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课本换了一半
- 2026-11-18 22:40:26

引 言
Preface
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匡仲谋先生创学于杨墅,弦歌始作。百二十年间,校名屡易,由私立而县立,由县立而省属;匡中县中省锡中,三名一号,一脉相承。二〇二七年,恰周两甲子。旧者不守,则根无所系;新者不启,则道无所行。爰标“存古开新”四字为此编之纲,先述鼎革之际一段系列旧事,以俟来者。

《鼎革之际:私立匡村中学的接管与转制》系列之五 ·
课程、教材与考试(1949—1952)
一九五〇年前后,匡村中学的教室里出现过一种奇怪的情形。
理化课上,学生捧着的还是民国年间的商务版教科书,欧姆定律、波义耳定律,一个字没改;语文课上,讲的已经是《谁是最可爱的人》。
学生一只耳朵听“欧姆定律”,另一只耳朵听“最可爱的人”。两套语言,同时在一间教室里走。
这就是那三年课程改革的真实样子:不是一刀切下去,而是换了一半、留了一半。
PART.01
学制没动,动的是内容
学制没有变。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与民国时期一样。变的是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
政治课的内容,三年里改了几次:一九四九年以《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为主,一九五一年增加《中国革命常识》,一九五二年配合“三反”“五反”,加强时事政策教育。

这类课没有统一教材,讲得详略,全看教师自己的底子。徐绍鉴以政治辅导处主任兼高一甲班班主任,教两个班的高中政治,政治课实际上由他一个人包下来。
一个从公安干校出来的人,白天管思想、管团、管政治课,晚上备课。这样的配置,在1950年代初的乡村中学很常见——不是编制充裕,是实在没人。
教学标准方面,学校原有自己的主张,叫“闭门造车,出门能合辙”——“迁就敷衍,固所唾弃,但揠苗助长,亦所不取”,所以各科标准一律照部颁执行,不作迁就。
这话出自匡中时期的教学总结,精神却延续到解放初期:一九五〇年部颁教学计划下来,学校就照着表格排课,不敢自己增减。
“闭门造车”四个字,本来是贬义,被这所学校用成了褒义:关起门来把课教扎实,出门才能对上国家的规矩。
(配图:1919年《锡报》刊载匡村中学改选校董 )
PART.02
课表:七千二百学时
一九四九年九月,各校改用苏南行政公署选定的新教材。旧制的“公民”“党义”“童子军”“军训”各科一律废止,新设政治课,讲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常识。
一九五〇年,教育部颁《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初高中各三年,六年总教学时数七千二百学时,列政治、语文、数学、自然(含植物、动物、达尔文基础、生理卫生)、生物、化学、物理、历史、地理、外国语、体育、音乐、美术、制图各科。

七千二百学时,摊到六年,每年一千二百学时,每周三十节上下。这个强度,与今天的高中相比不算轻。
一九五一年,全省中小学开始使用全国统编的十二年制教材;一九五二年取消自然课,内容并入生物、地理、化学。
教材的新旧,参差不齐。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几科,大多沿用旧课本,因为知识系统还能衔接;语文、历史则删去反动内容,补充老解放区教材和新华社文选。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新旧并陈,师生同堂,一边是民国的课本,一边是新中国的声音。
PART.03
教法:从“讲解—问答—练习”开始
教学方法上面也有明令。
一九五一年,苏南行署文教处颁《中学暂行规程(草案)》,提出“上课为教学的基本形式”,要求教师集体备课,部分学校还实行学生科代表制度。
一九五二年三月,全省执行教育部《中学暂行规程(草案)》,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五爱作为德育的纲目。





本校教师集会备课、互相听课,从此渐渐成为常规。
但课堂教学的组织,这三年里大多还是讲解、问答、练习的老办法,只是明令“上课为教学的基本形式”,反对拿课外活动代替课堂教学。一九五三年以后才开始用组织教学、检查复习、传授新知识、复习巩固、布置作业这五步;一九五一年那句“基本形式”,算是它的前身。
考试制度因旧而增减。民国旧制分学业考察、临时考试、学期考试、毕业考试四种,民国三十四年还有省会考的规定;建国以后改为平时测验、期中考试、学期考试三类,毕业考试仍然保留。(按:志书原文“学习考察”,当为“学业考察”。)

