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AI 课两年:最难的不是教材,是那张按次计费的账单
- 2026-11-19 05:08:57
上海 AI 课两年:最难的不是教材,是那张按次计费的账单一位教信息科技的老师,每周给七年级上一节 AI 课。她说,四十来分钟,半小时刚把孩子的劲头带起来,下课铃响了。 她的学校后来把三节课连成一块,所有任务分组在课内做完,不许带回家。理由很直接:带回家的作业,家长会替孩子做。 2025 年 1 月,上海市教委印发《上海市中小学人工智能教学实施要求(试行)》:四年级和七年级开设地方课程《人工智能基础》,每周一课时,每个年级不少于三十课时。文件提了师资,三年内培养三百名种子教师;提了算力,说要给学校「支撑」,没有标准;没有提经费。 顺序很清楚:先把课排进课表,老师和钱,边走边补。两年后,新民晚报走访几所学校,发现的三道题正好按这个顺序排。 第一道题是覆盖率。一位小学校长说,没有真刀真枪的实操,站在讲台上放 PPT 讲大模型,孩子最多坚持十分钟;可全班上机,平台和人手都跟不上。结果是这门课容易退化成少数孩子的「兴趣小组」。这就是报道标题里的「黑板上种田」:一门该动手的课,上成了只动嘴的课。 静教院附校的解法是不把 AI 当一门孤立的课。七年级做「国潮礼盒」,用到道法、美术、劳动和数学;六年级做「节能智慧小屋」,老师先把虚拟客户的访谈材料灌进知识库,学生输入需求去改方案。为了腾时间,三节课连排。 第二道题是老师。受过正规训练的专职 AI 教师几乎没有,多数从别的学科转岗。老师们说,备一堂课「简直像在接手一个工程项目」。江宁学校校长吴庆琳的话可以当结论:再先进的技术,没有一支具备专业素养的教师队伍去支撑,教育也只能停留在表面。记者的判断是,瓶颈是老师,不是硬件。 第三道题,是别的地方不会写的一道。 一位信息科技老师说:学生每一次向大模型提问、生成一段视频,消耗的都是真金白银,也就是算力,行话叫 Token。 做过公司的人读到这句会停一下。过去学校买信息化,买的是东西:电脑、平台,一次性采购,入账,折旧。AI 课不一样,孩子每问一次,后台计一次费,按用量结算。到初中互动一深,账单陡增。 而公立学校的预算科目里,没有「人工智能算力费」这一行。钱不是没有,是没有一个名目可以把它花出去。于是有的学校找供应商谈打包折扣,有的把课打包成项目去立项,有校长在呼吁给基础教育的算力定一个专门的开支标准。 翻译成家长听得懂的话是两句。第一,账单的上限决定了孩子一节课能问几次:AI 是每个孩子都能反复试错的工具,还是老师在讲台上演示一遍的东西,取决于学校谈下来多少。第二,这个缝隙很快会变成民办校和国际学校的卖点,家长以后会听到「我们的 AI 课有充足算力」。到时要分清两件事:有算力是钱,会用算力是老师。 把上海放到这个号最近写过的材料旁边。明尼苏达三十位教授的投票说,小学生必须先学会独立做事再接触 AI;社科院青少年蓝皮书给了分龄表,7 到 12 岁以内容分级和时长管理为核心;北京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的规则是「小学生课堂不得独立使用生成式技术」;上海是四年级开始,每周一节。 三份材料对「什么年龄开始」并不一致,对「怎么给」却是同一句话:让使用发生在老师看得见的地方。明尼苏达说先自己想再问 AI,北京那所学校说不得独立使用,上海这所学校说课内做完、不带回家。 AI 课的要义不在孩子有没有见过 AI,在他第一次用的时候,旁边有没有一个人在看。一门 AI 课最坏的两种上法,一种是黑板上种田,孩子没碰过工具;另一种是把工具发下去、作业带回家,老师不知道是谁做的。上海这两年,是在两个坑之间找一条窄路。 对正在选学校的家庭,这件事落在两处。 第一,看一所学校的 AI 课,不问「有没有」,问三件事:作业在哪做,老师是谁,一节课多长。作业能不能带回家这一个问题,说明的东西比「有没有 AI 课」多得多。 第二,上海两年给出的不是答案,是一张题目清单:覆盖率、师资、算力。美国的学校在答同一张卷子,哈佛给了工具,明尼苏达在争什么时候给,普林斯顿在往纸笔和口试退。上海只是先把课排进了每个孩子的课表,所以三道题比别处先暴露出来。 把课排进课表不难,难的是让每个孩子在老师看得见的地方动手,而这要靠老师和一笔还没有名目的钱。 那位老师的学校做的两件事,三节课连排、作业留在教室,都不需要新技术,需要的是学校愿意为这门课动一下课表。 家长能做的一件事:下次听到「我们有 AI 课」,接着问一句,作业能带回家吗。
这个号写留学,也写 AI 和教育之间那些还没有答案的事。觉得没白读,就关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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