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面向:使用类似Reading Explorer 等强调阅读技能的原版教材的小学生(家长)
作为亲自陪伴和观察孩子学习英语8 年的家长,流行的原版教材和引进的教辅大都看过,对阅读能力训练这个板块一直心有疑问。
我的疑问首先源自:这些训练框架我们小时候有吗?
有些训练点看起来不言自明,无甚新意,例如——
有些点看起来还OK,似乎可以给孩子简单讲讲,例如——
整理文中对一个事物/观点的正反两面的支撑细节和论据;
识别每个段落的目的,是介绍背景,还是提出论点,还是补充事实、总结主旨、陈述结论;
通过每段的大意来从了解全文的框架。快速确定段落大意的技巧是关注首句和末句,但也不可忽视其他句,要找到主要的名词的重要的动词。
有些点则看起来十分“高端”,似乎已经超越了普通阅读理解,进入了逻辑分析、批判性思维乃至认识论的领域,例如——
评估论据的相关性、充分性与可信度,判断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作者的主张;
识别论证中的逻辑谬误,例如以偏概全、诉诸权威、或将相关关系描述为因果关系;
洞察作者论证中的隐含前提、潜在偏见与价值预设,分析其如何影响了事实选择、语言表达,并判断结论是否依赖于未经证明的假设。
作为一个算是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家长,看着这些颇为高深的能力点,心里有一丝丝后怕——怎么看起来不太熟悉?是不是我们小时候真的缺了这一课?那我有没有能力教给孩子这些?
当我们潜意识里认可英美国家在现代科学、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的成就,也认可英语世界里沉淀着其他语种无可比拟的浩繁优秀的人类知识成果和思想结晶时,我们便会对他们的教材产生信任;而当这些认识与美国教育界对非虚构阅读、批判性思维和 STEM 教育的重视联系到一起时,我们便不自觉地将信任延伸到他们具体的教学方法上。
于是,那些被系统拆解讲授、层层递进的阅读能力训练框架,便显得格外专业而有价值。我们似乎相信(或被教导去相信),只有从小把这些融入每一次阅读教学,孩子才能逐步获得独立思考、理解复杂世界、参与未来学术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思辨能力真的是通过阅读课上一项项专门训练出来的吗?直觉、阅历与多年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人的思辨能力提升,靠的是知识的积累,见识的增长,再乘以一个人的智商。不是靠一张逻辑画布,一套技能工具箱。
这个问题引发了我的好奇心,我首先想知道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尤其在语文学科的阅读能力培养方面,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的——毕竟我们也听过一些与此相关的批评的声音。
我首先找到了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版)》。有些意外,却又并不意外:逻辑、辩证、推理、批判思维,这些概念是明确写入了教学目标的。具体到学段,在 5-6 年级中开始有熟悉的字眼,如下:(截图来源:《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版)》,网址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204/W020220420582344386456.pdf)在 7-9 年级学段目标中,更是明确提出:
(截图来源:《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版)》,网址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204/W020220420582344386456.pdf)所以,我们的母语阅读教学,并没有忽视这一环。
更让我感兴趣的,是教育部2021 年对一份《关于在小学阶段开设逻辑思维课程的提案》的正式答复。其中承认,小学阶段加强逻辑思维教育很有意义,但考虑儿童认知发展的特点,应在综合教学和真实生活经验中培养判断和推理能力,“而不是让小学生掌握形式逻辑的术语体系”。(原文参见:《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3164号(教育类203号)提案答复的函》(教材提案〔2021〕4号):https://hudong.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jiaocaiju/202107/t20210721_545963.html?)
