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里的他们04——一张编号51的照片,与一个缺席的名字
- 2026-11-22 08:08:50
「课本里的他们」第 4 篇
寻找遗传物质 · 之二
1952 年 5 月,伦敦,国王学院的地下室。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 DNA 纤维,被固定在一台改装的相机里。

图|一台相机,一根纤维,几十个小时的等待
样品要保持湿润——太干,DNA 会变成另一种形态;太湿,纤维会散。湿度靠一小碟盐溶液来维持。
X 射线穿过这根纤维,打在后面的底片上。
曝光需要几十个小时。人在外面等。
冲洗出来的底片上,是一个几乎对称的 X 形图案:四条弧线从中心向四周张开,中间是空的,像一枚被压扁的星。

图|X 形衍射图案的艺术化演绎——那个形状,只有螺旋能产生
这张底片的编号是 51。
它的拍摄者是当时的研究生雷蒙德·戈斯林,而这项工作的负责人,是一位 32 岁的英国女性——罗莎琳德·富兰克林。
一、她本来不是研究 DNA 的
1920 年,富兰克林出生在伦敦一个条件优裕的家庭。她父亲并不赞成她去上大学,在他那一代人的观念里,女孩子读书读到一定程度就够了。
她还是去了剑桥,读物理化学。
二战期间,她在英国煤炭利用研究协会工作,研究煤的微结构——什么样的煤在什么温度下会变成什么。这听起来离生命科学极远,但这段工作让她掌握了一门手艺:X 射线晶体学。用 X 射线穿过物质,从衍射图案反推分子的排列方式。
战后,她去巴黎工作了三年,师从晶体学家梅兰,把这门手艺磨得更熟。
1951 年 1 月,她回到伦敦,进入国王学院的生物物理实验室。交给她的题目是:用 X 射线衍射研究 DNA 的结构。
那一年,DNA 已经被确认是遗传物质,但没有人知道它长什么样。
二、DNA 有两种样子
富兰克林到实验室后做的头一件事,是把样品的含水量控制住。
这个动作看起来很技术,其实是关键。她很快发现:DNA 在干燥状态下和在湿润状态下,衍射图案完全不同。
她据此把 DNA 分成两种构型:
A 型:含水少,纤维排列规整,接近结晶状态,衍射图斑点多而复杂;
B 型:含水多,纤维松散,衍射图简洁,呈现出清晰的螺旋特征。
A 型的数据清晰但难解,B 型的图像漂亮但难以定量。她两边都做。
从这些图案里,她算出了一组数字:
直径约 2 纳米,螺距约 3.4 纳米。
这两个数字,后来直接写进了别人的模型。
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工作方式。同事回忆,她的实验记录极为工整,每一张底片的曝光条件、每一组参数的推算过程都留有痕迹。她不肯在证据不足的时候说话——A 型的分析数据不支持一个简单的螺旋结构,她就在论文里明确写下"螺旋结构缺乏证据"。
这不是保守。这是她的职业习惯:先让数据说话,再让自己说话。
三、一张照片,和两份材料
在这之前,还有一件事值得记下来。
1951 年 11 月,沃森到伦敦听过她的一次报告,随后和克里克在剑桥搭了一个三螺旋模型——把磷酸骨架放在了内侧。
模型搭好后,他们请国王学院的人来看。富兰克林专程赶过去,看了几分钟就指出了问题:按她的测量,模型里的含水量不对;而且磷酸基团带负电,不可能挤在螺旋的中心。
那个模型当场被推翻。沃森和克里克的上司下令把零件收起来,不许再碰。
这不是一个"她提供了数据"的故事。在那个房间里,她是唯一能判断模型对不对的人。
1953 年 1 月,发生了一件后来被反复讲述的事。
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DNA 研究项目早期的负责人,与富兰克林长期不睦,两人对课题的主导权各有一套理解——在没有征得她同意的情况下,把第 51 号照片的副本拿给了一位来访的年轻人看。
那个人叫詹姆斯·沃森。
沃森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他看到那张照片时,立刻意识到 DNA 一定是螺旋结构:那个 X 形图案只有螺旋才能产生。
同一时期,克里克从一份医学研究理事会的常规进展报告中,看到了富兰克林给出的部分参数——螺旋直径、螺距、重复单位。
两份材料,加上另外两块拼图:
一是查哥夫此前测出的碱基比例规律:在任何物种的 DNA 中,腺嘌呤与胸腺嘧啶的数量基本相等,鸟嘌呤与胞嘧啶的数量基本相等。
二是同事多诺霍提示的碱基构型细节——碱基以哪种互变异构体存在,直接决定了配对方式。