PART.04
招生:从自己出题,到带着名单下乡
招生制度,三年里有一大变化。
民国以至解放初,各校自行命题、自行考试、自行录取。一九五二年秋,全省第一次实行初中升高中统一考试。
校友强文义当时初中毕业,亲历其事,记得很清楚:“1952年秋我们初中毕业,那时省里第一次实行初中升高中全省统考。当时校领导在得到上级的支持后,决定把全县几所中学的优秀毕业生都集中到县中来。当时县中的副校长徐绍鉴老师到洛社、立人、天一、玉祁等中学选拔,把这些学校的优秀学生全集中到县中来上高中,记得那时洛社中学的学生会主席许振华,团总支书记陈瑞净。立人中学的学生会主席和团总支书记吴清和、徐燕申,玉祁中学的边如奎、边毓土、吴菊英等,县中自己的好学生冯伯音、管伯仁、冯锦仪等当然都留下。”
这已经不是自己出题、自己录取的老规矩,而是带着名单下乡、按学校挑人。
一所乡村中学能到邻校去“选拔”,底气一半来自转制,一半来自前三年攒下的信誉。
而这批被“挑”来的学生,也确实不一样。强文义说,他们“是52年招生从全县初中毕业生中优选来的,其特点是大多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团员多,学生干部多,有三四所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或团支部书记,所以不仅成绩优秀,也有较强的工作能力”。
三年后,一九五五年,公办后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五十四人,仅有两人落榜,其中两位同学被保送留苏。
五十四人毕业,五十二人升学。这是一九五五年的果,因却种在一九五二年的招生上。
至于本章时限之内升学多少人,史料没有记载,宁可不写,也不替它补数。
(配图:无锡县人民政府接管私立无锡匡村中学令)
PART.05
规模:一组档案里的数字
招生的规模,可以查档案。

三年之间,学生增加三百七十四人,教职员增加二十人,班数增加三班。
其中一九五〇年班数减少而学生增加,可能是高中班毕业、班额扩大、统计口径不同等原因,史料不足,本稿只记这个现象,不作推断。
PART.06
八门课,八个人
教师的配备,也有材料可查。
强文义记一九五二年秋高一开学时的任课教师:“代数老师是钱锡范,化学老师是黄瑞清,物理老师是蒋中年,几何老师是何其正,外语老师是宿建秋,语文老师是苏疏尉,生物老师是蒋嘉英,政治老师是包禾全”。
八门课八个人,都是当时挑得出来的人,后来大多成了本校的教学骨干,钱锡范、黄瑞清两位尤其是转制以后的台柱。

PART.07
课桌之外:补习班、附小、夜校
本校的招生,还有一个来路:补习班。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苏南行署文教处颁《初中补习班暂行办法》,规定补习班开设初中程度的语文、数学、史地常识、自然常识等科。土地改革以后,各乡纷纷办起初中的补习班,为失学青年补课。
强文义就是从补习班出来的,他记得那间教室:“在‘家地主家的大房子里用门板搭成课桌,请了三位待业在家的老师,办了初一、初二两个班”。
门板搭的课桌,三个待业的老师,两个班。三年之后,这个从门板课桌前站起来的学生考进本校初三插班,再升高中,再考大学。他写那时的感受:“宁静的校园,优良的校风,淳朴的传统使我们人生的航程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那时候乡村青年读书的路,就是这么曲折。
本校还有附设小学,这个制度到一九五二年仍然存在。蔡一平回忆解放初的校纪,是把“匡村中学及附设小学”合在一起说的。中学附小是匡村学校旧制的遗留: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初中、高中四部同在一个园子里。一九五二年转公办以后,小学部是存是废、是分是合,手头史料没有记载,存疑。
校门之外,还有夜校和冬学。一九四九年春,本校办工农夜校,校工杨汉根进夜校学代数、几何,又自学英语、书法。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苏南行署文教处在查桥、山河、关泾、北夏试点冬学;四月二十六日,东石园总结会议推广无锡县的冬学经验。一九五一年六月,县里成立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
本校师生在课余、假日为农民办冬学、教识字,几种史料都有记载,至于具体班数人数,没有材料,只述其事,不列其数。
下篇预告:
课表换了,学生的行动也换了。土改时他们丈量土地、填发土地证;镇反时他们在走廊上捡到一张传单,顺藤摸瓜查出一个潜伏特务;抗美援朝时,二百多名高中生里有百分之八十五上台报名。下一篇《一担稻米,一朵红花》,讲这三年里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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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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