这一回复深得我心。培养思维能力,和教授一套术语体系,并不是同一回事。
思维能力可以在数学、语文、科学、音体美劳的过程中发展,也可以在交流讨论中得到训练,并不必然要从小学低年级开始,把它们拆出来成为一套专门的教学步骤。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已经做得很好。教育部的答复最后,也承认了目前受到教师素质、传统教学观念等各方面因素制约,小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很不平衡,这是个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
下一个让我想要探究的点是:如果不同的教育体系选择了以不同的显性程度、在不同的年龄段开启逻辑思辨能力的培养,那么他们是否真的造成了差异?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是否真的相对更弱?我找到了一篇2022 年发表在国际教育研究期刊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上的系统综述,其中梳理了中国学生与其他国家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比较研究。在 9 项技能水平的比较中,并不能得出中国学生整体更强或更弱的结论。但是,在 5 项批判性思维的倾向性比较中,确实提示中国学生的得分较低。一个人能够识别论证漏洞,但并不一定喜欢公开指出;一个人习惯于质疑,也并不意味着判断能力更强、使用的证据更可靠。学生是否在课堂中主动表达不同观点,可能跟认知能力有关,也可能与个人性格、课堂风格、社会文化底色相关。另一项2019 年的研究也很有意思,Jin 等研究者比较了中美各 20 名生物学专业的大学生,让他们解释和讨论能源消耗的相关问题。研究者区分了科学解释(scientific explanation)与科学论证(scientific argumentation)两种能力。研究发现,中国学生的解释能力强于论证能力,而美国学生则相反。虽然这只是个小样本实验,不能代表两国学生的整体水平,但至少说明,两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是独立发展的。一个人可以非常了解某个现象的科学原理,但不善于对于相关议题展开论证;也可以很熟练地组织立场和反驳,但对相关领域却无法足够深入的知识。那么,最核心的问题就浮出水面:既然我质疑显性的阅读&思辨策略训练在早期开展的必要性,那么它是否完全没有意义?教育心理学期刊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刊登了2019 年的一项研究,Shi 等研究者将西方使用过的对话式的论证教学法引入了中国大陆的初中课堂,参与者是 54 名 11~12 岁的学生,他们围绕不同立场的问题展开讨论,其中还有一部分学生接受了证据使用的训练。结果发现,学生的论证写作能力得到了提高,而且这种能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迁移到未接受训练的新主题上,证据使用能力的训练也同样带来了正面效果。2024 年还有一项更大规模的随机对照实验,涉及4所中国农村中学的2011名八年级学生,教师将批判性思维的显性教学融入日常英语课,每周一次,持续三个月。结果发现,接受训练的学生在批判性思维测验中取得了进步,但是对应的学业成绩并没有出现相应的改善。两项研究放在一起,我觉得结论呼之欲出:显性训练可以强化思维技能,但并不会转化为广泛的学业能力。它更像是在已有能力积累上的一种定向转化,而不是通往智慧心智的必经仪式。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适当对那些宣传的原版教材学习收益祛魅。写到这里我倒是想起了孔子的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古人在数千年前就已经洞悉了知识和思考不能偏废的道理。没有追问的学习,可能只是机械的记忆和重复;而没有知识基础的讨论,大概率也只是肤浅的交换立场。对孩子教育的陪伴者、指导人而言,需要正本清源,认识学科知识学习的价值,阅读好书的价值,观察社会和参与有意义讨论的价值。当孩子需要一套工具来进行推理、评价、分析、论证时,我们可以给他相应的方法,但没有必要认为一套专门设计的英文阅读策略训练的体系是这些能力的核心来源。英语作为一门外语,它有自己必须跨越的语言门槛——词汇知识、句法知识、篇章组织方式等。这些基础知识,并没有因为英语教材增加了批判性思维、全球胜任力和跨学科素养等概念,就发生改变。有人批判《新概念英语》教学内容已经落伍、课程产品已经卖不上价,但语言学习所依赖的基础模块不还是那些吗?国家地理等机构开发的现代原版教材,的确将真实世界题材、丰富的影像信息与语言学习结合起来,带孩子走进广阔世界。但并不意味着教材中列出的几十上百种阅读策略必须成为孩子从小低阶段就有序进行的专项训练——更何况我们的母语也在同步培养。如果孩子长期习惯了老师讲解,花了大量时间标记主张、证据和连接词,填了很多段落/篇章组织的思维导图,却迟迟未提高独立阅读能力,那这套训练体系更是需要重新考虑。真正需要坚持的,仍然是扎实的语言知识学习、持续阅读、学科知识积累、以及在问题面前保持好奇、思考的习惯。它们不如一套精美的工具箱那么诱人,却是更值得投入时间的基石。参考文献:
1. Fan, K., & See, B. H. (2022). How do Chines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compare with other students?: A structured review of the existing evidence.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46, 101145. (https://doi.org/10.1016/j.tsc.2022.101145)
2. Zhao, P., Anderson, C. W., Scott, E., Draney, K., & Kim, J. (2019). How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ents construct explanations of carbon-transforming processes. Eurasia Journal of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15(6), Article em1688.
(https://doi.org/10.29333/ejmste/103067)
3. Jin, H., Hokayem, H., Wang, S., & Wei, X. (2016). A US-China interview study: Biology students’ argumentation and explanation about energy consumption issu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14(6), 1037–1057. (https://doi.org/10.1007/s10763-015-9651-4)4. Fan, K. (2024). Can the infusion teaching of critical thinking improve Chinese secondary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nd academic attainment? Findings from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53, Article 101597. (https://doi.org/10.1016/j.tsc.2024.101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