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的历史课本2-10丨13世纪以前的人群互动与交流
- 2026-11-21 07:17:06
湾的历史课本2-10丨13世纪以前的人群互动与交流
(▲图1) 古代政权为促进首都的发展,通常会采用强制手段主导人民向首都迁徙,以促进地区的繁荣和遏制地方豪强坐大。同时,为巩固边疆地区,也会主导人民向边疆地区迁徙,意在巩固国防。 
(▲图2:汉代马踏匈奴石刻) 图2展示的即是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汉代马踏匈奴石刻。汉武帝时期,朝廷大量招募民众开垦边区,并鼓励民间养马以发展骑兵。 
(▲图3) 当国家出现重大灾疫时,当地的人民为了生存也会进行向外的迁徙活动。这些人民离开自己的家乡后,大多面临土地和财产的损失,还要适应陌生的生活环境,经常难以为生,居无定所。 
(▲图4) 西汉时期,中央朝廷为对抗强大的匈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希望联合西域各国共同夹击匈奴。张骞在此期间,中央王朝与西域各国的沟通始终未断,两汉都在西域设置“都护府”,用来监控匈奴,同时维系与各国的联络。 在张骞之后,一条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前往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的路上通道逐渐形成,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丝绸之路”。东西方的物品、文化随着丝路交往日益密切,至东汉时期,竟有不少西域的僧侣定居帝国的首都洛阳。 
(▲图5:汉代对外交通示意图) 从图5就可以看出两汉的都护府的大致管理范围,丝路一直向西延伸,去到欧洲。“西域”的概念也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包括今天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广义的西域是指亚洲西部和欧洲东部一带。 
(▲图6) 图6讲到,至唐太宗时期,唐朝国力强盛,在平定东突厥后,被西域诸国尊奉为“天可汗”,天可汗地位尊贵,有仲裁、调停及调拨军队的权利,肩负着地区和平稳定的责任。这一时期,西域传入的饮食、艺术等也在影响着唐人的生活习惯,其中来自西域的粟特人当时有不少移居于唐朝境内,有的因为善战甚至成为唐朝的统兵将领,后来发起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都是粟特人的后裔。 
(▲图7:唐代对外交通示意图) 图7中这一时期的唐朝,除了通往西域的陆路之外,还开辟出一条东至朝鲜日本、南达印度、西至大食(阿拉伯)的海上交通路线,促进了东、南、西各地区之间的贸易与人口往来。 
(▲图8:天可汗体系下的宗教发展) 
(▲图9:天可汗体系下的服饰变化) 
(图10:天可汗体系下唐人的休闲娱乐情况) 在唐朝天可汗体系下,中央朝廷对于外来人士的政策极为开放与包容,当时各地的人们来到唐帝国,风俗习惯也逐渐融入唐人的日常生活中,唐朝文化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兼容并蓄的风貌。图8中的宗教就是透过丝路从中亚地区传入中国;图9中唐人服饰中的翻领、窄袖也受到了外来风格的影响;图10中的休闲娱乐,马球与胡舞成为当时著名的休闲活动,马球自波斯传入,许多唐人都热衷于此,唐玄宗尤其喜爱马球;胡舞的特点是快速且连续的旋转,颇受当时人们的喜爱。 
(▲图11) 东亚诸国的往来,早在西汉初年就已经开始。最著名的当属1784年出土于日本九州,现藏于日本福冈博物馆的“汉委奴国王印”,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委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此印是东汉时期,中央王朝与日本官方往来交往、汉代册封体制的重要实物证据。 盛唐时期,帝国的文字、儒学、律令、制度、宗教等相当程度地普及于朝鲜、安南、日本等东亚国家,中华文化向外辐射,各国主动学习吸收,进而形成了文化共同体,即所谓的“东亚文化圈”。 
(▲图12:日人绘于1298年的遣唐使图) 图12的遣唐使图,日本曾19次派遣使节团赴唐,人数由100-600人不等,使节中有学生或留学僧,他们为了能够深入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在中国一待就是20/30年。 
(▲图13) 汉代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等周边游牧民族不断内移,至魏晋时期,中原连年战乱,为补充兵源,官府招募游牧民族为兵,黄河流域的游牧民族人数进而大幅增加(图13)。但因生活习俗差异及官府的不平等对待,导致了他们的群起反抗,游牧民族的政权得以在中国北方建立起来(图14)。 
(▲图14:五胡迁徙分布图) 图14即展示了西晋时期,五胡迁徙的路线图。汉朝以来,五胡逐渐向南迁徙,中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人口数量大量增加。 
(▲图15) 两宋之际,受气候变化影响,游牧民族必须向外寻求生活物资,导致了辽、金和宋、高丽均发生过战争,西夏控制了路上丝路交通要道,陆上贸易线路被迫改变。 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其子耶律德光继位后,改国号为辽,持续向外扩展,威胁到后来的北宋政权。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国号“金”,并在1125年联合北宋灭亡了辽。 
