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中那些“统治危机”解析04--商朝
- 2026-11-21 04:23:23
“纣王临时凑集的奴隶阵前倒戈”:大邑商为何一个早晨就亡了
统治危机系列·商朝晚期|王权的上升,神权的失灵,与胜利者的档案
一、甲子日的早晨
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了一件青铜簋,器主名“利”,是随周武王出征的一名官员。铭文开头只有寥寥数字:“武王征商,唯甲子朝。”这与《尚书·牧誓》“时甲子昧爽”严丝合缝。一个享国五百多年的王朝,在一个早晨的决战中崩溃了。
纲要上第1课对此的交代是:“商朝晚期,社会矛盾尖锐。”纣王修宫殿、饮酒作乐、作炮烙之刑;牧野之战,“纣王临时凑集的奴隶阵前倒戈,引导周军攻进商都”。《史记·周本纪》的说法更夸张:纣发兵七十万,可是“皆无战之心”,“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
这里藏着几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大邑商”自己的军队在哪里?为什么要“临时凑集”?倒戈的人为什么不愿为商王卖命?而在回答之前,还得先问一句:纣王的那些罪状,是谁写下的?
二、先问一句:罪状是谁写的
今天能读到的最早一份纣王罪状,出自周武王在牧野阵前的誓师词《牧誓》。它列举的罪名并不多:听信妇人之言;荒废对祖先的祭祀;遗弃同祖的叔伯兄弟,不加任用;却把四方逃来的罪人“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纵容他们暴虐百姓。这里没有炮烙,没有酒池肉林。
早在春秋末年,子贡就起过疑心:“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顾颉刚专门写过《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逐条追查纣王的罪状最早出现在哪部书里,发现时代越往后,罪名越多、情节越细。这是他“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一个经典案例。
这不等于纣王是被冤枉的明君。殷墟墓葬的随葬青铜礼器以觚、爵等酒器为核心,周人立国后却转向以鼎、簋为核心,周公还专门作《酒诰》告诫殷遗民,商人嗜酒大概不是虚构。但它提醒我们:关于商朝灭亡,我们手里的主要是胜利者的档案。读这份档案,与其盯着它的道德控诉,不如留意它无意中透露的政治信息。《牧誓》最具体的一条,恰恰不是纣王私德,而是他用什么人。
三、晚商的王,越来越像“王”
把周人的档案放一边,看商人自己留下的甲骨,会发现晚商有一个清晰的趋势:王权在上升。
先看神。李双芬统计,《甲骨文合集》中涉及“帝”的卜辞共454条,集中在早期;到了商末,“帝”逐渐变成对已故先王的尊称,与之相伴的是宗庙卜辞日渐增多,祖先神地位上升,出现了“帝祖合一”。这一时期发展成熟的“周祭”,按固定周期轮番祭祀先王先妣,至帝乙、帝辛时达到鼎盛。早期替商王沟通神灵、“代帝发言”的巫与贞人地位下降,饶宗颐注意到殷代后期卜辞多有“王卜贞”“王曰贞”一类辞式,商王亲自占卜,成了人神关系的中心。
再看继承。商代前中期王位常常兄终弟及,杜勇、李玲玲的研究指出,武乙以后改为父死子继,殷末已行“立嫡不立庶”。《吕氏春秋》讲过一个故事:纣有两个同母兄长微子启和中衍,生他们时母亲尚为妾,生纣时已立为妻,纣的父母本想立微子启为太子,太史据法力争“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于是继位。杜勇、李玲玲认为这个故事是战国策士编出来的,但殷末王储立嫡不立庶,“则是符合事实的”。
这两条线指向同一个方向:神权收归王权,王位收归嫡系。这是晚商的“药方”,它让王更像王,却也在悄悄缩小王的同盟圈。选必1第1课说,商周政体中君主的权力不是绝对的,原始民主传统对君权有制约作用。晚商的变化,恰恰是在一点点拆掉这些制约。
四、副作用:同族离心,神灵失灵
这时再回头读《牧誓》那条罪状就有意思了:遗弃王族兄弟,重用四方来投的外人。如果剥去道德谴责的外衣,它描述的很可能正是一个强化中的王权在更换班底。这只是一种推测,因为它来自敌方的指控,但它和王族重臣的结局对得上:纣的庶兄微子出走,王族重臣箕子佯狂为奴,比干被杀。周灭商后,微子被封于宋,奉商祀;箕子据说向武王讲了《洪范》。商王室最亲近的人,最后站到了新王朝一边。
