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的“政治关”和“学术关”,从来不是一道选择题
- 2026-11-23 00:25:51
教材的“政治关”和“学术关”,从来不是一道选择题11月3日,光明日报第15版刊发整版文章,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撰文,谈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 人民大学建立了校、院、教研室三级审核机制,开发教材管理一体化信息平台,对校编教材,开展常态化、全流程监测,严格把好政治关和学术关。 往前一个月,为贯彻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中央媒体谈教材的文章密集:10月13日,光明日报刊出韩震长文,盘点新时代教材工作的成就与方位;10月中旬,中国教育报约请申继亮、王立军、王敬波、陈春雷四位专家连发四文,从使命、理论、治理、保障四个维度展开;11月10日,光明日报再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张力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一文。 教材国家事权正从政策宣示进入理论深化期,集群信号比任何单篇都值得注意。 张东刚文中有一个提法,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指向、育人导向,四个导向并列,始终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保持一致。 学术指向明明白白写在制度文本里,与政治方向同列、同向、同责。 日常语境里,政治方向与学术指向常被误认为是两套标准,管政治关的,被认为不懂学术,管学术关的,被认为不讲政治,教材审核成了艰难的平衡术。 其实这两道关,从来不是一道选择题,两关同源,源在一处。 政治上错的表述,几乎总能找到学术上的硬伤;学术上糊弄的内容,迟早变成政治上的隐患。 先拆掉一个流行的想象,教材可以是纯知识容器,立场是后来附加的。知识社会学一百年前就把这个想象戳破了。 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里提出,知识的产生带着社会处境的印记。谁在讲话,在哪里讲,讲给谁听,都在塑造知识的样子。 教材面向一代学生,天然是最不“中性”的知识形式。 科学史的证据更硬,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谈到,每一次科学革命之后,教科书都要重写,新的范式确立,旧的概念体系退场。 学生从教科书里学到的,从来不是知识本身,是学界公认的组织知识的方式。 进化论进不进课本,元素周期表如何呈现,每一次取舍背后,都是学术共同体的判断,而判断就有立场。 再看选材,一部历史教材,写什么,不写什么,先写什么,后写什么,配哪张图,用哪个词,都是选择。选择即立场,详略即评价。 所谓中立的教材,只是把立场藏进了体例,藏得更深。 有人以为教材把关只是少数国家的做法,看看历史就知道不是。 1925年,美国田纳西州斯科普斯案,一位高中教师因为讲授含进化论的教材,被告上法庭,败诉罚款。 审判之后更耐人寻味:各大出版社担心销路,主动把“进化”一词从教科书索引里清掉,一清三十多年。 直到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美国举国反思,才由科学界重写生物教材,把进化论请回课堂。 日本走的是另一条路,教科书实行国家检定制,文部科学省逐册审定,形式不同,逻辑相通。 1951年,德国格奥尔格·埃克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在不伦瑞克成立,专门研究历史、地理教科书。 德法两国学者就争议问题讨论近三十年,2006年第一本德法共编历史教科书面世,成为德国唯一获十六个联邦州一致批准的中学历史教材。 教科书在这里显示出另一种可能:不仅把关,还促成民族和解,教材成了两国重建互信的载体。 美日德形式各不相同,共同点是没有哪个国家把教材完全交给市场。 差别不在要不要把关,而在把关是否专业、是否透明、是否闭环。 学术共同体自己怎么看这件事? 默顿提出过科学的精神气质,其中一条叫“有组织的怀疑主义”:任何知识主张在被共同体接纳之前,都要经过公开的、集体的审视。 同行评议是这个原则的化身,教材审核是这套自净机制的升级版。 政治关不是学术之外的另一套逻辑,是学术把关的公共放大。 顺着这个思路,两关的边界就清楚了。 政治关落在学术操作上,史实要准确,方法要得当,遮蔽要最少。 历史虚无主义的例证,往往就是史实错误;“价值中立”的遮蔽,本身就是方法论缺陷。 学术关连着政治底线,数据硬伤、地图错误、概念混乱一旦进教材,误导的是千万学生,这也是导向问题。 政治判断需要学术判断打底,学术判断需要政治判断兜底,缺哪一级,闸门都关不严。 一部教材出错,坐在教室里等纠错的是千万个孩子,他们没有纠错能力,只有接受。 张东刚文中列出教材工作的五个环节,规划、编写、审核、选用、监测,这是从入口把关到全生命周期治理的跨越。 王敬波2026年10月15日在《中国教育报》发表的《全面推进教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文里提出,教材治理要贯通编写、审核、出版、发行、选用、使用、保障监督、责任追究八环全生命周期。 八个环节,比张东刚列的高校链条又多出三环,分量最重的一环压在队尾:责任追究。 追责入链,两关的同源才真正落底,政治责任与学术责任,在追责环节同样一体,一处失守,两种责任同时启动。 制度设计者早就明白,两关不是两道门,是一道门上的两把锁,一把锁方向,一把锁质量。 张东刚文章里说,“让教材编写的过程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 这句话把两关从防守逻辑带进了建设逻辑,守政治关,守学术关,守的不是一个静态的底线,是一个正在生长的体系。 《光明日报》11月10日刊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一文,又给这对范畴送来了一个官方表述:魂脉与根脉。 张力认为,打造自主教材体系,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放进两关框架里读,分量立现:魂脉管方向,是政治关在知识体系层的投影;根脉管底蕴,是学术关在文化底座上的投影。 哲学社会科学教材是主战场,表面是内容之争,深处是概念之争、范畴之争、叙事框架之争。 同一个现象,用什么概念命名,放进哪个框架解释,沿着哪条线索叙述,就是不同知识体系在过招。 同一个治理,中文学界如何界定,同一个现代性,教材如何叙述,这些不是翻译问题,是话语权问题。 百余本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已经出版,瞄准的正是这个层面,是从概念和框架开始原创,形成体系。 学术上站得住的表述,政治上多半也稳;政治上含糊其辞的地方,追下去,学术底子往往也虚。 把好两关的过程,就是知识体系自我确立的过程。 教育部2026年度课程教材研究项目立项91项,数智时代数字教材一体化构建列入前沿方向。 这给数智时代教材审核提出了新命题,也给了答案:制度闭环与技术闭环。 AI时代的教材,机器做全量筛查,人做关键判断,平台留痕,台账追踪,常态监测兜底。环环都有名字,每一环背后都是人。 笔者把这个原则概括为“人类担保人制度”。 AI可以起草、初审、跑全量比对,把人从重复劳动里解放出来,但政治关和学术关的最终签发权,必须落在有名有姓的人身上。 机器没有立场,所以机器担不了责任,审核的本质不只是判断,还有担当。出了问题,要有人站出来说,这一关是我把的,我来担责。 尺寸课本,国之大者。教材的每一页都写着双重签名,一边是国家的方向,一边是学术的良知。
一、“价值中立”的教材从来不存在
二、没有哪个大国把教材交给市场
三、有组织的怀疑主义
四、两关的更高交汇点,自主知识体系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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