(▲图16) 辽朝时期,招募躲避灾祸的汉人开垦荒地,部分迁入东北地区;耶律德光在位期间,领土范围扩张至黄河中下游地区,于是大量的契丹人开始迁入黄河流域。 金灭辽后,原领地内的契丹人不愿受其统战而向西迁徙,金人强迫大批汉人迁往东北,并将女真人南迁以控制占领的领土。 
(▲图17:北宋、辽、西夏形势图) 
(图18:南宋、金形势图) 图17-18展示的是宋、辽、金形势图。契丹人与女真人相继崛起,影响了人群移动,不少契丹人、女真人南下移居,也有北方汉人不愿接受异族统治而南迁的情况。不过图中右下角的中国地图没有显示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南海诸岛等,属于错误地图。 
(▲图19:中国气候类型分布图) 从图19的气候分布图可以看出,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原居住于东北一带,该地区冬季气温较低;多数游牧民族居住的北方草原地区,降水量少,昼夜温差极大,故而相当一段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都呈现出人口往南迁徙的特点。 
(▲图20:中国历代冬季平均气温变化与游牧民族政权南界关系图) 图20很有意思,实际上反映了气温与游牧民族南移的关系图,可以看出,蓝色折线在低于0度时,基本就是游民民族政权向南推进的时候,反映到历史事件上,第一次是魏晋的五胡乱华时期、第二次是唐末的五代十国时期、第三次是南宋末年蒙古人南下时期、第四次是明朝末年满洲人入关南下时期,看来气候变迁与游牧民族政权向南推进有着一定的联系。 
(▲图20) 图20讲到了13世纪以前的三次南迁移民潮。分别是311年的永嘉之乱(图21)、755年的安史之乱、1127年靖康之乱。 
(▲图21:永嘉之乱后人口迁移示意图) 上图便是永嘉之乱后人口迁移的示意图。可以看出,迁出地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华北平原,是当时战乱最惨烈的地方,迁入方向上看,分为东线、中线、细线及西北线,迁入的主要地点则是扬州、荆州、益州等地。此次北民南迁,为南方补充了劳动力,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开发,推动经济重心南移,带动中原文化向南传播,促进了民族交融。 
(▲图22) 人群的南迁,首先带动了经济重心的南移。永嘉之乱后,南方的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冶铁、制瓷的技术也传入南方,江南手工业日渐蓬勃;隋朝时期,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凿通,北方对南方的依赖逐渐加深;安史之乱后,南方在经济上开始超过北方。 
(▲图23:隋代运河图) 隋炀帝开凿运河,初期兼具物资转运、军粮运输的作用,唐以后,大运河成为沟通南北的经济命脉,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江南的开发。 
(▲图24) 其次带动学术重心的南移。北宋中期,南方科举进士人数开始超过北方,此时的南方文化表现已优于北方。再次,人群的南迁,也促进了文化交融。北魏孝文帝时期,汉化运动最为显著,移居洛阳的鲜卑人与汉人的文化逐渐融合。 
(▲图25:孝文帝推行的改革措施及引起的争议) 一是迁都洛阳。平城是鲜卑旧都,很对鲜卑贵族眷恋故土,强制南迁、不许归葬,割断了鲜卑人与故乡的联系。对于此事北方保守鲜卑贵族强烈反对,甚至出现太子元恂密谋逃回平城的叛乱事件; 二是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姓氏是族群标识,改掉鲜卑本姓等于丢掉祖先的族群身份,姓氏不能再区分胡、汉,部分鲜卑人难以接受; 三是提升鲜卑门阀贵族地位。此改革只优待上层鲜卑门阀(穆、陆、贺、刘等大姓),未涉及一般鲜卑百姓,其内部贫富、等级差距拉大; 四是禁胡服胡语。强制禁止胡服、胡语,抛弃本族风俗,伤害鲜卑文化。 孝文帝改革虽然激化短期矛盾,但长远来看加速了胡、汉融合。但后来的六镇之乱,很大一部分根源就是留在北方边镇、未汉化的鲜卑军人,对洛阳汉化贵族的不满。 
(▲图26) 在汉化过程中,汉人却也掀起了胡化风气,不少人学习鲜卑语言,穿着鲜卑服侍,西魏时期鲜卑姓氏恢复,对于有功的汉人将领,朝廷也会赏赐其鲜卑姓氏。 
(▲图27:汉人胡化) 说道汉人胡化,上面的一则小故事可以或多或少说明一些问题。在北齐任官的一位汉人士大夫,为谋求富贵,教导其17岁的儿子学习鲜卑语和弹琵琶。 
(▲图28) 最后,人群的南移还影响了日常生活。北方以面食为主的饮食习惯随着人群南移融入南方,北方移民也开始改种南方的水稻。 


13世纪以前,东亚各地已经产生因政策、贸易、战乱等因素造成的人口移动,人群的迁移进而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繁荣,下面我们一起探究台湾历史课本中,元朝之前的古代中国的人群迁移交流及东亚各国的人群移动情况。






























(▲图29:宋朝汉人与游牧民族的文化交流)
一是文字板块。契丹模仿汉字的字形和造字逻辑,创制契丹大字,属于借鉴汉字体系创造的民族文字;二是服饰板块。图中妇女上衣、长裙是汉人服饰样式,但发型保留契丹本民族发式;三是饮食板块。饮茶习俗原盛行于中原,长期交往后,契丹人慢慢接受饮茶,此辽代的壁画,反映出这一时期不同民族间生活风俗的传播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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