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西部建平县与凌源市的交界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不是单一的遗址，而是一个遗址群。自1970年代末开始，在其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十三和第十六地点开展过系统的考古工作。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主体是一个具有神庙性质的建筑和一个大型平台，还有仓库性质的附属建筑和祭祀坑等;第二、第三、第五、第十六地点均为积石冢，尤以第二地点积石冢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随葬品最丰富;第十三地点则很可能是一个大型的祭坛。在牛河梁遗址内，神庙、祭坛、积石冢群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牛河梁遗址多种形式的礼仪建筑、精雕细琢的随葬玉器和纹饰绚丽的彩陶祭器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普遍认为红山文化已经产生阶层分化和社会分工，积石冢墓葬的主人被认为不仅掌握神权，而且还掌握政权，红山文化可能具有高度的统一性。
——《2014年牛河梁遗址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研究》，《华夏考古》2015年第3期。
牛河梁遗址三重圆祭坛（以下简称“三重圆祭坛”），位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地点中部，是一近正圆坛型建筑。该坛“形制、结构以及用料、砌筑方法均与诸积石冢差别甚大，也无墓葬发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将其确定为祭坛。三重圆祭坛规模宏大、设计精美、特点鲜明，祭祀内涵丰富，文明成就不可低估。
三重圆祭坛坛体由三层以立石为界桩的圆形阶台组成，界桩圈分别框定三层坛面。三层圆形界桩圈直径由内到外分别为11米、15.6米、22米，可以看出界桩圈直径关系非等差、近等比，即界桩圈内圆与中圆直径之比约等于中圆与外圆直径之比，此比值恰好为正方形边长与对角线长度之比，因此界桩圈内圆的外切正方形正是中圆的内接正方形，中圆的外切正方形也正是外圆的内接正方形。如果我们就此还原三重圆祭坛的地表制图过程，可能是当时人先以坛体中心位置为圆心，作直径为11米的界桩内圆，再以坛体中心位置作垂线分别交于内圆四个交点，继而在垂线与圆交点位置再作垂线的垂线，形成一个地表正方形，然后以坛体中心位置为圆心，以圆心到正方形交点距离为半径作直径为15.6米的界桩中圆。同理，再继续通过“由圆成方”“由方成圆”的方法作直径为22米的界桩外圆，形成三层界桩圈，继而建成三重圆祭坛。如果推测成立，说明“当时红山人已掌握‘北庙南坛’‘圆内接正方形’‘圆外切正方形’‘正方形的内接圆’和‘正方形的外接圆’等概念的结构关系”，确立了“由圆成方”“由方成圆”“规矩并用”的数学理念。
三重圆祭坛建于海拔625米的一鞍脊状山岗上。坛体的三层阶台，每层都以排列的立石组成界桩。界桩立石为淡红色的安山岩，形状较为规则，多为五条棱的柱状多棱体。这些有特殊需求的数量巨大的石桩，需要到几十里外甚至更远的地方去采集和运输，而山岗周围至今没有发现同期居住址的明显迹象，如此庞大的工程只有相当大的群体才能完成。三重圆祭坛所在牛河梁第二地点并非随意选址，其与牛河梁第五、第十、第十三等遗址，都基本处于第一地点女神庙与山台以南的中轴线上，这是当时建筑群的主导方向。这一庞大的相互关联的建筑群必然要统一选址、整体设计、规划建筑，没有一个强大的组织机构的统筹管理是无法想象的。
——《谈牛河梁遗址三重圆祭坛的文化意蕴》，《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苏秉琦先生最先认识到牛河梁、东山嘴一系列发现的重大意义，认为红山文化的“坛、庙、冢”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提炼出“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用词简洁而内涵深刻的理论性总结。
综合考察各积石冢群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可以发现牛河梁地区的20余处积石冢群至少存在个等级，即以第二地点为代表的最高等级，以第五和十六地点为代表的中间等级，以第地点为代表的最低等级。由此看来，以牛河梁地区积石冢为代表的红山义化晚期社会内部已经现了明确的3个层级的等级分化。
埋葬在牛河梁积石冢群之内的人们，至少可以划分为六个等级，而这种不同等级的人在数量上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状态，即顶部或靠近顶部的人数较少，基底或靠近基底的人数较多。面对这样的分化和分层等现象，显然无法将其解释为平等社会。如果这些墓葬的宏大规模代表着权力和地位，精致的礼仪用玉代表着权力和财富，那么红山文化晚期的牛河梁地区确定无疑已经进入了分层社会阶段。
我们认为以牛河梁地区高等级墓葬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社会上层，多数可能是执掌沟通天地大权的巫师或祭司。如果认为社会分化达到较高程度的牛河梁地区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的行列，那么这种早期国家的特质或者核心内涵就是依靠巫术和宗教的力量来贯彻其管理职能。可见，红山文化走向分层社会的发展道路或文明化进程，是与中原、海岱地区完全不同的模式和类型。同时，与环太湖和江汉地区之间既有共性，也存在着显著区别。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鸿篇力作——读<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考古》201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