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中那些“统治危机”解析09--宋代
- 2026-11-21 05:37:04
“北宋的统治危机主要表现在军事和财政两个方面”:北宋亡了,宋为什么没亡
统治危机系列·两宋|防弊之法、党争的“国是”,与“衣带一江”
一、一条渡江的小船
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军逼近扬州。宋高宗赵构急忙乘小船渡过长江,史书记载:“百官皆不至,诸卫禁军无一人从行者。”一个月后在杭州,护驾的禁军将领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高宗退位。外有追兵,内无亲军,连卫队都靠不住。
十二年后,局面完全变了。绍兴十一年(1141)冬,高宗对大臣说:“人主之权在乎独断。”此时宋金和议已经达成,南宋在淮河以南站稳了脚跟,此后又存在了一百三十多年。
1127年北宋亡了,可是“宋”没有亡。纲要上第9课说,“南宋偏安半壁的局面维持了较长时间”。北宋为什么亡,南宋凭什么撑住,最后又亡在哪里?
二、教材原话:两组病因
纲要上第9课的“学习聚焦”写道:“北宋的统治危机主要表现在军事和财政两个方面。”正文说北宋军队“多而不精”,军费“占到国家财政开支的大半”,“养兵和养官成为朝廷的沉重负担”。
但同一课前面还有另一组病因。讲宋初加强中央集权时,教材说:“为抑制武将势力膨胀,北宋实行崇文抑武的方针”;又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制度过于僵化,权力分割过细,“助长了因循保守的政治风气”。讲到变法之后,则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日益严重,北宋逐渐走向衰亡”。一组在钱和兵,一组在政治。两组病,其实出自同一剂药。
顺带说一句,常用的“积贫积弱”,李裕民考证过,宋人没有这样说过,较早的代表性来源是钱穆1939年的《国史大纲》。
三、药方: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五代五十多年换了八姓十四君,宋初人最怕本朝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邓小南指出,宋朝稳定下来靠的是“防弊之政”,宋太宗把它概括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收禁军兵权,由枢密院与三衙分掌;派文臣做知州、通判、转运使;用人上“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让大臣互相牵制。后来的君臣把这些做法尊为“祖宗之法”,出发点是防弊,目标是秩序稳定。
“崇文抑武”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邓小南认为,太宗朝的治国驭将方针“明显地走上了‘崇文抑武’的道路”,最终成为祖宗家法的重要内容。陈峰补充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原因:太宗本有武功之志,是两次北伐辽朝失败之后,才转而以文治为追求,文官士大夫从此崛起为统治的核心力量。崇文,不只是为了防武将,也是打不赢之后的选择。史泠歌则指出,宋初“握兵之重”的三衙最高军职逐步被废或成为虚衔,统兵官频繁调换。
纲要上第9课引了叶适的评语:“唐失其道,化内地为藩镇,内外皆坚,而人至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使内外皆柔,虽能自安,而有大不可安者。”宋朝治好了藩镇割据,换来的是“内外皆柔”。
四、副作用一:钱袋子很鼓,兵却打不了仗
“柔”在军事上的表现,是用钱养出一支庞大却不能打的军队。李华瑞统计,军队从开宝年间的三十七万余人,增至仁宗庆历时的一百二十五万余人,最高峰约一百四十一万。
北宋却很会挣钱。黄纯艳指出,北宋商税最高达二千二百万贯,单这一项就超过唐代财政现钱收入的最高额;到熙宁十年,工商税收已占赋税收入约三分之二。财政是否真的入不敷出,学者有分歧:李华瑞认为仁宗后期已经入不敷支,黄纯艳则认为军队达到一百四十一万时“财政并未出现入不敷出”。两说可以合读:国家的汲取能力很强,不等于每一本账都宽裕,更不等于地方和民户不困窘。黄纯艳也指出,北宋后期中央收夺地方财权的手段“花样迭出”,地方财政日陷窘境,附加税、杂税“最终层层传递,转嫁为百姓的沉重负担”。
五、副作用二:异论相搅,变成了朋党
“柔”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因循与朋党。邓小南指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保证政局平稳的同时,也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士大夫普遍抵制“变更祖宗法度”,朋党问题长期困扰两宋政治。“异论相搅”本为互相牵制,一旦争论的变成“祖宗之法”能不能改,牵制就成了对立。
王安石变法正好把这个问题引爆。财政上,它显著增强了中央的汲取能力,教材也说变法“达到了富国目的”:黄纯艳指出,变法设立独立于三司之外的“朝廷财政”,把青苗、免役、市易等新法收入划归朝廷,中央与地方的分配方式从“总量分配”变成“税权分配”,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政治上,代价却很大。此后新旧两党轮番上台,每次翻盘都伴随着清算。
寺地遵还看到更深一层:变法依靠官僚统制经济,执行者却多半“志在于求富贵而已”,吕惠卿就让知县替自己买田、管庄园。变法本想让国家统一调度财富,却为官僚打开了“倚法营私”的门。到徽宗朝,以蔡京为中心、王黼、童贯、朱勔为骨干的集团掌权。寺地遵说,他们名义上是新党,实际上已是“毫无改革理念的徒党”。
六、北宋之亡:被“国是”推向燕云
教材说北宋“逐渐走向衰亡”,可它的灭亡其实非常突然。1125年金灭辽,两年后就攻破开封。黄纯艳引用的材料显示,直到靖康初年,北宋仍是“兵储不可谓之不丰”。北宋不是饿死的,也不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致命的一步是怎么迈出去的?