《尚书·微子》保存了一段据说出自微子之口的话:殷人无论大小都在偷窃作乱,卿士们相互效仿、不守法度,犯了罪也抓不到,“小民方兴,相为敌雠”。教材“社会矛盾尖锐”六个字,最直接的文献依据大概就在这里。
神灵也不再管用了。刘光洁指出,殷商中后期王权不断强化,神权随之削弱,天命鬼神信仰“逐渐失去了整合社会、规范民众的作用”;《微子》里说殷民连祭神的牲畜都敢偷来吃,还不怕降灾。当王把神变成了自家祖先,神也就不再是天下人的神。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宗教被王权收编得越彻底,它替王权凝聚人心的能力就越弱。
五、东方的仗与西方的周
“临时凑集”的另一半答案在战场上。商末卜辞开始记录王年,孙亚冰借助周祭祀谱推算,帝乙九祀九月至十祀五六月,商王亲征盂方;十一祀十月至十二祀四月,又出征洛水、伊水上游山间的一个方国,一次出征动辄半年以上,商王本人常年在外。著名的“十祀征人方”属于哪一位王,学界有帝乙、帝辛、武乙三说,孙亚冰主张帝辛。《左传》两处记载可作呼应:“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一种通行的解释是:商军主力陷在东方,周人从西边来时,纣王只能临时武装手边的人。
而周,本是商的外服方国。周原出土的甲骨中有“周方伯”字样,通常被理解为商王曾册命周君为一方之长;不过这批甲骨是周人所刻还是商人所刻,学界至今看法不一。内外服制下,商王对外服只是间接控制,方国的兵力和土地是它自己的。孔子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一个外服方国坐大到这种程度,商王手里却没有制度化的工具去约束它。
六、争议:倒戈的是不是“奴隶”
教材说倒戈的是“奴隶”,《史记》只说“纣师”。把这支军队定性为奴隶,背后是“商代是奴隶社会”的判断;商代社会性质,正是20世纪古史分期大论战的焦点之一,至今仍有不同看法。“七十万”这个数字,学者也普遍认为不可信。比较稳妥的讲法是:这支军队成分复杂、临时拼凑、缺乏对商王的认同,至于其中多少是奴隶、多少是俘虏或平民,现有材料难下定论。
七、病历小结:周人的回答
把这些线索拼起来,晚商的统治危机大致是:王权向内收紧,王族和贵族离心;神权被王权收编,失去整合人心的力量;对东夷的长期战争消耗国力;外服方国在西方坐大。牧野一战,不过是这些裂缝在同一个早晨同时崩开。
周人对此的回答,深刻影响了此后三千年。刘光洁指出,“小邦周”以武力翦灭“大邑商”,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合法性。周人一方面以“天”代“帝”,把商人的祖先神换成了一个不属于任何一族的至上神;另一方面宣称天命无常,“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天命可以转移,转移的依据是德与民。选必3说周公提出“敬天保民”,源头就在这里。在制度上,周用分封制取代内外服制,让血亲去控制四方,教材称之为“较内外服制更进一步的政治制度”。
这是本系列“病—药方—副作用”的第一环:周人治商末离心的药方是分封与天命,几百年后诸侯坐大,“天命靡常”也成了悬在周天子头上的剑,副作用就来了。下一篇,西周。
1. 孙亚冰:《商末征□美方时间考——兼谈利用周祭祀谱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3期。(□为甲骨文隶定字,从厂从嵬,通行字库难以显示)
2. 李双芬:《晚商时期人神关系出现新变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25日。
3. 刘光洁:《周初“天命论”之建构》,《东方论坛》2024年第6期。
4. 杜勇、李玲玲:《商代王位继承制的特质》,《史学集刊》2021年第2期。
5. 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收入《古史辨》第二册。
6.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增订版),线装书局,2009年(初版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