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邑魂— 中国编写通俗小学教科书第一人陈荣衮
开蒙拓路启妇孺,白话新编扫旧风。
一卷课本承薪火,百年教育忆此翁。
陈荣衮(1862—1922),字子褒,号耐庵,广东新会外海乡人,近代著名教育家、倡导白话文的第一人。被誉为“中国编写通俗小学教科书第一人”。自诩“妇孺之仆”外号,表示致力于启蒙教育事业的决心。
陈荣衮于1878年中秀才,后在广州六榕寺附近设馆教学。光绪十九年应乡试,第五名举人,膺五经魁(名列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至第五名称为经魁),名列第八名康有为之前。 因叹服康有为的文章,拜在康有为门下,与同乡梁启超、梁启勋兄弟及清末启蒙教育家卢湘父同学于“万木草堂”攻读。除学习经史之外, 还常到双门底“圣教书院”阅读教会翻印的西方书籍,兼学英文。
1895年春,陈上京会试,参加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公车上书”签名活动,后又参加“强学会”, 倡导维新。同时,开始编撰《 妇孺须知》、《 妇孺浅解》,出版《 幼雅》一书,撰文《 俗话说》, 主张讲俗语、写俗字。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变法失败, 他东渡日本,在《 东亚报》社主任韩文学、 主编侨本海关帮助下,遍访各地中、小学校,考察教育方法, 受到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办的“庆应义塾”的启发,决心进行教育救国。1899年,他发表一篇题为《八股文言之祸亡中国》的文章,公开炮轰八股文,提倡报纸宜改用白话文,也正是这篇文章,奠定了他为主张应用白话文第一人的地位。
1899年,陈荣衮回国,他投身教育和编写妇孺课本, 多地办学,使用改良的白话文课本。组织香山、新会、新宁等地20多名塾师成立“教育学会”,后改名“蒙学会”。1900年起, 陈编印多种妇孺读本为教学教材,主要有《 妇孺三字书》、《 妇孺四字书》、《 妇孺五字经》, 以通俗白话文体,动用日常生活及用品为内容, 为我国最早的白话文童蒙课本。此后十多年,他在教学中陆续编写各种妇孺课文及参考书, 计有《 妇孺新读本》、《 妇孺论说入门》、《 妇孺学约》、 《 妇孺中国舆地略》、《 妇孺信礼材料》等共数十种之多。 此外,还编著《 教育说略》等书,编辑《 妇孺报》、《 妇孺杂志》等, 时人称他为改革启蒙教材的先驱。
如三字经里,开篇就是儿童礼仪的“早起身,下床去,先洒水,后扫地,开窗门,抹台椅。洗完面,入学堂。见先生,要叫声。坐书位,即读书。读熟书,又写字。”
童趣的文字“我所住,住高楼。青草地,打千秋。放纸鹞,踢皮球。打锣鼓,弹琵琶。带支剑,骑匹马。”
劝学的文字“狗守门,牛耕田,蛛结网,蚕吐丝,蜂采蜜,蚌衔珠,此动物,亦有知。我做人,勤读书,若不学,非所宜。”许多内地书商在广州、佛山等地大量翻印其教材,各地私塾、学校将其教材奉为指定用书,据说即便是到上世纪80年代,港澳一带老人家,讲及其中章句,仍不自觉朗朗上口、倒背如流。
为实现办学理想,他便选择来到了中西文化交汇,且当地华人教育尚不发达的澳门,与其弟弟陈子韶创办了子褒学校(后改为灌根学校),这是澳门第一所新式学校,也是当时澳门最具规模的学校。1903年起, 陈办的“灌根学塾”兼收女生,为我国男女同校最早的学校之一。
除了办全日制义学之外,为了满足白天工作的贫民子弟学习愿望,又在澳门高尾街创办灌根劳工夜学,也堪称是开设“夜校培训班”第一人。他说:“义学者,救中国之命脉也。”后陆续开办佩根平民义学、 赞化平民义学等,受到澳门人士好评,称他为“福翁”。
1918年,灌根学堂迁至香港,后改称“子褒学校”,分为男女两校。男校称子褒学校,陈自任校长;女校称为子褒女校,陈的女儿任校长。两校共有学生数百人。次年与基督教友创办“联爱会工读义学”、 “联爱女校”、“圣士提反义学”等。他所办的学校,成绩优良, 故被誉为“东方之辈斯塔洛齐”。 后来,招收女生的风气盛极一时,影响到中山、四邑等地,甚至出现了不少母子同堂学习的新奇现象。
他曾任全国孔教协会总干事,对弘杨孔教颇有贡献。
1922年5月29日,陈荣衮在香港病逝,终年60岁。而晚年信奉基督教的他安葬于香港薄扶林道中华基督教墓地。
一生培养了众多学生,香港、澳门知名人士利铭泽、陈德芸等均受业陈门。其中两位得意门生。一位是著名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创办人萧友梅。另一位是岭南才女、诗人、画家、广东文献专家冼玉清教授。他的门人出版了《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收录了陈氏自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来的教育论文、随笔、感悟140多篇,合计20多万字。他与朋友、学生讨论教育改革的大量往来书信。
此书的出版,经历了众多磨难,堪称传奇,顺便一绪:陈荣衮生前对自己所写的关于教育改革的论文甚为珍视,在其身体康健时曾亲自整理这部书稿。他病逝后,其所遗留的教育类手稿由其女儿陈翘学悉心保存。陈门弟子最后决议由冼玉清保存并对其遗稿继续进行细致整理、校对,最后形成了雏形。但是,就在正要和出版社商议出版之时,“七七事变”爆发,出版工程被迫延后。手稿在存岭南大学冼氏馆中,沦陷后无从检取。而其弟子朗若所藏未编校之本,幸运的寄回新会潮连乡,后辗转携至澳门。1941年,由冼玉清带着《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书稿到香港,找香港商务印书馆洽谈出版事宜。谁料12月25日,日寇悍然入侵香港。香港沦陷之后,香港商务印书馆的北角印刷工厂也不幸陷于日寇之手,大量珍贵文化材料毁于兵火。万幸的是,书稿被商务印书馆某负责人冒死抢救出来。1945年抗战胜利后,冼玉清致函香港商务印书馆,查询书稿的踪迹。但是,由于商务印书馆具体经办者发生人事变动,查得书稿已不在香港。在1951年的春天,书稿重新现世,原来当年这部书稿从印刷工厂被抢救出来后,被辗转运送到上海,保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档案室中。书稿失而复得,冼玉清深感这部饱经劫难的书稿弥足珍贵,应该尽快出版,最终在1953年得以顺利出版。从陈子褒逝世到文集出版,耗时达三十年,最终令这部反映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先驱思想的好书流传后世。
陈荣衮是中国“改良教育前驱者”,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界的三项第一。其一,陈是中国近代教育界创作新式教科书的第一人。他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率先撰写《妇孺须知》一书,被视为中国近代最早面世的新式教科书。其二,陈是倡导男女同校共读的第一人。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创办的新式学校就实现男女同校,开风气之先。 其三,陈主持的学校最早废除小学读经教学,实行白话文教材教学,获得“教育界改革先驱”之美誉。百年之后我们仍能感受到这位教育先驱“开蒙启智、救国救民”的赤诚之心,他的精神如薪火相传,照亮中国教育的前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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