不超过其实际损失。这一结论印证了"相应的责任"不是按份责任,而是"监护人首负全部责任+受托人过错范围内共同担责"的特殊构造。
小结
梳理至此,侵权责任编"一般规则"的规范逻辑可概括为一条主线:以"民事权益"这一概括式调整为起点,通过请求权二分(时效适用与否)、体系引致(总则、物权、人格权、婚姻家庭各编及单行法)与责任形态的类型化,在"权益保护扩张"与"行为自由克制"之间维持平衡。概括式调整对象为债权、身份权、民事利益打开了救济通道,却又以严格条件,侵害债权的三要件与层报、"相应的责任"的比例与总额封顶,防止保护范围失控。
本文认为,这一平衡的实质,是把侵权责任从"列举式权利清单的救济"转变为"权益的价值衡量"。其对实务的提示有三:其一,援引请求权基础时,第 1165 条一般条款的地位上升,但概括式调整对象同时要求裁判者主动识别"权利"与"利益"之别,利益的保护强度低于权利,通常以加害人主观故意为限;其二,侵害债权、侵害身份权等新类型纠纷,规则供给尚不充分,法官宜遵循教材提出的"严格限缩+逐级请示"路径,而非贸然扩张;其三,"相应的责任"这类弹性条款,立法把裁量权交给法官,法官则须以"过错比例"和"总额封顶"为两重约束,避免把弹性责任做成变相的连带责任或无限责任。易言之,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则留给裁判者的,是一张需要逐案填写的比例与顺位表,而不是一份可以机械套用的清单。
本文系学习研究笔记,基于《民商事审判实务(第4册)》(全国法官培训统编教材 2025 版)整理,仅供学习交流,不构成法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