通俗的说法是“六贼误国”,蔡京首当其冲。王正伦梳理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图景。张延和认为,恢复燕云是徽宗、王黼、童贯集体推动的,蔡京本人反倒持反对态度,“蔡京主导谋燕”的形象,是他的政敌在私家著述中塑造出来的。王正伦进一步指出,哲宗、徽宗以“绍述”神宗为“国是”,而恢复燕云本是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的初衷之一,它早就写在“绍述”的政治逻辑里,是徽宗与蔡京、童贯君臣的“最大公约数”,分歧只在时机和办法。
这样看,联金灭辽不能简单归结为几个奸臣的私心。“绍述”与长期党争塑造了倾向开边、压制异议的政治环境:崇宁年间立“元祐党籍”,反对派被成批清洗,朝中已很难听到异议;而徽宗、王黼、童贯等人在辽金局势剧变之际的具体决策,才把这种倾向变成了联金灭辽。财政上同样在透支:管汉晖、钱盛的研究显示,崇宁、大观年间因陕西用兵,交子滥发到“每易界以四引而易其一”。到了真正需要应变的时刻,“内外皆柔”的体制又拿不出能打的军队。慢性病没有直接要了北宋的命,却让它在急症面前毫无抵抗力。
北宋虽亡于金军南下,却没有发生统治合法性的全面崩溃,这是宋能不死的前提。寺地遵注意到,南宋初年各地叛乱多达数百起,但一直没有当时的政治主体士人参加;士人和地主阶层的绝大多数仍然支持赵宋。崇文政策与科举制度凝聚起来的士大夫,在王朝最危急的时候成了它的支柱。
七、南宋:吃过唐朝那剂药,又吐了出来
南宋能撑住,首先是因为它在战场上没有被打垮。教材说,南宋初年宋军“素质明显提高”,形成几支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尤以“岳家军”战绩卓著。寺地遵还指出,建炎四年(1130)金朝在中原扶立刘豫的伪齐政权,此后金军不再单独直接侵入东南,宋金之间出现了一个军事缓冲地带;到绍兴五年,各地叛乱也基本平定。
但站稳脚跟的过程,像极了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刘云的研究显示,绍兴初年,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六支集团军共十九万余人,每月耗费二百万缗,张浚在川陕指挥的军队至少四十万人;地方以供军为名截留上供钱物,有人抱怨君主的威柄落到了跋扈的统兵大帅手里。朝廷一度主动采用唐朝的办法:建炎四年采纳范宗尹“建藩镇”之议,设立镇抚使,允许他们“转移其财用,废置其属僚”。宋朝防了一百多年藩镇,到了生死关头,还是先走了唐朝的老路。
不同的是,南宋把这剂药吐了出来。绍兴十一年,高宗、秦桧收夺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的兵权,同年设立总领所。刘云指出,总领所一是“馈饷”,给大军发钱粮;二是“节制诸军”,通过掌握钱粮监察将领。带兵的权力和管钱的权力被拆开了。叶适说秦桧的想法是:“国权不可外假,兵柄不可与人。”
岳飞之死,通常被讲成秦桧个人的阴谋。邓小南的提醒值得重视:南宋“在强敌当前之际的收武将兵权问题”,与宋朝的立国之策有着直接关系。这是崇文抑武的祖宗之法在南宋的再现。唐朝的藩镇再也没有收回,南宋的“藩镇”只存在了十几年。顺序是:战场先站稳,合法性仍在;绍兴十一年四月收三大将兵权,同年十一月宋金议定和约,收权与议和交织进行;绍兴体制再把这一战后格局固定下来。
寺地遵还指出,北宋末权门体系里的官僚并未随开封陷落而消失,反而在南宋初年占据中枢,秦桧的妻族就与童贯、朱勔一系渊源颇深。北宋末的政治病根,跟着高宗渡过了长江。
八、绍兴体制:君权独运,权相密赞
寺地遵称1142年是南宋政治史上“划时代的一年”,提出“绍兴十二年体制”:对外与金均衡共存,军事上四屯驻大军与四总领所,财政上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等附加税压过两税正赋,到绍兴末年各项收入“凡六千余万缗,而半归内藏”。
这套体制的政治核心,虞云国称为“绍兴体制”,借用刘子健的话概括为“君权独运,权相密赞”:成功归于圣意独断,失败由宰相承担。代价在秦桧晚年显现出来:他以暴力压制异议,表面上专制强化,实际上诏敕不能及时下达,知县大量缺员,国家对基层的掌控反而削弱了。寺地遵的评价很严厉:南宋之所以能够自存,是因为放弃了三分之一的天下。
此后,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相继专权,权相成了南宋政治的常态。和与战的争论也从未停止。方震华的研究显示,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北伐,就以宋金世仇为号召;北伐失败后,复仇的正当性并未动摇,主和者反而越来越被动。南宋士人重写高宗以来的历史,秦桧的形象不断恶化:一部声称秦桧受金人指使、“卖国求和”的《南迁录》,李心传、陈振孙都指出是宋人伪作,当时却“士大夫多信之”。绍兴体制靠和议立国,到后期,和议本身却被定性为“卖国”,成了禁忌。
九、终局:“衣带一江而已”
