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向关注传播的内容，但是现在随着传播媒介急遽的更新换代，人们开始意识到，媒介形态本身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最早的传播活动是借助语言进行的，由于言语的稍纵即逝，具有特殊记忆力的人便拥有了一定的话语特权，这就是历史上祭司之类的人为什么一定程度上控制酋长的原因。
随着文字及其书写材料的出现，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当年苏格拉底反对使用文字，因为一旦使用文字，识字的人远比记忆非凡的人多得多，那些独占精神世界的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文字的使用本身，构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会传播中来。但是，文字本身也造成新的社会隔阂，因为它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字世界，造成识字者与文盲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说话是通过生活就能获得的能力，识字和书写则需要长期的学习，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掌握这种技艺并成为统治者，构成一种等级性极强的线性的社会权力链。
文字虽然可以较长久地记录下历史的信息，然而手写文字对信息的复制效率过于低下，难以形成规模化的传播，社会交流的扩大要求人们设想文字书写复制的传播技术，于是，印刷术应运而生。
印刷术的发明通常被视为信息传播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11世纪的中国人毕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但在几百年内，这一发明并没有被用于新闻的规模化传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58/1987：6）就此写道：“印刷术是中国早就有的；但是，只是为了付印而且通过付印才成其为作品的那种印刷品（尤其是报纸和期刊），却只是在西方才得以问世。”当时的中国缺乏新闻传播的规模化社会需要，恐怕是首要原因；其次，笔划繁多的古代汉字，用胶泥塑造字模也十分困难。1450年前后，德国人约翰·古登堡重新发明出活字印刷术，一开始就是金属字模，在发明过程中，这项技术即被广泛应用。1448-1450年，欧洲246个城市建立了1099个印刷所，印刷了4万种共1200万册书（董进泉，1988：347）。“社会需要”刺激传播技术的创造，看来是一条规律。
大批宗教书籍、记事性小册子以及印刷新闻纸的出版，使得被垄断在中世纪僧侣阶层的文化得以迅速传播到世俗社会，新思想的涌现成为统治者无法遏制的潮流。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就此写道：“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业已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接受较高级的教育的状况。在知识领域也出现劳动分工了。新出现的法学家把僧侣们从一系列很有势力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人民出版社，1959：391）显然，印刷术又一次造成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它造就了信息传播向社会下层转移的契机，印刷媒体成为第一种规模人群可以共同接触的传媒，并为启动公共教育提供了充分条件。
印刷文化蕴藏了最近数百年人类的深刻思考，但是，它的解放意义仍然是有限的，它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又形成了新的传播垄断，因为数量巨大的没有足够读写能力的人自然被排除在外，传播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了知识本身。印刷传媒内容的复杂和理解循序渐进的特点，造成阅读群体明显的等级差异和相互间交往的隔绝。不过，现代新闻传播毕竟首先开始于一种印刷媒介——报纸和期刊。随着19世纪中叶工业化国家普及国民教育、废除知识税，报刊以货币的最小单位的低价得以进入千家万户。信息流动的加快，打破了社会的封闭状态，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众传播首次显现出自己的力量。
从19世纪的电报、电话、电影，到20世纪的广播、电视、卫星通讯、计算机网络，电子媒介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电子媒介打破了传播的文化条件的限制。电话、广播诉诸人的听觉，电视、网络传播同时诉诸听觉和视觉，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人也能够通过自己的耳朵、眼睛获得信息。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它把人们的视觉和听觉都调动了起来，将鲜活生动的声音和画面展现在人们面前。无形中，电子媒介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
电子媒介使得使用者不再与既定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相关联，而传统的文字传播则是人的特定身份的标志。电报是第一个使人体运动与信息运动分离的发明。电话无形中打破了个体间保持适当距离的社会规则，它无一例外地获得了只有在朋友和情侣间才被允许的耳边呢喃的距离，手机电话则完全实现了“只要有电话就有家”的理想状态。电视将不同类型的人群带到了相同的场景，于是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电视面前变得模糊了，而网络传播则进一步提供了隐去身份、同步参与交流的条件。
特别是电视与网络传播，构成了最为广泛的公共领域，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共享，它们将原来属于各个社会层面内部的场景推到了前台，从而整合了信息系统。声调和画面，无论经过怎样的准备，一旦显现，情感、情绪的隐秘就不可能完全被遮蔽。以往被间隔在人际交往和印刷传媒狭小空间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某些地点和方面的神秘正在消失。公开与私下场合的模糊，使得社会对许多模糊的社会类别给予了更多的宽容。
电子媒介克服了空间的隔离，不再使人们限制在一个给定的信息系统中。例如，儿童通过各种电子传媒可以直接体会许多成人的观念和感觉；女性与男性获取信息的差异明显减少；权力机构的信息系统不得不适当公开。
电子媒介无形中创造着新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例如在许多情况下，传媒报道一种态度的转变可以取代必须的行动，公开的民意调查部分替代了大街上的示威游行。当电子传媒使“距离”的意义消失时，人与人接近在道德上便是一种好的选择。
现在，继续分别讨论印刷、广播、电视、电话、网络传播的意义正在减弱。所有的传媒技术上数字化已经成为可能，“传播媒介”正在作为一个包容性术语。这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既有正面的，当然也有许多意料不到的法律和道德的新问题。
今天的学生可以戴着耳机、看着电视、在网上与别人聊着天，同时做着作业，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单一的感觉。如果研究传媒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了解新生代对新传媒的感受能力，将有利于得出理性而全面的结论。
2003年起，两种新的传播媒介开始被学界注意，这就被称为“第五媒体”的手机短信，以及数码相机（DV）。
手机短信是一种延长时间而不是缩短时间的传播方式。它对社会和日常生活产生的冲击力，不是来自信息交换的内容，而是来自它的发送数码技术、发送方式这些形式主义要素。这使得传播过程更倾向于强调延续关系，而不是强化内容或追求一种个性化的传播方式。符号成为被延缓的“在场”，接受方式由静态向动态演变；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完满结合；互动及时实现，信息自主选择。DV导致影像方面的革命，使大众传播“传-受”失衡状况得到改善。由于DV使用便利和经济上廉价的优点，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公众进入媒介的技术障碍和经济障碍。
当我们自豪地回顾数百年来传播科技如何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的时候，忧虑也同样相伴着。一旦这些不断更新的传播科技成为我们生活中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那么一种新的异化或统治便产生了。我们可能成为新的传播科技的奴隶，而痴迷于电视、网络的现象不过是一种极端的表现。科技的合理性也就是控制的合理性，即统治的合理性。人们创造了新的传播科技，会不会反过来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异化？不论未来的传播科技会变化出多少更新鲜的媒介形态，这个问题始终应引起我们的警觉与思考。于是，一个新的传播学研究的视角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如美国学者保罗·利文森（Paul Levinson）（1997/2002：10）所说：“任何信息技术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复杂的意料之外的结果，加上我们能够对信息技术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和可能的调整———我们登上了一个有关信息技术发展历史和发展未来的旅程，一个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对我们的世界产生影响的旅程，一个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如何影响未来世界的旅程。”