1953 年 2 月底到 3 月初,沃森和克里克把模型搭了出来:两条链反向平行,磷酸和脱氧核糖交替连接构成的骨架排在外侧,碱基排在内侧,A 与 T 配对、G 与 C 配对。
1953 年 4 月 25 日,《自然》杂志同期发表了三篇论文。
沃森与克里克排在前,讲模型;威尔金斯课题组第二,讲数据;富兰克林与戈斯林排在第三,给出的也是数据。
那个 X 形图案,成了所有模型都必须解释的事实。而模型,最终解释了它。
四、她之后的五年
1953 年 3 月,富兰克林离开了国王学院。
她转去伯克贝克学院,自己选了一个新方向:烟草花叶病毒。这是她真正想做的工作——病毒的结构比 DNA 更复杂,也更接近她关心的生物学问题。
此后几年,她在这条路上做得相当出色,建立起了烟草花叶病毒的结构模型,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她的同事回忆,那几年是她工作状态最好的时期。
1956 年,她被诊断为卵巢癌。
有一种说法把病因归于她长期接触 X 射线——当时的防护条件远不如后来,研究者常常在开着射线的机器旁边工作。这个关联被医学界反复提及,但严格的因果无法确认。
1958 年 4 月 16 日,她去世,37 岁。
五、诺奖那件事,需要说准确
196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
富兰克林的名字不在其中。
很多文章把这件事写成"她被排除在诺奖之外"。这个说法不准确,而且掩盖了一个更简单的事实:她在 1958 年就去世了,而诺奖的规则是不授予已故者。
奖项在四年之后颁发,从规则上讲,她已经不可能出现在名单上。
这不是为谁辩护,只是把事实摆清楚。真正值得讨论的,是另一些更日常的事:她那篇 1953 年的论文为什么排在第三位?她如果活着,会不会被写进那本书的致谢里?沃森 1968 年的回忆录里对她的描写——给她起绰号、评价她的外貌和衣着——为什么会让那么多同行觉得不适?
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答案,但它们比"黑幕"更接近科学共同体真实的运作方式:
功劳的分配,往往不按数据的重量来,而按叙事的位置来。
📌 高三考点卡片
1. DNA 双螺旋结构的三条要点(教材原文,直接背)
▸ DNA 分子由两条链组成,这两条链按反向平行方式盘旋成双螺旋结构;▸ 脱氧核糖和磷酸交替连接,排列在外侧,构成基本骨架;碱基排列在内侧;▸ 两条链上的碱基通过氢键连接成碱基对,遵循碱基互补配对原则:A 与 T 配对,G 与 C 配对。
2.结构确立的证据链(答题可作"多学科证据"事例)
▸ 查伽夫规则:A=T、G=C → 提示配对关系;▸ 威尔金斯与富兰克林的 X 射线衍射照片 → 提示螺旋,给出直径与螺距;▸ 沃森与克里克 → 用模型建构法把上述证据整合成三维结构。
3.涉及的科学方法
模型建构法(物理模型:用金属片和铁棍搭出的双螺旋)+ X 射线衍射(物理方法测定分子结构)。这两个方法名在选择题里常被互换考察。
4.六个易错点
▸ 骨架在外侧,碱基在内侧——这是沃森和克里克早期模型出错的地方,也是高频设问点。▸ 两条链反向平行:一条 5′→3′,另一条 3′→5′,不能写成同向。▸ 氢键数目:A 与 T 之间 2 个,G 与 C 之间 3 个。所以 G+C 比例高的 DNA 更稳定,解链温度更高。▸ 每个脱氧核糖连 1 个碱基和 2 个磷酸(链中间);链两端的脱氧核糖只连 1 个磷酸。▸ 特异性来自碱基对的排列顺序;通用性来自骨架的固定不变——两者不能颠倒。▸ 计算类必记:双链中 A=T、G=C,故 A+G=T+C;但 (A+T)/(G+C) 的比值因物种而异,不能当作定值。
尾声
1940 年,20 岁的富兰克林在给父亲的一封信里写过一句话:
"科学与日常生活不能、也不应该被分开。"
她后来的十五年,基本就是这句话的注解:煤、DNA、病毒——三个毫不相干的题目,用的都是同一门手艺,问的都是同一类问题:这东西,究竟是怎么排布的。
第 51 号照片不是她一个人的作品:拍摄者是戈斯林,指导者是她,而她所在的项目,从一开始就是一群人的。同样,双螺旋也不是沃森和克里克两个人的作品。
模型可以被建构,数据只能被测量。
那条螺旋至今还在每一个细胞里转着,而看清它的那台相机、那张底片、那个在暗房里等了几十个小时的人,值得被单独记住一次。
这是「课本里的他们」第 4 篇。上一篇:《一管白色沉淀,与二十四年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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