这种舆论直接影响了对蒙古的应对。淳祐元年(1241)蒙古遣使,大臣赵以夫对理宗说,来使“但谓来投拜,非来和也”,主张扣押使者。方震华指出,蒙古要南宋称臣,等于要理宗君臣接受早已被污名化的绍兴和议,自然遭到强烈反对;南宋的对外政策由此失去弹性,直到军情无法挽回,才把求和当作缓兵之计提出。元军渡江后宋廷再求和,已被伯颜拒绝。
财政上,管汉晖、钱盛的研究显示,开禧北伐失利后宋金连年战争,政府把印发会子当作增加收入的主要手段,到嘉定末至端平初,流通总量超过二亿贯,最终几乎形同废纸。北宋末交子贬值的故事,在南宋放大重演。
军事上,崇文抑武的遗产仍在。宁宗以后,南宋涌现出一批以文臣身份统兵的边帅。方震华研究这类家族发现,士人普遍轻视军务,统兵文臣既要应付强敌,又常被朝中党争拖累;余玠曾向理宗提出“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想改变“文武交激”的局面,终无结果。四川士人文及翁写《贺新郎》,讥讽临安的士大夫歌舞升平,国家可以依靠的只有“衣带一江而已”。
咸淳四年(1268)起,元军围困襄阳、樊城,宋廷几次救援都告失败,京湖吕氏将门的精锐损失惨重,朝中却有人颂扬贾似道使元军十年不敢渡江。咸淳九年襄樊失守,第二年元军分道南下。一个疆域大体完整、内部没有大乱的王朝,从元军分道南下算起,不到两年就被迫投降。1279年崖山之战后,南宋灭亡。
十、争议:奸臣、天数,还是结构
方震华发现,元代南方书坊刊印的《宋季三朝政要》等书,一方面说南宋“君无失德”,罪在“权奸”贾似道;一方面又说“国之兴亡,亦有天数”,用“过唐不及汉”之类的预言证明宋亡早有定数,还说宋朝当年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得天下,最后也亡于幼君,是“天道好还”。怪奸臣与怪天命,都绕开了制度本身。
后人的解释同样分歧。清代赵翼认为:“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而存,不和而亡。”钱大昕则把责任推给道学家“耻言和”。方震华不同意只怪理学:反对和议的舆论虽由理学家倡导,参与者却远超理学集团,是众多官员、士人重新检讨高宗以来和战历史的结果。
北宋那边也一样,“六贼误国”的叙事让蔡京背了联金灭辽的锅,而张延和发现,这个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敌塑造的。寺地遵希望研究者“摆脱专注人性善恶的人物论”。读蔡京、秦桧、贾似道,比追问他们是不是坏人更有意义的,是追问什么样的体制,让这样的人一再站到决策的中心。
把两宋的病历连起来看:宋朝针对唐末五代开出“防弊”的药方,崇文抑武、分权制衡,换来了百年无内乱,副作用是军队庞大而不能战、财政层层加码、异论变成朋党。变法增强了中央的汲取能力,却激化党争;“绍述”塑造的政治环境与徽宗集团的决策,把北宋推向燕云,“内外皆柔”的体制挡不住一次突袭。可王朝的合法性没有崩溃,南宋先在战场上站稳,再收兵权、定和议,以绍兴体制撑起一百多年。到了后期,文武分途的军事体制与层层加码的财政是长期的底子,复仇论述又压缩了和议的空间,最后襄樊失守、元军全面南下,成了直接的转折。同一套制度曾经帮助赵宋重建,也限制了它后来应对战争的方式。下一篇,元:一个打败了南宋的王朝,为什么不到百年就退回了草原?
延伸阅读
1.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2. 陈峰:《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及其与朝政转向的关系》,《中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1期。
3. 史泠歌:《从三衙管军地位的下降看宋朝的重文抑武》,《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3期。
4. 李华瑞:《宋代的财经政策与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5. 黄纯艳:《北宋财政能力与国家治理》,《史学集刊》2021年第5期。
6. 黄纯艳:《总量分配到税权分配:王安石变法的财权分配体制变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7. 张延和:《蔡京与宋辽关系及其历史书写》,《宋史研究论丛》2020年第2期。
8. 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刘静贞、李今芸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9. 刘云:《南宋高宗时期的财政制度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10. 管汉晖、钱盛:《宋代纸币的运行机制:本位、回赎、战争与通胀》,《经济科学》2016年第4期。
11. 方震华:《复仇大义与南宋后期对外政策的转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8本第2分,2017年。
12. 方震华:《运数与南宋亡国论述》,《汉学研究》第40卷第3期,202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